和平是人类追求的美好目标，但其过程却是曲折的，和平主义也面临着现实与理论两个维度的挑战。
在现实层面，和平主义面临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严峻挑战。在传统安全方面，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邓小平曾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15]冷战结束后，虽然维持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增长，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没有退出国际政治的舞台，而是不断变换形式粉墨登场，如所谓的“新干涉主义”。冷战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妄图构建“世界新秩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干涉例外论”“主权过时论”等论调为基础，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和“人权无国界”等观点。这便成为新干涉主义（New Interventionism）的肇始。新干涉主义既是一种思潮，又是一种外交策略，并且日益成为一种政治行为模式。与之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奉行“强权即公理”的原则通过占领别国领土等方式直接控制别国主权的传统干涉主义相比，新干涉主义主要指某些有实力的西方国家和国际集团以人道主义救助和捍卫西方共同价值观为借口，以经济、政治及军事等手段，力促他国发生有利于美国和整个西方的政权或政策变化，使国际秩序的重构有利于西方。新干涉主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隐蔽性，而且由于其身披合法外衣的表象，加之西方国家对国际主流媒体和舆论的控制，还会衍生出一大批明火执仗为其辩护甚至摇旗呐喊的个人或群体。从这一点上讲，新干涉主义作为霸权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其危害的深度和广度不可低估。
在非传统安全方面，恐怖主义势力、分裂主义势力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三股势力通常生存、发展于社会政治矛盾尖锐，社会关系、国家制度遭受破坏，政治异常动荡的地区和时期。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甚至相互交织配合，加剧社会与民族对立，危及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危害国家主权，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尤需关注的是，某些国家为服务于其大国竞争战略，在国际反恐等问题上持双重标准，甚至为“三股势力”张目，致使国际与地区安全问题更加复杂。此外，贫困、流行病、气候变暖等问题也容易成为滋生暴力的土壤，危及人类福祉。从这个角度来说，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人类实现普遍安全的“一体两面”，需要统筹兼顾，相互促进。
从理论上来看，和平主义面临着诸多批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和平主义充满了理想色彩，是“新乌托邦主义”，缺少现实可行性。以绿色和平主义为例。他们关注的生态环境、人口发展、军备竞赛等问题虽然重要，但其提出的解决思路与方案却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比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建立平等的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超越意识形态之争放弃东西方对抗、解散北约并撤走核武器、放弃暴力等等。二是绝对和平主义主张过于简单化，甚至于激进化。绝对和平主义过度渲染经济和外交的作用，强调国家间矛盾可用经济杠杆和国际法来解决，甚至认为通过给予对方经济好处，就能促进谈判解决被占领土主权问题。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观念，既无理论依据，也无事实例证。他们没有认识到国际关系所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以及战争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反对一切战争与暴力手段，然而人性并不完美，国际社会更是存在诸多矛盾与纷争。如果将“非暴力原则”绝对化，可能会导致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发生。这实际上不是对和平的贡献，而是对和平的破坏。历史事实表明，那种认为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不应该以任何形式进行或参与战争的看法，是过于绝对的；那种认为战争既不人道也不合理，防止战争应当永远都是国家政策的首选，但有时进行或参与战争也有其必要性的看法更为现实与理智。
追求和平，反对战争，共享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和平主义”理念尽管遭受到质疑，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但它致力于实现普遍和平的目标契合了人们的期待，并将激励着人们在追求和平理想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陈积敏，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思潮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冯振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1]刘炳香：《历史的另一面：欧洲和平主义思潮（1889—1914年）》，《历史教学》2011年第3期，第63页。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页。
[3]王泽应：《中国和平主义伦理论纲》，《求索》2018年第3期，第181页。
[4]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16日。
[5]曹刚：《论和平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63页。(www.xing528.com)
[6]田涛：《欧美和平运动与近代中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55页。
[7]参见徐蓝：《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欧美和平运动的发展》，《世界历史》2014年第1期，第4—5页。
[8]曹刚：《论和平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65—66页。
[9]杨通进：《战争、和平与道德——兼论和平主义的可能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96页。
[10]戴卫东、王卫平：《池田大作及其和平思想》，《日本学刊》2003年第5期，第139—141页。
[11]郭树永：《评“国际制度和平论”》，《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35页。
[12]罗伯特·J·阿特、罗伯特·杰维斯著，陈积敏等译：《政治的细节》，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1页。
[13]夏路：《联合国维和：集体安全？》，《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77页。
[14]李金祥：《联合国制裁制度改革的历程和对中国的启示》，《人力资源管理》2016年第9期，第8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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