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大变局中的主要理论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就维持世界和平的路径提出了多种理论范式。例如，以罗伯特·吉尔平为代表的“霸权稳定论”主张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是需要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霸权国家存在。然而，霸权国家最终难逃衰落的命运，国际社会又将会陷入不平衡状态，动荡与纷争也将随着霸权国家的衰败而起，“无霸则乱，有霸才稳，霸主自耗，霸权必衰”是他们的理论逻辑。与之相对应的是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他们认为，尽管霸权国家会衰落，但霸权衰落并不必然导致混乱与动荡。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强以及国际制度的建立为国家间合作提供了动力与保障。在其看来，制度安排能够提供国际交往的信息，降低国际合作的成本，增加合作与交流的可信度，加大成员国对其他成员国未来行为的稳定预期，从而使得国际关系行为体和国际社会处于一种可循的、有序的状态。^[11]

“民主和平论”是冷战后风行西方世界的国家关系理论之一，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关于自由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建立“永久和平”的设想。他认为，由于共和制国家比其他政体更乐意接受一个和平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因此它们更为和平，并强化建立在自由国家联盟之上的国际法则。1983年，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和外交事务》一文中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同另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从不打仗”的命题，被学术界认为是“民主和平论”的创始人。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民主和平论”的影响不大。进入90年代以后，这一理论开始引起关注，并影响到政策领域。1994年，克林顿（William J.Clinton）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表示，维护美国安全、建立持久和平最好的战略就是支持各地的民主发展。民主国家不会互相攻击，他们形成更好的贸易伙伴与外交伙伴关系。当然，这一理论也引发了不少争论。1996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等人将讨论“民主和平论”的文章汇编成书，以《对民主和平的辩论》为题出版。

“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包括：（1）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民主国家”虽然存在着许多利益冲突，但它们之间很少（或从不）发生战争，因为它们认为武力不是解决矛盾冲突的合适方式。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两方面因素：从制度上讲是因为民主政治制度的约束，即国内政治机构的平衡和公共舆论的监督；从规范和文化上讲是因为民主国家拥有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民主文化，它们之间能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相互妥协。（2）转型中的民主化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Mansfield）与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在《民主化与战争》一文中将国家分为五种类型，即民主型（democracy）、专制型（autocracy）、混合型（mixed regime）、由专制型向民主型过渡（autocracy to democracy）和由混合型向民主型过渡（mixed regime to democracy）。他们通过对过去200年政权类别与战争关系的统计分析得出结论，两种向民主过渡型国家最倾向于同他国进行战争，而民主型、专制型和混合型国家则较少倾向于战争。2002年，他们在《民主转型、制度力量与战争》一文中进一步强调了上述观点，指出转型民主国家“往往是战争的发起者……向民主制转型比转向专制更可能产生敌意”。（3）“民主国家”不回避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民主规范对民主国家有制约作用，民主国家愿意用说理、妥协等和平方式来解决彼此的矛盾和冲突，并且认为其他民主国家也是如此。即使一个民主国家先做出忍让，它认为也是值得的。但这样的规范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并不发挥作用，民主国家不再“克制”，甚至会采取严厉的方式（如军事打击等）解决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与非自由国家打交道时，自由国家同其他任何形式的政体和社会一样，都是进攻性的、好战的”^[12]。(www.xing528.com)

“民主和平论”存在某些合理的因素，如经验证据表明二战后民主国家之间未发生过战争、民主国家内部存在权力制约与平衡机制等。但“民主和平论”也存在重大矛盾与缺陷，如认为民主国家在与非民主国家交往时同样有进行战争的倾向，这与其所宣扬的民主国家在战争问题上能够“自律”的判断相悖。“民主和平论”认为，基于国内政治对一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性，要从国家“民主化”着手，才能达到国际政治的和平状态。因而，对外扩展民主便成为实现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这实际上为霸权主义、干涉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国际政治事实表明，霸权主义、干涉主义等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挑战之一。

集体安全是国际社会设想的、以集体的力量威慑或制止其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维护每一个国家之安全的国际安全保障机制，是国际关系中“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原则的推广。集体安全包含威慑原则与普遍性原则。威慑原则是试图使用武力的行为体将遭到反侵略国际联盟的反击。普遍性原则是所有国家对侵略者存在一致认知，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以适当的方式加入到反侵略的行动中。^[13]可见，“共享安全、共担风险”是其主要特点，通过采取外交、经济、军事制裁等手段去威慑和制止侵略，以国际社会的整体安全求得各国自身的安全。一战后创建的国联与二战结束前成立的联合国都是集体安全设想的重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