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合作的变化及其对家庭功能的影响

在第五章第四节家庭权力结构中我们曾经提到代际支持，父代对子代经济上和家务上的支持在中国是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一现象也使得家庭的生产功能发生了代际合作的变迁。这一变迁在城市和农村的体现不完全相同，下面分而述之。

（一）城市状况

城市的家庭经济合作功能一般体现为夫妻之间对家庭经济功能的实现，但是城市房价的高涨带来了“啃老族”的出现，家庭经济合作的角色拉入了父代。俗称的“啃老族”指并非找不到工作，而是主动放弃了就业的机会，赋闲在家，不仅衣食住行全靠父母，而且花销往往不菲。而这里主要指由于城市房价过高所以年轻人主动或被动接受的代际支持。

不可否认，如今的房价和人们的收入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倒挂现象，以宁波为例，从1998年我国的福利分房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的新体制，到2018年二十年间房屋单价上涨了十几倍，而收入水平远远没有上涨这么多，当然，这里所说的受众群体是普通的上班族。推行住房改革虽然推高了房价，但是另一方面确实也明显提高了城镇居民的居住水平和质量，其实这也是城镇住房价值化的过程。住房制度改革后，住房成为普通家庭最重要的资源，并具有了投资价值，也对代际支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我们对宁波城市居民的访谈中发现，大部分年轻人结婚购房都用了“六个钱包”^[3]来凑房子的首付款，很多人反映，如果没有父母的支持，自己短期是完全买不起房的。父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是现代家庭经济合作功能的一个重要体现。

（二）农村状况(www.xing528.com)

农村的代际支持又体现为另一种情形。如果说城镇居民的代际支持更多体现为经济支持，那么农村的代际支持就更多体现为劳务支持。

打工经济背景下，产生了两种模式的代际支持，一种是基于代际分工而形成的“半工半耕”家庭经济模式。“半工半耕”是家庭内部的分工制度，即“子代进城务工——父辈留守务农”，农民既依赖土地获得农业收入，又依赖工商业获得非农收入，这种家庭经济模式有利于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有研究表明，农村代际分工促使代际支持呈现新变化，主要表现为情感互动频度上升，经济互动频度下降，而劳务支持呈现向子代倾斜的趋势（韦宏耀、钟涨，2016）。

另一种模式是农村老年人流入城市为子女提供育儿、家务劳动这种代际支持的方式。这种老人被称为“老漂”。相比前一种模式的代际支持，选择该种模式的子女往往是“混得比较好”的打工者，因为把父母接到城市需要能够满足生活居住的各种条件。几乎所有的城市青年家庭都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在夫妻二人都上班的情况下，家庭功能发挥会受到不同程度抑制。如果家中尚无孩子需要抚育，那么选择家务外包的夫妻比较多，一旦有了孩子，抚育外包的成本和风险都极高（保姆费用的上涨和保姆虐童事件的增加），而妻子辞职在家，将失去一份收入，经济压力倍增。在此背景下，如果把孩子送回农村老家给老人养育，就回到了前一种代际支持模式，而不想忍受亲子分离又有一定条件的，便会接父母前来帮助。

农村“老漂”群体进入城市为子女提供支持，这种生活共同体的形成，主要是为了应对农村青年城市化过程中遭遇的家庭生活压力，进而维持和增强家庭功能。从更深层次来看，是家庭共同体承担了风险保障和兜底功能。通过父辈的代际支持，子代极大地降低了城市化成本，提高了自身应对城市化压力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