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内外挑战

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涉及三类行为体，即新兴国家、作为“天然同盟军”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作为竞争对手的霸权国家。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南方国家间的立场能否协调一致，霸权国家是否能够保持开放性都会影响到群体性崛起的进程。

第一，新兴国家的发展质量总体较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较差。多数新兴国家仍然处于低质量发展阶段。新兴国家基本采取要素投入型经济模式，重点以劳动力、机器、能源等物质生产要素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具有高投资、高消耗、低质量和低产出等特征。到一定阶段后，要素投入型经济体的国民经济总成本会全面上升，既有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如果未能及时转型升级，便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印度是以低廉劳动力要素与资源高消耗驱动的“世界工厂”，而俄罗斯、巴西则是依靠大宗商品出口支撑的世界“资源库”。^[6]在许多关键性经济指标上，传统发达国家继续维持领导位置，而且有些优势甚至扩大。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在人均GDP指标上，美国、日本、欧盟2019年度分别达到6.53万美元、4.02万美元、3.49万美元。与此同时，二十国集团中的新兴国家，除韩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中国外，均不超过1万美元。中国在2019年首次超过1万美元，仅相当于美国1981年的水平和日本1982年的水平。尽管在货物贸易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新兴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的占比低于30%，在金融、通信及其他高附加值服务业方面则更处于下风，在人均能源使用量、研发能力、网络普及率、跨国公司效率等具体标准上也存在明显差距。

第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歧凸显，南南团结与合作的脆弱性上升。发展中国家是新兴国家的“天然同盟军”，新兴国家也以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为己任来获取道义优势。然而，经济实力的分化客观上侵蚀了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新兴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础。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也有意识地把发展中国家分类碎片化，企图达到分化瓦解这些“天然同盟军”的效果。在气候变化议题上，金砖国家与77国集团的分歧凸显。77国集团的原始立场是坚决抵制任何偏离《京都议定书》的制度安排与任何弱化“共区原则”的规范解释。然而，俄罗斯是框架公约中的附录一国家，不愿意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其他金砖国家弱化了对强制义务的坚持，愿意承担适当的减排责任。非洲国家代表在哥本哈根大会前夕，用集体离席方式来表达对“谋杀京都”的抗议。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上，新兴国家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遭遇到本地区竞争国家的强烈阻挠。巴西与印度同日本、德国组成“四国集团”，并争取到尼日利亚、南非的支持，同时还组成涵盖4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L69集团。阿根廷、墨西哥、韩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则组成“团结谋共识”联盟加以抵制。此外，非洲集团、阿拉伯集团、小国集团等也纷纷形成自己的主张。中国、俄罗斯的立场更接近“团结谋共识”联盟，而美国政府则借机拉拢印度和挑拨中印关系。^[7]

第三，自由国际秩序的开放性呈现衰退趋势，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外部环境恶化。自二战胜利之后，美国一直致力于通过盟友体系、技术、货币和市场优势把西方自由秩序向非西方世界扩散。安全捆绑性、霸权的互惠性、对半主权和局部大国的吸纳性、经济开放性构成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石。换言之，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是相互交织的。冷战时期的日本、西德是半主权国家和局部大国的典型，在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保护，在政治上服从美国的权威，从而得以在美国主导的开放型国际经济体系中发展。然而，强调独立自主的新兴国家很难同霸权国家达成同等程度的政治信任。在后冷战时代初期，政治信任基础脆弱的问题还不太显著。美国政府倾向于对中国、俄罗斯等转轨国家采取“接触”战略来达到欲求的政治秩序转变。这些新兴国家尚处于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与产业链的中低端，尚未被美西方国家视为经济安全的真正威胁。而且，美西方国家也需要同新兴国家在反恐战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议题领域加强合作。

随着新兴国家实力的增长，霸权国家主动把新兴国家塑造为竞争对手乃至敌手，逐渐收缩对新兴国家的开放度。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认为，过去20年的接触战略是错误的。特朗普政府通过退出、威胁退出、人事任免竞争、联系策略等，迫使国际经济组织减少或取消对新兴国家的优惠待遇。世贸组织是美国政府最为不满的国际组织之一，理由是它的决策程序和自我认定式的发展中国家标准设定，为新兴国家所谓“不正当竞争优势”提供便利。2019年2月15日，美国政府向世贸组织提议，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国家不得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经合组织成员；二十国集团成员；世行所列的高收入国家；在全球货物贸易中占比不低于0.5%的成员。韩国、巴西等成员方被迫宣布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美国政府尤其防范在技术赶超上取得显著成效的新兴国家。为了巩固自身技术霸权，美国政府积极在前沿科技领域构筑排他性的“技术联盟”，重点在5G、6G、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半导体、太空科技、绿色创新和新兴基础设施等方面加紧重组供应链、价值链和生产链。

2019年末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诱发人类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充分暴露出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艰巨性。首先，它重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趋势，加剧了全球分配的不平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在2020年经济增长率为﹣2.2%。除中国外，其他金砖国家均为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由于各国经济结构与财政政策的差异，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更严重的长期创伤，而低收入国家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其次，它助推了逆全球化浪潮，加速了地缘政治的重构。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流行病，各国采取更加严格的边境管控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阻断商品、服务、人员、资本乃至数据的交流。围绕着新冠病毒的溯源与疫苗的分配而展开的国际斗争进一步侵蚀各国原本脆弱的信任基础。从长远来看，产业本地化和经济安全化思潮蔚然成风，促使各国把目光进一步从错综复杂的全球供应链转移到地区内部的自给自足上，导致世界经济难以回归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不是一帆风顺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也并非坦途。在传统观念中，新兴国家往往是修正主义者，而霸权国家是维持现状者。然而，在实践中却不尽然。传统发达国家使用零和思维看待其曾鼓吹的经济全球化及其后果，对各大问题领域的区别原则具有强烈的修正意图，重点对界定为竞争对手的新兴国家采取所谓“脱钩”“筑墙”“撤梯子”等策略，加剧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有效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作为新生力量和相对弱势一方，新兴国家更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更需要制定合宜的战略与策略来防范化解危险。新兴国家应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交往原则，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厉行国际法治，加强同发达国家的宏观政策协调，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发展权益，克服南北发展鸿沟，积极寻求全球性挑战中的利益共同点，推动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卓振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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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KT为墨西哥、印尼、韩国与土耳其的英语首字母缩写。

[2]MINT为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与土耳其的英语首字母缩写。

[3]何亚非著：《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1页。

[4]《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5]张生：《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背景下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1期，第67页。

[6]林跃勤：《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方式评价——基于金砖国家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5期，第127页。

[7]毛瑞鹏：《争论焦点和集团重组——政府间谈判阶段的安理会改革》，《国际展望》2017年第1期，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