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分工即我们常常描述为“谁主内谁主外”的模式。“主内”即是主持家庭内务，享有决策家庭事务的决策和执行权。与前述家庭财权的选项设置仅限于夫妻之间不同，我们对家庭分工的设置多了一个“家务主要由老人料理”的选项。男方和女方的父代家庭参与子代家庭的事务中，在中国是个极为普遍的现象。社会变迁是缓慢的，虽然外在数据显示核心家庭的数量大大增长，但我们不能把家庭变迁模式简单归结为“核心化”，实际上很多核心家庭有其“形”而欠其“实”。年轻子代面临城市化的压力，不管是“财务”还是“家务”，都对父代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代际剥削”。
（一）已婚样本家庭分工状况
1.农村分工情况调查
在奉化农村田野考察时，我们发现宁波一带经济水平发展较高，有着颇多的经商机遇，当地也有经商传统，这些使得当地男子除非天生有缺陷，都多有到外闯荡和打拼的雄心以及经历。“男主外”在当地不仅有传统，而且有高回报的可能。尤其是在存在富人、经济分化明显的村庄中，出外经商打拼对一个感觉到社会压力的男性而言，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奋斗途径。所以当地不到五十岁的男子，通常都在外闯荡做生意，只有五十岁以上的打拼失败的男子，才甘于在村庄里做日收入一百多元的小工。我们调查的三个村庄，花木种植发展得比较快，花木小工的收入也算得上稳定和丰厚，但他们往往自嘲说自己不过是人力夫。经商是一个高风险和高回报的选择，其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这使得村庄形成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分层。无论如何，经商是已婚男子奋起一搏、非如此不可的选择。在没有彻底失败之前，每个男子都将家庭崛起的梦想，寄托在经商上，这样“男主外”就是必需的选择。
如此一来，当丈夫在外拼搏努力时，小家庭的稳定就意义非常之大，“女主内”就成为妇女不得不如此的理智选择。每个尚未被真正甩到村庄底层的家庭，都有奋力向上流动的愿望，女子经商不如男子容易，而经商又最能迅速地带来家庭经济的腾飞，“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因此形成。也正因为这种定位，当丈夫在外娱乐休闲甚至赌博时，小心持家的妇女必须给男子足够的交际空间，因为“经商靠的就是人脉”，“不拖男人后退”的贤惠形象和道德要求更得以强化。
正是以上分工格局使得妇女的角色颇为尴尬。她们囿于家庭之中，男性的工作对家庭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决定性意义，使得妇女不会也无法将多挣钱当作第一要务，她们更需要做的是顾家。富裕家庭的妇女，打工收入往往是可有可无的，她们工作更多只是为了消磨时光。38岁的妇女张某告诉我，家里条件转好后丈夫一直建议她回家做全职太太，但她在家闷得慌，“这么年轻，在家没人，还不闷死了”。而家庭经济一般的妇女，仍需靠去工厂打工补贴家用，尽管这种补贴对家庭经济贡献率有限。打工的工资一个月只有1000元左右，而当地男人的最差行当——做泥瓦工一月收入也有3000元左右。因此，宁波农村当地妇女较少会为了获得更多收入去市区打工，也不会像外地农村妇女那样起早贪黑地做小工。进工厂对家庭经济的补贴意义，早被男人在外打拼、自己必须顾家的重要性掩盖了。在现有的“最佳”分工模式下，妇女不得不认为多挣钱更是男人的事情，不得不将家庭崛起的梦想寄托在男人的身上。
2.城市分工情况调查
与农村相比，宁波的城市家庭更多是夫妻双职工的家庭，这种家庭的突出特点是妻子参加了有报酬的社会工作。这在客观上冲击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不过即使如此，大部分男人都不愿意做家务，即使是全职女性在下班后也要比其丈夫做更多的家务劳动[38]，这个现象的存在不分中外。国外的一个研究结论是，丈夫和妻子的收入水平越接近，他们就越有可能共同分担家务劳动。尽管在这种家庭中，丈夫并不能和妻子平等地做家务，但是他们会比其他家庭的丈夫做得多。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收入比他们妻子少的丈夫通常会做更少的家务。这也有可能是因为社会性别角色上，如果一个妻子挣得比她的丈夫多，将威胁到他的男子汉形象，而去做家务会进一步威胁到这一形象。[39]
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结合基于收入的家庭贡献差异则发现，家庭成员收入差异对家庭成员家务时间配置的影响较小，呈弱相关性，而与自由时间、组织压力差异则呈强相关性，这些才是影响家庭成员家务时间分配的主要因素。比如一方是不用坐班、时间自由的高校教师工作，配偶是公司繁忙的小职员，即使后者收入比前者少很多，前者承担大部分家庭劳动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40]
