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口多，劳动力充裕，资源丰富，气候温和，经济有活力，市场需求量大，既有经济发达国家，又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亚洲是21世纪全球有巨大潜力的市场之一。亚洲大部分经济体的高储蓄率、高教育水准再加上体制优势等一系列良好的宏观经济增长因素，为亚洲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注入了充足的动能。
第一，亚太地区大量的年轻人口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供给，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高，一方面可以保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充足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意味着人口负担减轻，经济剩余多，有利于达到和维持较高的储蓄率。亚太地区更加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的作用下，亚太地区国家的失业率长期维持在5%以下甚至更低。反观欧洲各国，则面临十分严重的失业问题。从劳动成本角度看，过高的劳动保护立法水平使雇用及解雇成本太高而导致欧洲企业雇佣意愿低下，较高劳动成本和就业保护造成工作岗位大批向新兴工业国家流失，特别是传统就业结构中以工业-制造业中等技能、男性全职劳工为核心的“标准就业岗位”不断减少。欧洲地区的失业者数量居高不下，导致欧洲劳动力市场极不稳定，进而使得所有行业中均出现中等技能工作岗位比例下降，特别是制造业出现整体萎缩，这一系列因素导致欧洲经济情况不容乐观。
第二，高储蓄率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对国家而言，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资金形成是否畅通，研究资金形成的重点在于正确认识储蓄和投资的相互关系。通常，通过提高本国储蓄率并保证储蓄有效向投资转化是各国解决其经济发展资金问题的根本办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储蓄和投资互相推动、息息相关，储蓄是投资的必要条件，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助燃器，储蓄是否充足以及是否能有效转化为投资，关系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储蓄不仅代表着明天的消费，还意味着未来生产能力的提高。高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是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亚太地区的一些主要经济体，如中国、韩国、新加坡、泰国等国家，相比于美国和欧盟等西方经济体，都拥有着更高的储蓄率，这为本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近年来，中国以远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其原因就在于充分的国内储蓄为高投资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表2-5：主要经济体人口总数（亿）
资料来源：基于World Bank Database。
表2-6：主要经济体失业率（%）
资料来源：基于World Bank Database。
表2-7：主要经济体总储蓄占GDP百分比（%）
资料来源：基于World Bank Database。
第三，经济的一体化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东盟是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最早推动者。早在1967年，东南亚国家就建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开启了东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东亚地区各国普遍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区域内国家相互依存性大大增强，东南亚国家需要更为紧密地与其他东亚地区经济体加大彼此间的经济联系，建立区域国家间的沟通与对话机制，加强经济合作，这样不但可以有利于应对各种形式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还可以抓住发展机遇，推动地区经济共同发展。在此共识之下，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2000年，东盟与中国的“10+1”自贸区谈判启动之后，又相继推动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印度建立自贸区，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10+1”区域一体化合作模式。
中国亚洲经济战略的基础是打造有利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区域贸易网络体系，这需要中国扩大和升级中国参与的亚洲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网络。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首次明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进一步要求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亚太经贸组织（APEC）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指出，要加快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第四，亚太地区的发展模式也对这一区域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亚洲分工模式的基本特征是“雁阵模式”，即以日本为雁头，其次为“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中国与“亚洲四小虎”及其他东盟经济体。在这一模式中，日本先发展某一产业，当技术成熟、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本土生产优势丧失时，日本将这一产业及其相关技术转移至“亚洲四小龙”，与此同时，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到新的层次。同样的，“亚洲四小龙”在这一产业发展成熟后则进一步将之转移到更落后的经济体，其产业结构也相应升级。以此类推，产业不断转移、承接，各经济体呈现出序贯、递进的发展态势。从本质上讲，日本引领的亚洲“雁阵”分工模式是由日本的制造驱动的，而美国主导的全球分工模式则是由美国的创新驱动的。亚洲内部缺不了日本，而外部则缺不了美国。亚洲经济是开放的区域经济，不能封闭起来单独搞内部分工，而应该有全球视野，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10](www.xing528.com)
在冷战结束以来的这轮全球化中，主要动力是西方和先发展起来的日本等亚洲国家到中国、东盟等国家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最大程度地发挥这一地区的比较优势，建立了分布在多个国家的供应链。中国借此机会在世界分工中成了真正的“世界工厂”。这种“劳动力套利”，即依靠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的发展模式曾是许多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捷径，也帮助中国实现崛起。现在整个亚洲地区的工资上涨，加上近年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自动化技术更加普及，凭借低成本劳动力竞争的优势正在消失，劳动力套利呈下滑趋势。麦肯锡的研究表明，目前国际贸易只有18%涉及从低工资国家和地区向高工资国家和地区出口。同时，随着中国的经济从由投资和出口驱动的模式向更多由内需和消费拉动转变，工业化程度的提升和对创新的支持意味着中国在发展价值更高的经济活动，从而对周边可以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地区形成了“溢出效应”。越南、印度和孟加拉国近年来承接了纺织、制鞋等来自中国的产业转移即是明证。
第五，政府的正确政策也为亚太区域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巨大力量。这些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的亚洲国家拥有一些共同点，即借助政府的力量，创造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国内条件和外部环境，比如制定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强基础教育等。同时，在过去几十年里，亚太地区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有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成为这些经济体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经济体政府推行产业政策的主要途径包括直接通过国有企业进行重点扶持，以及通过干预要素（土地、资本）市场来改变目标行业的投入成本结构进而达到扶持的目的。这些产业政策为亚太地区的大部分经济体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史妍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符锦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1]丁敏著：《日本头脑产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2]王琥生、赵军山编：《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统计》，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471页。
[3]文彬：《日本的国民消费与经济变迁》，《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第94—97页。
[4]［日］高桥龟吉著，宋绍英等译：《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5]甲类技术：合同期限或付款期限超过一年的项目；乙类技术：合同期限或付款期限不满一年的项目。
[6]刘忠远、张志新：《大国崛起之路：技术引进——二战后日本经济增长路径带来的启示》，《科学管理研究》2010年第12期，第100页。
[7]程承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提炼和总结六大经济实践经验》，《经济纵横》2017年第10期，第28页。
[8]李颖婷、崔晓敏：《亚洲产业链：现状、演变与发展趋势》，《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2期，第149页。
[9]余南平：《后金融危机时期欧美经济复苏差异比较——以金融结构为视角》，《欧洲研究》2014年第3期，第50页。
[10]程大中著：《世界经济周期调整与重新繁荣：理论、实证与政策》，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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