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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国家的特征与身份建构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中的影响

时间:2023-08-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任何时空条件下的国际体系中,新兴国家与霸权国家构成了一对主要矛盾。在传统国家间政治中,新兴国家通常具有军事、政治内涵,与“修正主义国家”“潜在争霸国”等身份相联系。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可纳入新兴大国的范畴。投资概念转变为政治概念取决于新兴国家之间、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身份理解与认同。新兴国家还积极探索“一国对多边的伙伴关系”模式。

新兴国家的特征与身份建构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中的影响

在任何时空条件下的国际体系中,新兴国家与霸权国家构成了一对主要矛盾。在传统国家间政治中,新兴国家通常具有军事、政治内涵,与“修正主义国家”“潜在争霸国”等身份相联系。当新兴国家缩小同霸权国家的实力差距时,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权力分配现状的不满程度随之上升。根据实力转变理论,当新兴国家综合实力达到霸权国家的80%时,便成为名副其实的争霸国。21世纪的新兴国家呈现两大特点:第一,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国间战争不再作为国际秩序变革的最主要路径,国际政治的权力竞争发生本质变化。新兴国家更多指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其所呼吁改革的国际秩序也侧重于经济领域德国日本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功的新兴国家,依赖的并非军事实力,而是在世界经济中因势利导,创造出自身的竞争优势。第二,新兴国家多数为南方国家,参加过不结盟运动,构建过第三世界的集体认同,致力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955年万隆会议所确立的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互利合作等原则,依然指导着这些新兴国家的国际交往实践。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认为,“火车头”国家的缺位是冷战时期南南合作失败的重要原因。“火车头”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多元的经济结构以及恪守承诺的领导人,从而为南南合作提供必要而持久的动力。这些新兴国家有望解决领导赤字问题,为新时期南南合作的成功提供可能性。

金砖国家”等新兴国家集团最初属于投资概念。世纪之交,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敏锐地意识到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潜力,把这四国合称为“金砖国家”。而后,吉姆·奥尼尔又力推“新钻11国”“MIKT国家”[1]薄荷国家(MINT)”[2]等概念。根据实力标准,新兴国家可以细分为新兴大国和新兴中等强国。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可纳入新兴大国的范畴。阿根廷、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南非、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等国属于新兴中等强国范畴。从2000年至2019年,11个新兴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从4.94万亿美元增加到27.86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4.66%上升至30.93%。其中,尤以中国、印度的发展成就最为突出。中国在2010年跃居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19年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16.34%。印度则在2019年跃升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3.27%(见下面两表)。

表1-1:2000—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

表1-2:2000—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

投资概念转变为政治概念取决于新兴国家之间、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身份理解与认同。在政府间层面,最先意识到新兴国家角色的不是自身,而是它们的赶超对象——七国/八国集团。八国集团自2003年认识到既有制度现状的代表性赤字问题,开始邀请巴西、印度等非西方国家参加八国集团峰会。2007年,八国集团邀请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和南非五国(被称为Outreach-5,即外延五国),参与海利根达姆进程就主要经济议题展开磋商,形成了“G8+5”的格局。面对这些建设性接触,同为南方国家的外延五国担心在八国集团中难以掌握议题主导权,反而会削弱发展道路选择的自主性。它们开始就共同关心的全球治理议题协调立场,如2003年由巴西、印度与南非成立的印巴南论坛(IBSA),2009年由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BASIC)气候变化议题联盟等。俄罗斯虽然在1998年加入七国集团而形成八国集团,但是西方国家仍然保留七国集团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议题上边缘化俄罗斯。貌合神离的八国集团在2014年因克里米亚危机而瓦解。(www.xing528.com)

自2000年至2019年,11个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整体上显著高于8个发达国家,领先于全球平均水平(见表1-3)。11个新兴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整体为41.01%,而8个发达国家的贡献率则为37.28%(见表1-4)。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新兴国家身份普遍觉醒的催化剂,为新兴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与合作深化提供契机。全球经济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普遍陷入低迷,而新兴经济体中的中国、印度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对危机中心的美国而言,加强同新兴国家关系既有利于增强其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也可以用来制衡欧盟,美国因此在2008年主办第一次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这标志着新兴大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治理机制核心决策圈,初步获得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化、机制化权力[3]

表1-3:2000—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

表1-4:2000—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

金砖国家机制也在这一关键时刻应运而生。2009年6月,巴西、中国、印度以及俄罗斯在叶卡捷琳召开金砖国家首次领导人峰会。在2011年吸纳南非加入金砖国家机制后,金砖国家成员覆盖了亚非拉三个大陆,开创金砖五国(BRICS)的格局。金砖五国持续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和扩展合作领域,形成政治安全、经贸财金、人文交流“三轮驱动”的格局。除金砖国家外,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同澳大利亚在2013年成立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在能源、反恐、维和、经贸、性别平等领域谋求合作。金砖国家等新兴国家还致力于合作红利的分享,起着南南合作“火车头”的作用。新兴国家还积极探索“一国对多边的伙伴关系”模式。中国政府在新世纪陆续成立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印度、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也先后主办面向非洲国家的首脑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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