宁波城市的民间经济比较繁荣，造就了很多自己做生意的大小“老板”。故而这里相对于不太发达的城市而言有更多的富裕家庭，这些富裕家庭的女性中，也有非常大一部分是不需要工作、主要负责孩子教育的。与前述农村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很相像，但是她们比农村家庭更加重视孩子教育，每日负责接送孩子上下学及为孩子搜罗各种资源、上各种兴趣班培训班，故而虽没有正式工作，也少有闲暇。
3.城乡数据比较
结合访谈资料和下表（见表5-13）数据可以看出，“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在农村所占比例大于城市，而男女分工平等的特点在城市体现得更为明显。
表5-13 城乡家庭家务分工情况调查表
4.不同年龄段家庭分工的情况
前文分析家庭生命周期的时候曾提到，以已婚并且有孩子的人为基数，在25～34岁年龄段被调查者中，长辈帮忙照料孩子的比例占40.31%；随着孩子的长大，需要长辈帮忙照料的比例大幅下降，在35～54岁年龄段比例下降到21.71%。长辈的帮助使得夫妻家庭分工也有了其他变化，因而我们增加了“家务主要由老人料理”的选项。关于家庭分工的调查数据（见表5-14）进一步印证了这个现象，不过这一数据的人口基数为已婚人士，包括有孩子和没有孩子的。25～34岁年龄段的夫妻选择“家务主要由老人料理”这一项的比例（10.73%）远高于其他年龄段。
随着夫妻年龄的增长，“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占比越来越大。这主要是由于孩子的出生对女性的就业情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观上，哺乳的母性需求、社会对母职的期待、传统文化（相夫教子）的压力等因素都使得女性在孩子出生的头三年会主动或被动地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家庭中；客观上，家庭主妇抚育孩子一段时间后想重回职场的难度比起之前已大大增加，同时职场妈妈们因兼顾家庭而对工作的投入大大减少，升职加薪的难度比起男性来说也更为艰难。
表5-14 不同年龄段家庭分工情况统计表
（二）未婚样本情况调查
关于未婚人士对于婚姻中男女的分工和家务的期待调查（见表5-15）中显示，无论男性被调查者还是女性被调查者，位于第一位的态度均为：“男女都一样，谁工作忙另一方就多顾家里”，分别占61.96%和76.60%，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位于第二位的态度均为“男主外赚钱，女主内理家”，分别占29.35%和13.83%，传统观念占比第二。希望“女主外”的比例不算高，不过女性比男性更高，说明女性对自身的职业期待比男性对配偶的职业期待更高。
表5-15 未婚样本中不同性别对家庭分工期待情况统计表
【注释】
[1]参见［美］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十版），瞿铁鹏、张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
[2]集体户是多个公民，他们相互之间不存在家庭关系，而且居住在机关、团体、企（事）业、寺院等单位集体宿舍，公安机关为管理方便，按集体户口进行登记管理，共立为一户或多户，一般由所属单位确定专人、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家庭户是以家庭关系为主的公民，一般居住在同一所（套）房子，共同生活，人数为少数几个。公安机关以家庭为单位，并确立其中的一个人为户主进行登记管理，发给家庭户口簿。
[3]徐安琪：《对家庭结构的社会学与人口学的考察》，《浙江学刊（双月刊）》1995年第1期。
[4]比如有三个家庭，人口数分别是5口、5口和3口，按常识我们应该认为5口之家居多，以5口之家为主，但统计平均数的结果是每家3.67口，这不仅与常识相悖，而且事实上这三家没有一家会是3.67口。
[5]参见苏红《多维视角下的中国家庭婚姻研究——结构、关系、家族和文化》，《社会》2007年第2期。
[6]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7]参见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8]数据皆由笔者根据人口普查长表计算而得。(www.xing528.com)
[9]参见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10]数据来自宁波统计局网站：《宁波市人口分布、结构和素质分析》。
[11]参见苏荣桂，张二力《中国妇女生育间隔分析》，“人口动态”编辑部编：《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论文集》，1991年版，第129页。
[12]参见田丰《中国当代家庭生命周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3]参见［美］詹姆斯·汉斯林《社会学入门——一种现实分析方法》，林聚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9页。
