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亥革命掀起女权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从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出发，提出男女平等、女子有参政权、教育权和婚姻自由等主张。他在任大总统期间曾下令禁止纳妾、蓄婢和女子缠足。妇女参政、主张“女权解放”，呼吁妇女解放的声音非常突出，她们要求“女权摧折残败兮，自我复之。自由废弃坠弛兮，自我举之”[32]，争取女性权力。1912年1月11日上海的《民立报》传出发自女界的声音：“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一字之别却使人顿生“换了人间”之叹，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着手制定约法，一些女子纷纷上书请愿：“请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这一要求得到中山先生的支持，他指出：“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事所必至。”[33]后来由于袁世凯的阻挠，这一决议没有写入宪法。1921年浙江女子运动风起，妇女团体要求在省宪中加入三条：其一，省长、省务员及省议员不限于男子；其二，永远废止娼妓婢妾制度；其三，中等学校实行男女同校。[34]
从1902年到1912年，十年间出版的女子刊物就有三十八种之多。[35]这些刊物以上海的居多，对相邻的宁波地区影响也极为深远。资产阶级革命派指出：“男女同生天地间，同有天赋之权利，同有争存之能力。”革命党人宣传的家庭革命、女权革命之中就包括着婚姻革命，即革除封建婚姻制度的种种弊病，破除依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等等恶习和陋习；提倡男女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建立夫妻关系平等、一夫一妻制的现代婚姻。他们认为“女权愈振之国，其国愈文明，女权愈衰之国，其国愈衰弱”，倡言“二十世纪为女权革命世界”。 [36]长期以来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广大妇女，经过民主共和思想的鼓舞，纷纷走出阁楼，步入社会联合团体，从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女子参政运动。
女权革命的另一标志性成果是女性教育权的获得。1912年3月18日，由宁属六邑人士创立的宁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现为宁波第二中学）宣告成立，并正式开学，这是宁波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也是在竹洲创立的第一所正式学校。学校采纳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作为教学内容，开设数学、生物、理化等课程，书院制度完全转型为近代学校制度。女师学制五年，培养了众多学子，其中有革命志士陈逸仙（陈修良）、朱枫，生物学家叶毓芳，著名女作家萧珊、苏青等。孙中山先生曾于1916年8月22日搭甬曹段火车由绍兴抵达宁波，次日专门视察了竹洲女子师范学校，并在校内宣讲三民主义。
1919年的五四运动虽然只以地主、官僚或旧文人的子弟为社会基础，但其影响是非常大的。其运动主张尤以无情揭露家庭压迫、推崇结婚自由、解负、不以爱情为基础的包办婚姻影响深远。青年的自主和恋爱自由成为当时大众文学的主要题材，通过大量涌现同时也是昙花一现的政治出版物可以看出。例如巴金的《家》，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均属此类。
但总的来看，五四运动前后婚姻观念变迁主要体现在知识精英以救国强民为旨趣，以婚姻革命为手段对婚姻变革进行鼓吹和呐喊，虽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但对婚姻变革自身而言，务虚的成分较多，有时甚至颇为偏颇。
（三）本时期宁波的婚姻家庭特点
1.婚姻方面
（1）缔结婚姻的方式变迁
民国时期，1929年公布的民法中禁止重婚，纳妾属不合法。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又默认妾的存在。国民政府司法机构在1931年院字第647号解释中声称：“娶妾并非婚姻，自无所谓重婚。”[37]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婚姻法制的过渡性特点。在人口登记时，妾被列入“同居家属”，但其身份则不予注明。开明人士屡有反对纳妾之议，1947年2月鄞县参议会召开期间，曾有参议员陈隆镒等提议，应取缔纳妾，凡纳妾者不得充任各级议员及官吏，并课以纳妾税，每纳妾1人年输纳妾税500万元。[38]但直到1950年所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才第一次明令禁止重婚、纳妾，结束了这种事实上的一夫多妻的习俗。
民国时期的宁波仍延续着纳妾、典妻、租妻、童养媳、换亲、再醮等封建婚俗陋习。男子因妻子亡故无力续娶或妻子不生育的，可在外别谋一妻，订立契约，限以岁月，时间长的谓之“典妻”，时间短的谓之“租妻”，期至各离，所生子女则归男子。被典、被租的妇女往往是寡妇，但也有因家贫而出典、出租者。乡村男子也有因家境贫寒，抱养幼女待长大后成婚，谓之“养生媳”或“童养媳”；或者有家境贫寒人家，双方父母为节省彩礼，各以女儿嫁对方儿子，俗称“换亲”。丈夫死后妻子再嫁，称“再醮”。寡妇再嫁，前夫家属可向续夫索取“身价钱”，再嫁妇女通常被贬称为“二婚头”，如有子女同往，需向续夫立一文书，一律称“有病子女”，今后生死，与续夫无关，俗称“拖有病”，谐音贬称为“拖油瓶”[39]。
