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大变局：制度霸权与美国政治格局多极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根源，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政治多极化，并且这一趋势正在不断加强，美国的制度霸权遭遇挑战。

首先，各国都在积极寻求独立自主与政治权利。以美国的坚实盟友日本为例。日本的经济在20世纪50至80年代实现重振与腾飞，并在进入70年代后超过德国长期居于世界第二的位置。经济实力强大后，日本开始谋求政治上的独立。美日两国签订的重要同盟条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经过几次修改，在此过程中日本均要求更多的对等性与自主性，希望美国减少对日本国内事务的干预。在国际舞台，日本也在不断尝试活跃于联合国大会、G7峰会等多边场合，谋求向政治大国转型。日本对美国离心倾向明显，日美同盟根基有所松动。事实上，除日本外，西欧各国、有美国“后院”之称的南美各国在政治上均有独立自主的表现，美国无法再利用超级大国的身份震慑甚至是威胁盟友。此外，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也十分亮眼，给美国造成不小的压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南南合作”“南北对话”日益增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在不同的场合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比如G20峰会、七十七国集团等，使得美国无法再忽视其合法的利益与诉求。同时，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尝试构建符合自身发展利益的框架协议。比如，2012年东盟国家发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2年1月1日已经正式实施，目前协定有效成员数为12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目前已获得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2018年，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和秘鲁签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20年11月，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将积极考虑加入该协定；2021年1月1日，非洲大陆自贸区（AfCFTA）启动，成为非洲区域一体化和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其次，国际关系舞台上的行为体更加多元化。如果说历史上民族国家一直是国际关系互动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那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科技、环境等非政治、军事化因素的作用增强，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内涵，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乃至各种各样类型的非政府组织都已成为活跃的国际行为主体。从数量上看，政府间国际组织从一战前的50多个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300多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从一战前的170多个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的4600多个^[2]。从活动领域上看，非国家行为体渗透于国家间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种活动领域，显然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不容忽视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组织与规则体系仍然存在，但随着新成员国的加入，以及新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不断涌现，美国的主导作用正在被稀释。各国、各个组织的利益相互交织，美国无法再对某个国家发号施令，也无法再独善其身。(www.xing528.com)

再次，各国追求互利共赢，意识形态分歧被淡化。冷战放大了国家间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分歧。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开始转向务实合作，各国都希望利用全球化的时机促进自身的发展，根据意识形态选边站队已经成为“过去式”。美国企图打着意识形态的幌子实施霸权行径，已不再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另外，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领域逐渐对世界各国构成一定的威胁，包括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等。对美国造成巨大破坏的“9·11”事件就是现代恐怖主义势力向世界发出的一次警告。各国仅凭一己之力已无法应对各种问题，只有通过与别国的协商、合作，才能聚各方之力，为自身发展争取和平、稳定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