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类迎来久违的和平。好景不长。战争结束后,美苏的战略利益不同导致的矛盾不断出现,最后导致两大阵营的对抗,核军备竞赛成为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主旋律。在美国原子弹大显神威后不久,1946年6月14日,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伯纳德·巴鲁克向委员会提出原子能管制计划。这个计划的实质,就是在保证美国仍拥有核武器的前提下,管制全世界的核能开发活动,这明显是针对苏联的核武器开发计划,以保存美国的核威慑力量。核武器的“潘多拉魔盒”一经打开就很难关闭。核武器的破坏力和杀伤力,让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了原子能的军事价值和战略价值。在美国之后,几个大国不甘落后,很快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1949年8月29日,苏联在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谢米巴拉金斯克试验靶场试爆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率先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1952年10月3日,英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澳大利亚蒙特贝洛岛附近的海域试爆成功。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颗原子弹在北非撒哈拉沙漠的试验基地试爆成功。4年之后,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新疆罗布泊成功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为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至此,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都成了有核国家。总的来看,大国研发和拥有核武器在维护国家安全、树立大国地位、维系国际平衡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这是核时代初期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建立时世界大国的战略选择,五大国以核军事实力建立了战略平衡。
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白热化,核大国竞相发展和增强本国核实力,尤其是美苏两国更是极力谋求建立自身的相对核优势。各国大力发展原子能工业,主要是为核军备竞赛服务。据统计,到1996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51年间,全世界共进行了2045次核武器爆炸试验,其中大气层、水面和水下核试验共528次,地下试验1517次。[1]截至1991年,美国和苏联的核弹头分别达到10743颗、10201颗,陆基、海基、空基核弹头数量也达到了惊人的规模,分别达到了6106:2105、2712∶6240、852∶2353。
原子能的军事化应用,虽然让世界长期笼罩在核“阴云”中,但美苏双方形成的核均势也起到了一定的客观积极作用,对抗双方因相互忌惮而不得不保持最大克制,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新的大规模冲突的爆发,这种“恐怖的和平”状态得以维系40多年。(www.xing528.com)
随着人类对原子认知的不断深入,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价值也在渐渐被挖掘出来。虽然在核武器研发方面,苏联落后于美国,但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苏联走到了美国前面。1945年10月26日,苏联第一管理局技术委员会组织专家研究苏联科学院院士П.Л.卡皮察提出了关于“将核能用于和平目的”的建议。之后,和平利用核能工作由苏联科学院院长С.И.瓦维洛夫领导,主要体现在国内核电建设、军转民及国际核能合作三方面。1947年,当得知美国已启动核电站建造时,苏联受到很大触动,坚决不能再让美国人像研制原子弹那样抢在自己前面。就在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临近尾声时,1949年,苏联政府决定启动建设本国第一座核电站。1954年6月27日17时30分,第一座民用核反应堆在奥布宁斯克市正式投入运行,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核能发电。虽然这座电站功率非常小,仅5兆瓦,但意义非凡。对于世界核电发展历史来说,它不仅是苏联的第一座核电站,也是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开启了人类大规模和平利用核能的新纪元。世界核电站建设的高潮期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1961年至1970年间,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世界范围内新建商用核电机组达161台;1971年至1980年,更是高达241台。[2]此后,正当全世界开足马力发展核电的时候,1979年3月28日发生了美国三哩岛核事故,1986年4月26日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切尔诺贝利事故除了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污染和难以估量的事故“后遗症”之外,其多米诺骨牌效应更是影响全球。此后,核电建设紧急“刹车”,“反核”“弃核”声音高涨,世界原子能工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冰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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