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经历了纳粹德国种种事件，集历史学家和亲历者于一身的美国人威廉·夏伊勒在描述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那一幕时写道：“那个年方43、留着查理·卓别林式的胡子的人，那个年轻时候在维也纳做过一事无成的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无名小卒的人，那个在战后最初那些黯淡的日子里在慕尼黑无人闻问的倒霉蛋，那个啤酒馆政变中有点滑稽的领袖，那个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的煽动家，已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了。”[8]当时虽然有人不安，但没有人想到他会把全世界几十亿人口投入战争的搅肉机，给世界带来空前的大劫难。
1945年4月30日，为了逃脱人民的审判，希特勒自杀身亡，5月8日德国签署了投降书。早在希特勒死亡之前，墨索里尼就失去了权势和生命。1943年7月25日，墨索里尼被国王埃曼努尔三世解职，并被秘密关押在蓬察岛。同年9月8日意大利向盟军投降。10月13日意大利巴多利奥政府对德宣战，法西斯轴心解体。1945年4月27日，墨索里尼在逃亡途中被游击队俘虏，次日，墨索里尼及其情人克拉拉·贝塔西在科莫省梅泽格拉被枪决，他们的尸体被运到米兰倒吊在洛雷托广场的一个加油站顶上示众。最后一个灭亡的是日本法西斯，在中美苏三国的联合打击下，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9月2日正式签署了投降书。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希特勒建立的第三帝国只存在了12年4个月，但“它在地球上造成了震撼一切的火山爆发，其强烈程度为前所未有；把德国人民送上权力的顶峰，那是他们一千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使他们一度成为从大西洋到伏尔加河，从北角到地中海的欧洲的主人；接着又在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把他们投入毁灭和破坏的深渊”[9]。希特勒与意大利、日本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陷入了这场战争，战争打断了许多国家正常的发展进程，使几千万人失去了生命，让更多的人失去了家园。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文明的大灾难，有61个国家和地区卷入战争，战火遍及亚、欧、非、大洋洲4个大洲和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北冰洋4个大洋，世界人口的80%被卷入战争，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1亿人，其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苏联死亡人数超过2700万。大战造成的物质损失难以计算，损失最为惨重的是苏联和中国，大半个中国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苏联欧洲领土的大部分也被德国法西斯占领，有1710座城镇、7万个村庄遭到了德军侵占和破坏。
法西斯的残暴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有组织的残害令人发指。欧洲国家大约有886.18万犹太人直接或间接处于纳粹的控制之下，据估算，纳粹杀害了其中593.39万人，即其中的67%。六大集中营是有组织杀戮犹太人的主要区域：奥斯威辛杀害了200多万人、马伊达内克138万、特雷布林卡80万、贝乌热茨60万、海乌姆诺34万、索比布尔25万。这种集体屠杀的方式在奴隶社会的战争中有过，在近代以来的文明社会是史无前例的。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平民百姓的残忍程度不亚于德国法西斯，其“三光”政策和细菌战，都造成了大量中国平民的伤亡。
法西斯是最邪恶的政权，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带来了沉重打击。法西斯让德意日重新退回到了野蛮状态，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受到绝对排斥，盲目服从元首、天皇。为了防止法西斯复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德意日进行了民主改造，铲除了其法西斯的政治经济基础，使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重新恢复了生机。1975年西班牙的佛朗哥死后，其独裁政权和平转变为多元的民主体制。鉴于法西斯带来的巨大危害，至今全世界各国还在警惕“法西斯意识”的萌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多年了，为了防止二战的悲剧重演，需要大国负起维护和平的责任。在纪念二战胜利75周年时，普京在美国媒体发文呼吁，“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朝夕之间发生的，不是突然开始的，德国对波兰的侵略也并不是突发的，战前所有事件形成一个致命的链条。毫无疑问，人类历史最大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的利己主义、怯懦、对侵略者力量渐增的纵容以及政治精英不想寻找妥协”。法西斯现象的出现，说明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带来社会文明的进步，人类要避免极端主义的伤害，需要加强理性和人道主义教育，需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在物质条件不断改善的今天，国家需要承担起解决两极分化的责任，让社会发展得更加公平，铲除极端主义存在的土壤，加强惩恶扬善的法治建设，把极端主义消灭在萌芽状态。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注释】
[1]转引自［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www.xing528.com)
[2]［德］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著，高师宁译：《狱中书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3]［德］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著，高师宁译：《狱中书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4]［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萱译：《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38页。
[5]［美］格哈特·温伯格著，何江等译：《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上编），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页。
[6]［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萱译：《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49、150页。
[7]［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萱译：《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37、138页。
[8]［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等译：《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9]［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等译：《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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