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浙江，吏治腐败，妇女地位低下，受压迫尤为深重。浙江发现的一纸道光年间的婚书，很能说明这方面问题，录如下：“立婚书蒋光头，有次子宏朝取（娶）妻陈氏，不幸夫身故，无子成（承）后，情愿改嫁与胡廷珍为继室，当受聘金钱伍拾千文，其钱当日收足。自婚之后，各无系（异）言，恐后无凭，立此婚书为招（照）。道光七年二月日立婚书人蒋光头（花押）。”[17]这实际上是一纸把妇女当成商品来买卖的契约。蒋光头的次子身故，媳妇没有孩子，由蒋光头做主立契将儿媳陈氏卖给别人为继室，取得钱五十千文。这是一件十分典型的封建买卖婚姻的契约文书。在“三权”（族权、父权、夫权）的压迫下，广大妇女“出入无自由，交友无自由，婚姻无自由，非顺从家主，不得其所欲”[18]。
帝制末期和民国初期的革命理论家以极严厉的态度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的家族观念，认为它成了当时建立现代化国家的障碍。“夫三从四德，数千年来之古训……人人奉以金科玉律”，以至人尽奴性，习非成是，漠之不察，“以今日之醒眼观之，固不足以当一噱。”[19]而打破这种观念的革命率先在南方开放的港口开展起来[20]，这其中就包括宁波。
（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深，1842年8月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后，宁波成为中国第一批开埠的五个城市之一。宁波社会结构慢慢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宁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另一方面，宁波城乡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从1887年严信厚创办的浙江第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到1906年成立宁波商会，宁波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开始起到民主革命的领导作用，比如创办《民呼报》《民立报》等。[21]同时，1907年1月，秋瑾创办了《中国女报》，还与陶成章等革命党人把《猛回头》等革命书籍运来宁波等地进行宣传。浙东革命之思想开始普及，尤其是在那些从新式学堂毕业的学生和留学回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中普及。这场革命体现在婚姻家庭制度上，首先就是女子解放运动。
作为最早接触西学文化的城市之一，开埠后的宁波是个比较混杂的社会，外来的不同族不同宗的人很多，这些人之间通婚并不少见，妇女的自主权比之以前、比之内陆的城市大。女子解放运动首先提出的要求就有废除缠足、妇女入学、自由择偶以及积极参加社会和经济生活等。以活跃在江浙一带的女革命家秋瑾为例，她躲过了缠足，参加体育运动和骑马，婚姻为父母包办，因为身为官僚子弟的丈夫“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所以她于1904年冲破重重阻力，与丈夫王廷钧“开谈判”，毅然决裂，走出家庭，投身革命。[22]其中缠足的陋习主要是为了把妇女排斥在生产活动和社交活动之外，把女性禁锢在家庭之中。当然，反对缠足协会真正蓬勃发展是1900年以后的事，主因是女校的出现得到了皇太后的支持，虽然这一支持来得比较晚。[23](www.xing528.com)
（二）太平天国的婚姻家庭改革
1861年，太平军攻占宁波的象山、鄞县（今宁波鄞州区）等除了定海外的全部地方。[24]因清末的腐败，太平军在浙江得到了人民的响应和支持，特别是浙东重镇宁波，未遇抵抗，不死一人，不流滴血，即被太平军占领。[25]宁波是太平军占有的唯一对外通商口岸。然而在1862年5月至10月间，清宁绍台道联合外国侵略者攻城，宁波陷落，太平军逐步撤走。[26]
在太平天国统治时，其占领区域内曾对旧的婚姻制度进行改革，并且一度取消家庭，代之以“男馆”“女馆”作为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太平天国的婚姻家庭政策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严别男行女行，暂时停止家庭婚姻政策；后期（1854年10月后），则恢复婚姻家庭生活，实行高层的多妻制和民众一夫一妻制相结合的官阶等级制婚姻政策。[27]太平军统治后期，婚姻相对自由，“贼亦娶民间妇女，民间妇女有饥寒不能度日者，亦愿嫁贼”[28]，罗尔纲认为妇女们尤爱慕军中青年[29]，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军民联姻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其中不乏自愿婚恋者。当时有人作诗说，“邻家有女作贼妻，朝朝为贼缝战衣。”[30]只有职位较高的太平军官员和军官才允许结婚带家眷，“贼中惟大头目许带家眷，其小头目擅掳妇女为妻者，皆系违令”[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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