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以一国之力与整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对抗,虽然达到了与美国的战略力量平衡的目的,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苏联入侵阿富汗,遭到了世界各国的谴责,里根竞选总统时直接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为了反击苏联,里根一上台就开始增加军费,1982—1986年的五年防务计划开支总额达15000亿美元,还有一个1800亿美元的战略核力量六年计划。鉴于1977年苏联就开始在欧洲部署先进的SS-20中程导弹,里根也要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1983年11月,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苏联也增加了部署数量。1983年3月23日,里根在演说中首次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也就是俗称的“星球大战”计划,把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转向太空。里根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给苏联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1985年3月,在苏联2年零5个月的时间连续走了3位高龄总书记后,54岁的戈尔巴乔夫走马上任。戈尔巴乔夫面对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苏联,要解决国内问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成为他必须做的事。
苏联长期的战略失误是没有正确认识苏联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地位,把对外战略长期建立在希望用苏联式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上。戈尔巴乔夫承认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能取代资本主义,而只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1986年3月,苏共二十七大提出苏联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保证使苏联人民在持久和平和自由的条件下劳动”,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绝对遵循的政治方针”。“党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的主要方向,依然是为反对核危险和军备竞赛、为争取维护和加强普遍和平而斗争。”“如果说到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安全只能是相互的,而如果以整个国际关系而论,安全只能是普遍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仅仅并且完全通过和平竞赛与和平竞争的方式进行。”苏共二十七大改变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向,“它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思想转变成东西方在较低和较少危险的军备状况下共享安全的观念”。[9]苏共二十七大还提出了“加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将苏联的战略目标变为谋求与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创造有利于国内进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这一战略转变是符合苏联与历史发展实际的。
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出访美国。美苏领导人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消除两国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条约》。条约规定:在条约正式生效后,立即禁止所有射程500~5500公里中短导和中导的生产和试验;3年内将全部消除双方的中导,其中双方的中短导应在18个月内全部消除;销毁实现之后则将禁止一切有关这种导弹的部署、储存、修理和生产;双方可进行严格的相互核查,包括在对方领土上,特别是在生产或装配导弹的工厂,派驻常设核查小组,对原部署、储存、生产的场所以及销毁情况均可进行就地核查,也可突击核查。根据这一条约,美国应该销毁导弹数86枚,弹头数867枚;苏联应该销毁导弹数1836枚,弹头数3136枚。这是自核武器出现后第一个真正裁减军备的条约,它突破了过去双方一直坚持的均衡裁减的原则,开创了谁多谁多裁的先例。苏联不仅同意销毁部署在欧洲的全部SS-20导弹,还同意销毁部署在亚洲的这种导弹,此举受到欧洲和亚洲国家的普遍欢迎。戈尔巴乔夫还表示要大幅度削减常规武器,以消除常规武器上的不平衡和不对称现象。苏联销毁了全部中短程导弹,并向西方公开基地和武器装备情况,以加强相互信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出乎意料地在中程导弹和战略性核武器以及阿富汗、常规军事力量以及德国统一等问题上签订了协议。1989年,东欧发生剧变,全球政治格局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1989年12月2日至3日,美苏首脑在马耳他会晤,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宣布不再把对方当对手,美苏从竞争转向合作,冷战结束。
许多苏联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在与美国达成裁军协议时让步过多,没有利用自己的军事资源争取更多利益。或许他们的说法不无道理,但是戈尔巴乔夫考虑的是不惜代价地退出军备竞赛。“他敢于冒那个‘险’,这是因为他勇敢地看到,这不会有危险,因为即使我们彻底裁军,也不会有人来进攻我们。为了将国家引上路面坚实的道路,必须抛弃沉重的、耗尽经济实力的军备负担。”[10]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长期以来,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冷战和对抗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缓和。坦率地说,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关系。长期以来,总的局势是军备竞赛,水涨船高。戈尔巴乔夫同志在海参崴的讲话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有新内容。”“当时我们看到,美苏军备竞赛可能有一个转折,有一个解决的途径,美苏关系可能由对抗转向对话,这是全人类的希望。”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苏美举行了7次首脑会晤,双方对话的广度与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最终签署了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停止了军备竞赛,并真正开始削减军备。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利用外部环境的改善来进行内部改革,也没有实现使苏联走出危机的目标,他的改革反而加剧了各种矛盾,最后苏共和联盟解体了。
从冷战的进程来看,冷战是苏联靠军事实力扩大影响的战略目标与美国称霸全球政策迎头相撞的结果。美苏关系过度意识形态化,导致大国关系的变形,美苏的对抗对双方而言,代价都是极大的,教训也是深刻的,这种大国相处的方式与历史发展潮流相违背,应该避免。美苏在冷战中形成的势均力敌的两极体系,在战略武器上旗鼓相当,形成“相互确保毁灭”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也使美苏能够避免“热战”,因为双方都明白,战争中没有胜利者,但把无数财富浪费在发展军备上,也是一种犯罪。冷战结束后,两极体系被全球化体系所取代,世界开始了真正的全球化进程,一大批新兴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崛起,改变了由少数国家决定世界命运的国际格局,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注释】
[1]《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5页。
[2]《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2页。(www.xing528.com)
[3]转引自张小明:《重读乔治·凯南的“长电报”》,《美国研究》2021年第2期。
[4]转引自张小明:《重读乔治·凯南的“长电报”》,《美国研究》2021年第2期。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6][美]小约瑟夫·奈、[加拿大]戴维·韦尔奇著,张小明译:《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8—189页。
[7][美]亨利·基辛格著,陈遥华等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80、171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
[9][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著,肖敏等译:《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679页。
[10][俄]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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