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子代成长周期的不同，家庭抚养功能也呈现不断变化的趋势。婴儿出生后可分为：婴儿期（0～1岁）、幼儿期（2～6岁）、童年期（7～11岁）、青春期（12～23岁）、成年期等。总体而言，婴幼儿时期家庭的抚养照料功能要大于儿童期和青春期，童年期以后的孩子逐步具备生活自理能力，家庭功能偏向教育为主。
表6-13 抚养照料方式统计表
抚养照料方式上，我们按照承担主要照料事务的人分为：夫妻共同抚养，丈夫抚养为主、妻子抚养为主、长辈抚养为主以及社会化抚养方式（幼托机构、聘请保姆等）。从表6-13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变迁特点。
（一）隔代抚养比例逐步上升
在前述家庭事务分工部分以及家庭经济合作功能中我们均已论述过这种“代际剥削”模式产生的原因：在城市里，双职工家庭因为上班的需要求助老人帮带孩子；农村里，因为打工经济的影响而将孩子交给老人照料。隔代抚养带来的养育问题社会上已讨论多年，但老人帮带的比例依然在上升。
但是数据并不能反映出年轻一代比年老一代更不重视孩子的成长。我们在访谈中发现，与三十年前相比，如今的年轻夫妇，即使主要由长辈帮带，在抚养观念上其实比之从前更重视亲子关系和孩子的成长。1955年前出生的那代人很多在接受访谈时表示，“我们当年没有让长辈帮忙并不是我们觉得亲自带有利于小孩成长，是因为那个年代兄弟姐妹太多了，父母不可能各个孙子都帮带，带不过来，只好克服困难自己带，那个年代养小孩就是吃饱穿暖，没有现在这么多讲究，什么几个月加辅食啦，辅食添加从粗到细啦，培养睡眠习惯啦，那时候谁有精力管这些”。20世纪80年代后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造就了大量的独生子女，等到这些独生子女有了孩子的时候，没有兄弟姐妹抢着要老人帮带孙辈，客观上也更容易成就隔代抚养的条件。
夫妻双方亲自参与孩子的抚养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已经是教育学界、心理学界的共识。我们的访谈对象均赞成这一观点，表示请长辈帮带是无奈的选择。不同年代、不同社会的家庭抚养方式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在危地马拉的一些村落里，婴儿出生后第一年要在狭窄黑暗、没有窗户、没有玩具的小屋里度过，因为那里的人们认为外面的新鲜空气、阳光和杂物都是有害的。[17]这在现代中产阶级的母亲们看来无异于粗暴的剥夺，因为她们的抚养方式是在孩子周围放满了各种教育玩具，给饰有彩带的小床缀上旋转的小球和小盒，并且每天带孩子进行常规的日光浴和公园散步。再比如很多老一代的人养小孩时觉得只要吃奶以外的食物就应当加盐，而现代城市的家庭医生却建议婴儿一周岁内的辅食都不应当含盐；有些老人当年养自己孩子的时候是把食物自己嚼碎了再吐出来喂给尚未长牙的婴儿吃，而具备现代卫生理念的妈妈却无法接受。一位年轻妈妈告诉我们，因为这样的观念冲突，与帮带孙子的父亲发生了数次争吵，因为无法说服老人，最终决定把老人送回老家，请了保姆来带。
还有大部分访谈对象是用劝说的方式，向老人普及自己学来的科学抚养方式。老人的接受程度与其受教育程度高低也有一定的关系。年轻夫妻在隔代抚养不能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会选择自己多抽空陪孩子以做弥补，或者干脆辞职自己来带（以妻子辞职为主要情况）。表6-13中有个不可忽视的数据是，随着年代的变化，新一代辞职做奶爸的丈夫人数占比也有上升趋势。(www.xing528.com)
在郭俊霞对奉化农村的访谈中发现，进城安家的年轻夫妇基本上采用三种模式，一是由男方的母亲带孙子，二是由女方母亲来带外孙，三是由女方做一段时间的专职母亲。从调查情况来看，由女方母亲带外孙的情况相当普遍，这至少说明，安在城里的新家并没有专门地倾向于男方，是可以依据具体情境选择亲密关系的。甚至我们在蒋家池头村村支书家吃饭时发现，他请丈母娘到村里来带自己新生的儿子，而他母亲就住在隔壁，且身体健康，时间也无问题。
（二）托育机构的增加
