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日本侵略军为巩固其对京沪杭中心地区的占领，封锁浙江沿海的宁波、海门、温州等港口，掠夺物质，并实施南进政策，悍然发动了宁绍战役，大举入侵浙东地区。至翌年3月11日，江口、鄞江桥、奉化县城、象山等县先后沦陷，至此，宁波地区沦为敌后，在日、伪统治下的宁波人们饱尝了亡国奴的痛苦。[53]
外敌入侵，对普通百姓的婚姻家庭的稳定性造成了一定冲击，男性多被征兵，抑或沦为盗匪。女性的命运更是灾难性的：她们不但会惨遭杀戮，而且还常常沦为敌人性暴力的对象。[54]因失业而被迫走入市场的妇女也不计其数。[55]此外，妇女还要承受来自“自己人”的“传统的、道德的”批判与压迫。[56]由此可见，尽管近代以来，女权一直为社会所提倡，妇女运动蓬勃发展，但到了抗战时期，妇女的地位，尤其是在乡村，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提高。乡村处于敌我势力均能到达或均不能到达的游杂势力聚集区，妇女的命运非常凄惨，常常被不明来历者奸污，以至于“心理发生变态，固有贞操观念日趋冷淡”，充作妓女者不在少数。[57]沦陷区妇女更加凄惨，由于敌伪压迫、社会道德沦丧、利令智昏、缺乏知识、家境困难、无正当谋生技能与机会等原因，很多女性做了金钱的俘虏。敌伪占领区街市的畸形繁荣，“主要是赖各色各样的女性群筑成”[58]。
据载，由于战乱频繁、迁移无定，夫妇分离、子女散失的情况屡有发生。在战火阻隔、对方生死不明的情况下，丈夫另娶、妻子别嫁之事层出不穷。“讫站后复员，人们重返家园，不少家庭已面目全非。除少数破镜重圆，大多则默认这种离婚的事实。”[59]重婚现象也十分严重，不少男人回迁时已有“抗战夫人”，这给家庭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也是造成战后离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60](www.xing528.com)
1941年前后，中共开辟了三北（镇海、慈溪、余姚的北部地区）抗日根据地，加上四明、会稽、浦东，并称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四个地区。[61]曾任浙东抗日根据地浙东行署文教处副处长的娄适夷，1949年在香港出版了一部报告文学《四明山杂记》，文中反映了大量抗战期间宁波的“民声”。文中提到，浙东游击纵队在四年多艰苦的战斗中，“把整个四明山巩固得跟铁桶一般”[62]，1944年的双十节，整个四明山区充满了喜气。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妇女运动蓬勃开展。当村妇被邀请去洋楼开会时，“她们都高兴的不得了，因为这座高大的洋楼，她们也从来没有跨进过”[63]，从她们的喜悦中可以感受到阶级围墙的瓦解。文中提到共产党使民众对“家”的参与度深入到“国”的境界举的例子，作者曾碰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小侦查员，他的母亲托人来喊他回家，但他不愿意，作者问他为何如此，小侦查员回答：“家，人人都喜欢。但是东洋人、和平军，还有顽固派，迫得哪一个家还有好日子过，现在我们只有抗日，抗了日，家里才好过日子！”[64]
浙江抗日根据地1944年1月公布的《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依据男女平等的原则，从政治上经济上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实行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等。[65]这是政治上对婚姻制度的改革作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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