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和平”理念一直存续于各自文化当中，这也为“和平主义”思想奠定了伦理基础。就本质而言，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实际上就是一种和平主义伦理观的反映。就人与自然而言，中国崇尚“天人合一”，强调人与宇宙万物的整体性、和谐性和统一性。即便是古代帝王也要“受命于天”“奉天承运”。长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视“中和”为天地万物的根本、流贯宇宙的法则，以及衡量人伦的标准。[3]就国家间关系而言，中国秉持“协和万邦”的理念。儒家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主张“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意即人民和谐相处，国家友好交往。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中国人崇尚与追求君子之交。《论语》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道明了人际关系和谐的关键，而和谐人际关系是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就个人修养而言，中国人注重“修身”，讲究“仁爱”，追求良好德行，诸如“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等箴言均体现出这一思想。可见，“和合”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也是追求和平的重要伦理支撑，“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4]。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与契约论思想是和平主义的重要伦理基础。早期基督徒推崇“非暴力”思想，他们甚至拒服兵役、反对战争。在他们看来，所有基督徒都是兄弟，不能让自己的兄弟姐妹流血，只能用精神之剑而非物质之剑来解决矛盾。《圣经》有许多关于和平的阐述，如“爱你的敌人”“受保护的人是和平的缔造者”“把你的剑放入剑鞘”，等等。契约论思想也是西方和平主义的另一个重要伦理基础。霍布斯是契约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因而造就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为了摆脱这种状态，人们必须运用自身理性签订“寻求和平，信守和平”的和平契约，以进入文明社会的时代。这种契约关系是一种合意的关系，彼此自愿加入，缔约方彼此独立而又平等，在互惠的过程中孕育了和平的善意。[5](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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