现代家庭抚养方式呈现一定的社会化趋势，但是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化并不是这几年的事情，几十年前计划经济时，社会领域的很多家庭功能都被政府包办。老一代的托育机构叫“托儿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很多国有企业会自己开办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解决职工子女的抚养教育问题。笔者生于80年代，父母当年为城市国企里的职工，从小没有老人帮带，出生两个月起就被送到了托儿所，中午和下午会被母亲接回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21世纪以后，非托育行业的企业为自己职工提供托儿服务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企业没有义务解决员工子女的抚育问题，但也有少数企业在这方面出力，建立了与员工更为亲密的关系纽带，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办托”相比，他们被称为“企业办托2.0时代”。与此同时，市场上兴起了专门的托育机构，形成了幼托行业。
托育机构包括幼儿园和妈妈们俗称的“托班”。前者一般只招收三周岁后的孩子，后者可以接收未满三周岁的孩子，根据机构的承受能力，最小的甚至能接受一岁半的孩子，但是托班的主体还是以两岁为主。早些年的幼儿园也有“小小班”是针对2～3周岁的孩子，但因为未满三岁的孩子还是以吃喝拉撒睡的照顾为主，并且语言能力很弱，无法正确表达自己的需求，导致幼儿园对幼师的人力需求过大，这些年基本上公立幼儿园已经不再开设“小小班”。
因为学前教育和托管不在义务教育范围之列，故国家经费投入很少，导致公立幼儿园供需严重失衡，也促使了大量私立幼托机构的产生。幼托机构的监管问题现在是一个难题，自从发生了令人震惊的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18]，公众对这一行业的关注度大为提升，加重了父母送托的焦虑，也促使了大批托育机构安装监控。
（三）聘请家政人员的困境
从表中数据来看，聘请保姆的人似乎不多，但是访谈中发现这一现象其实很普遍，尤其是在城市中。大部分人一年之内更换多个保姆，最多的达到十几个，实在难以找到合适的，最后还是选择了幼托机构或者亲友长辈帮忙。
媒体常用“井喷”一词来描述我国家政业面临的需求。根据家政的提供方式，家政服务有如下几种情况：钟点工服务（每周或每天）、不住家保姆、住家保姆、月嫂。这几种服务的价格逐步递增，其中尤以月嫂（月子期间专门护理婴儿和产妇的家政人员）为贵，在宁波，月嫂的平均价格从2009年的五六千元一个月上涨到了2019年的一万元左右，金牌月嫂提前半年排队都不一定能雇佣得到。价格昂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传统风俗中认为坐月子对女性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新生婴儿昼夜无序，料理工作量极为繁重。
学者陈延2014年对宁波家庭的家政服务状况做了一个调查，调查显示宁波家政服务的社会需求大，对专业服务的需求高，然而社会对行业的满意度、认可度低。这也代表了中国家政服务的整体状况。照料婴幼儿需要很强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从业者需要有康复、保健、营养、心理、生活看护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这些专业性的要求需要家政服务人员必须经过专业的培训，但调研数据表明，人们对此类家政服务的满意度却不甚理想，一般均比传统家政服务项目如搬家维修等的满意度要低。三岁前的婴幼儿语言尚未全面发展，受到何等对待也无法很好表达，这增加了保姆虐童的概率，并且此类案件长期见诸报端，更增添了父母的疑虑。2017年6月22日凌晨5点左右，杭州发生震惊全国的“蓝色钱江保姆纵火案”[19]，该事件造成4人死亡（一位母亲和三个未成年孩子），同年7月12日处于悲痛中的死者家属林某决定发起设立“潼臻一生”公益基金，致力于促进家政服务业完善保姆的甄选管理机制，以及提升中国高层住宅防火减灾水平。此事件沉重打击了中国本土家政服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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