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经济地位下降：世界百年大变局

与亚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不同，欧洲地区在进入21世纪以来，面临人口老龄化严重、失业率高等诸多问题，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实体经济逐渐萎缩，导致发展动力严重不足。其中主要涉及制造业的衰落，这并不仅限于传统制造业，而且受到日本、德国的冲击，蔓延到了技术密集型产业。例如曾经让美国引以为傲的半导体产业，其制造工艺逐渐被日本赶超。制造业的衰落和元气不足，导致大量过剩的资本远离实体经济而大量涌向金融领域转化为虚拟资本，金融业成为美国GDP的最大贡献者。金融业的过度膨胀导致经济泡沫化，最终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陷入全面衰退。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采取各种政策积极振兴实体产业，但修复已经被破坏的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并不是简单之事，加上金融扩张的不可逆转，美国制造业在危机后的十余年里仍然难改下降趋势。发展疲软、恢复乏力是当今美国制造业的典型特征，进而也导致了美国经济一定程度上的衰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欧洲国家也造成了严重冲击，至今它们仍未走出危机。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权威数据，在继2009年欧盟经济负增长达到4.5%峰值后的缓慢复苏过程中，在2010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刺激的环境下，欧盟经济增长短期恢复到2%，但随后出现了下滑。2011年、2012年、2013年连续三年欧盟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6%、-0.4%和0.1%。如果分析欧元区国家的数据则可发现在危机后两年，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与欧盟28国保持了同步，但从2012年开始则出现了明显分化，欧元区经济2012年与2013年分别获得-0.7%和-0.4%的增长。这不仅说明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远落后于欧盟非欧元区国家，同时如果考虑到德国在欧元区经济总量比重为28%的体量规模，2012—2013年还连续保持0.7%、0.4%的正增长的话，那么如果剔除德国强劲的经济数据，则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欧元区国家在2012—2013年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衰退。^[9]欧盟经济的规模从1980年占世界GDP总量的34%逐步下滑到2019年末的21%，如果粗略以美国和欧盟的总和代表西方发达国家，那么他们的GDP比例已经从60%下降到46%。在此期间亚太地区从21%成长到36%，几乎正好与欧盟调换了角色。相对于欧洲的人口老化、高福利社会带来的沉重负担，亚太地区相对年轻的人口和生机勃勃的经济，让这个世界继续加快变革。

表2-4：主要经济体GDP及其全球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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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基于World Bank Database。

世界经济重心从欧洲转向亚太地区，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从世界500强公司的数量来看，2019年中国上榜129家，美国上榜121家，在二战之后美国第一次失去了拥有上榜公司最多的宝座，2020年中国上榜133家，占据500强榜单的26.6%；2017年，全球最大的5000家公司当中，亚洲拥有43%。另外，亚洲国家的国内消费比例上升，取代了跨境贸易。从2007年至2017年，在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值从3.1万亿美元增至8.8万亿美元，但同时出口产值比重从15.5%下降至8.3%。这意味着更多的商品在中国国内被消费，而不是向西方出口。印度等国家也出现类似状况。

虽然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在近几十年飞速发展，但不可否认，亚太地区还有相当一部分国家仍处于发展中阶段，与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科技实力、创新能力以及各种高新技术领域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亚太地区的经济体还存在着对西方世界较强的科技依赖，容易受到西方各国的掣肘，导致本地区经济发展受阻。亚洲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中国的内需长期不足，导致这些经济体的总体国（地区）内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过剩的供给只有通过净出口即外需来加以平衡，这样就会形成商品市场和资金两头在外的增长模式，增加了亚洲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确定性，受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很大。内生性创新不足与成本刚性的非对称性尤其反映在日本和中国这两个区域内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在二战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迅速恢复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实行的外向型经济政策，即货币汇率稳定条件下的贸易自由化。

我们应该看到，亚洲过去的增长奇迹是增量扩张带来的奇迹，具体表现为货币汇率稳定条件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亚太地区经济体之间的有序产业分工和转移。因此，为了经济的长远发展，亚太经济体必须清楚自身存在的现实问题，并做出正确的战略和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