[14]笔者根据宁波市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而得。
[15]数据转引自田丰：《中国当代家庭生命周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7]参见辜胜阻《家庭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
[18]叶文振、林擎国：《我国家庭关系模式演变及其现代化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
[19]这也符合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比如徐安琪：《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研究——以上海为例的实证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20]文章列举了在中国城市家庭中，1949年以前结婚的夫妻中，共同决定家庭事务的占50%；1977年已达90%以上，夫妻之间的年龄、文化、职业等的差别越来越小。
[21]如徐安琪：《夫妻伙伴关系：中国城乡的异同及其原因》，《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徐安琪：《中国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生活质量——来自实证研究的报告》，《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第3期；李实：《农村妇女的就业与收入——基于山西若干样本村的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22]参见余华林《中国现代家庭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
[23]《鄞县志·范钦传》（公开版权）。
[24]Peter F. Drucker. Management： Tasks，Responsibilities，Practices. London： Heinemann，1974.
[25]参见茅理翔《管理千千结：方太董事长创业手记》，中国商业出版社2002年版。
[26]《李水荣家族成浙江最富》，《今日早报》2011年7月26日。
[27]《宁波5家企业上榜A股家族企业百强》，《宁波晚报》2012年09月05日。
[28]参见王险峰、王耀武《邓小平与“宁波帮”——邓小平侨务思想在宁波的成功实践》，载浙江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邓小平侨务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第71页。
[29]参见宁波市侨办《宁波海外新移民现状简析》，载海外宁波人研究会编：《海外宁波人研究》，宁波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30]［美］威廉·J·古德：《家庭》，魏章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页。
[31]［美］威廉·J·古德：《家庭》，魏章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
[32]与2010年相比，1995年的女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甚至更高，有可能是调查样本的偏差问题，故此数据仅供参考。
[33]参见韩湘景《2006年：中国女性生活状况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4]参见邹敏《为什么妻子都爱管钱》，载《科普天地（资讯版）》2010年第7期。
[35]参见《中国“妻管严”城市排行榜出炉 引来无数网友围观》，新华网2013年7月12日。
[36]参见朱斌、乔天宇《“妻管严”的婚姻生活幸福吗？——基于家庭权力关系与婚姻满意度的分析》，《青年研究》2015年第5期。
[37]“妈宝男”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是指什么都听妈妈的，什么都以妈妈是对的，什么都以妈妈为中心的男人。也指那些被妈妈宠坏了的孩子。
[38]参见［美］詹姆斯·汉斯林《社会学入门——一种现实分析方法》，林聚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5页。
[39]参见［美］詹姆斯·汉斯林《社会学入门——一种现实分析方法》，林聚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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