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从那时起父权制已经确立、政权以父系血统相传是毫无疑问的。家长不仅对一般奴隶有生杀予夺大权，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有绝对统治权力。这个时代家庭中的男性子孙，未来可能是家长的继承人，但在未取得家长权之前，他们也仅仅是其家长的私人财产，毫无权利地位。家长可将他送与他人，也可用以抵债，还可依政治或经济的需要将他质押于他人。
从战国开始我国进入封建社会。整个封建社会时代，父为子纲的凶残暴虐程序上稍微缓和了一些；子女生杀大权已经收归国家，无过错子女已不容许家长任意杀害。但是子女对父权仍处于服从关系，无本质变化。家长对子女拥有惩戒权，对父母意志子女若不服从，就是不孝，父母可惩戒子女，可向官府控告。在清代，父母有“送惩权”，子孙得罪父、祖长辈，长辈可将子孙送官府，官府不需要辩明事实真假，就可按父、祖的意志执行。[17](www.xing528.com)
从近代亲子关系发展来看，“幼者本位”的道德，在我国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中仅有其萌芽，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才从西方系统地输入。鲁迅先生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体现了西方“幼者本位”的思想。他认为：开宗第一，应是理解。中国自古以来把孩子看成成人的缩小版，习惯用成人的思维和准则要求孩子，一直到近年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的调查研究，才获知孩子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事先不进行理解，而采取一味地蛮干，反而会更严重地妨碍孩子的未来发展。因此，一切的措施手段都应当以孩子为本位。第二，便是指导。长者应该是处于指导者及协商者的位置，而非发布命令者。应该培养他们具有吃苦耐劳的体力，有高尚纯洁的道德品质，有广博自由又能容纳新生潮流的精神等。第三，便是解放。针对子女而言，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出独立个体，也便属于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因此就更应履行教育职责，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因此也应解放他们，成一个独立的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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