在婚姻观念上，婚恋自由尽管为大多数年轻人所认同，但过渡时代的中国人更多地选择向旧的制度妥协。据陈鹤琴20世纪20年代在江浙六所中学及大学的婚姻调查显示，在已婚的184名男生中，只有6人为自定婚姻，6人由父母代订而得本人同意，其余172人全是父母包办婚姻。[40]
（2）婚俗(www.xing528.com)
开埠前至民国初期很长一段时间里，宁波人的婚姻仍旧多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方式订立的旧式结婚。结婚礼仪从古代“六礼”演变而来，一般分提亲、定亲、成亲、婚后4个阶段。[41]男女婚姻大事，依父母之命，经媒人撮合，双方认为门当户对，始互换“庚帖”（上写年龄、生辰八字），并请算命先生“排八字”，待认为周全后方才议亲。议亲始议“小礼”，定亲后，男方将聘礼送到女方家；女方回礼之后就是择吉日迎娶了。
民国时期的宁波，是旧式婚俗与现代结婚形式的过渡时期。比如海派作家苏青在其民国时期的纪实文学《结婚十年》中，对在宁波订婚结婚的场景进行了大量的描写，是极佳的文献资料。文中提到“我觉得坐了花桥上青年会去行文明结婚礼，实在有些不伦不类，但一则因为羞答答地难于启齿，二则恐怕母亲疑心我有他故……坐花轿就坐花轿吧。”[42]
五四运动后，宁波的开明人士开始倡导改革旧式婚礼，提倡西式文明结婚。青年男女借用公共场所为礼堂，举行公证结婚。证婚人致贺词后新人交换饰物，在婚书上盖章，再由主婚人、介绍人、证婚人依次盖章。然后新人行相见礼，并向执事人、亲属、宾客行致谢礼，婚礼即告完成。如《时事公报》报载：“高鄞分院刑庭书记官黄绍襄，与鄞地法院民庭书记官杨佩兰女士，兹经高院刑庭推事赵毓麟、地院检察官何士骕之介绍，昨假地方法院大礼堂举行公证结婚。两院同人，男左女右，排列观礼，由公证推事印运焕作公证后，在简便隆重中，宣告礼成。”[43]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倡导“新生活运动”。鄞县县政府于1936年颁布《鄞县新生活集团结婚规则》，对结婚办法、结婚须知及礼堂规则作了具体规定。如：本县民众举行结婚得申请参加集团结婚典礼；举行集团结婚日期、礼堂由县政府于申请登记前公告之，每届以20对为限，由县长、党部常务委员证婚；参加者应先向县政府函索申请书，依照规定用墨笔正楷填写一式三份，不得折叠；未满20岁的男女申请结婚的，须有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于申请书内签字、盖章以资证明；经县政府审核公布的参加者，应于结婚前7日内依照布告上规定时间由男女主婚人带同结婚人亲来县政府，在结婚证书上盖印；结婚时，除新郎新娘和双方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外，均须凭观礼券进入礼堂观礼；新郎新娘须穿规定的礼服、鞋袜；新娘不得散发，不得用傧相及提纱儿童；参加者不得再行铺张办喜事及分发喜帖等等。[44]此举为知识界、商界部分开明人士所接受，城区、集镇偶有尝试，而农村则仍从俗如旧。
（3）初婚年龄
据1928—1933年金陵大学农经系对全国16省99处36632户农家的调查统计显示，浙江地区的男子平均结婚年龄20.3岁，高于全国男子平均结婚年龄20.0岁，女子平均结婚年龄18.5岁，高于全国女子平均结婚年龄17.7岁，出生率为37.2%，低于全国的平均出生率38.9%。[45]可以看出来，民国反对早婚、支持节育的实践中，宁波等浙江地区走在全国的前列。
（4）离婚
五四运动后，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离婚高峰。[46]1931年末代皇帝溥仪之妃文绣在天津向溥仪提出离婚，并达成事实，在国内也造成了很大的示范效应。这股离婚风潮从上海、北京[47]等大城市逐步辐射到宁波这样的中小城市，从城市逐步辐射到乡村。据载，宁波离婚渐多，起初大多由男子提出，从30年代开始，女子不再以离婚为耻，据统计，宁波鄞县1933年提出离婚的48人中，竟有39人为女性。[48]
2.家庭人口规模方面
民国时期，累世同居的复合大家庭已明显减少。至于亲属及戚属同居的情形，也不如往日的普遍了。究其原因，有可能是随着民国的建立和专制王朝被推翻，靠宗法制维系的复合大家庭失去了提供法律保护的政治基础。加之，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加剧，累世同居的复合大家庭在经济上也适应不了外界环境的急剧变化，故难以为继。
据1911年的调查，全国平均每户家庭5.31人，比清末有所减少。而浙江地区平均每户只有4.7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9]1912年到1947年间，全国平均户规模基本上在5.2和5.4之间波动。[50]那么宁波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是什么样呢？据1928年内政机构对21个城市的调查，[51]城市的平均户规模为5.14人，各省每户平均数为5.24人，而宁波的户数为44717，口数为212518，每户平均人数为4.753，比上海的4.848和杭州的5.095都低，三个城市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以宁波最低。[52]该数据是城市的数据，至于乡村，户均人口略高于城市。
由该数据可以看出，宁波家庭小型化的趋势与全国相比也是较早出现，主要是开埠后受到的新思潮影响较大，一些青年不再以分家为羞，而视为理所当然之事，甚至以小家庭制来反叛落后传统，追求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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