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谈判通常在联合国层面进行，在决策程序上偏重于协商一致，一定程度保障南方国家的制度性权力，但也导致硬法性质的国际规范难以达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是国际环境治理进程中的普遍矛盾。南北国家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起便争论不休，而后妥协达成“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然而，随着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共区原则”对这些国家的适用性遭到发达国家的强烈质疑。气候变化是冷战后国际环境治理中的最重要议题，深刻影响着能源等关键经济部门的发展。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中，“共区原则”具体表现为发达国家与转轨国家负有“自上而下”的强制减排义务，而巴西、中国、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享有免责待遇。俄罗斯在2004年批准《京都议定书》，标志着这项国际条约正式生效。随着新兴国家排放量的增大，特别是2007年中印分别超越美日成为第一、第四大碳排放国，发达国家弱化“共区原则”中“区别”内涵的意愿更加强烈，施压新兴国家分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从2007年巴厘岛大会开始，各国探索双轨路径，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继续谈判使发达国家的责任明确化，同时开辟新的轨道来讨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分配问题。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上，“基础四国”联盟同美国奥巴马政府一同主导了《哥本哈根协议》的制度设计。“基础四国”在使“共区原则”向“共同”内涵偏转的同时，也在减排、适应、减缓和筹资等议题上为发展中国家积极发声。沿着哥本哈根大会确立的方向，南北国家在2015年达成以“自下而上”和国家自主贡献为核心特征的《巴黎协定》。对于新兴国家而言，这是一种次优选择，虽然增加了碳中和、碳达峰的压力，但是能够根据本国国情确立减排目标，避免气候治理“自上而下”模式的硬约束。然而，美国政府对气候治理承诺的态度经常随着政党轮替而大起大落，使得这些国际条约的遵守处于极其不确定性状态中。(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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