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撰写中也有两章关于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演进的内容用到了法学分析方法。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是互为因果的，法律制度演进是我们理解婚姻家庭变迁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法学分析方法主要有传统的价值分析、规范研究和近些年兴起的实证研究。[18]本书使用的主要还是规范研究，从各个时代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进行分析，侧重法律史方面。
【注释】
[1]参见［美］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十版），瞿铁鹏、张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2]参见［美］乔尔·查农《社会学与十个大问题》（第6版），汪丽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3]参见王玉波《中国家庭史研究刍议》，《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4]参见郭松义《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婚姻、家庭史研究概述》，《中国史学第六卷》1996年12月。
[5]参见唐灿《国内家庭婚姻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2003—200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6]唐灿：《国内家庭婚姻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2003—200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7]包括杭州湾新区。
[8]宁波市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宁波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全市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388.36万人，占51.06%；女性人口为372.21万人，占48.94%。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519.52万人，占68.31%；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241.05万人，占31.69%。(www.xing528.com)
[9]参见宁波市统计局、宁波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宁波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简明资料》，第4页。
[10]［美］达莱尔·哈夫：《统计陷阱》，廖颖林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页。
[11]见《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三、本规定以我国的行政区划为基础，以民政部门确认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辖区为划分对象，以实际建设为划分依据，将我国的地域划分为城镇和乡村。实际建设是指已建成或在建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和其他设施。”
[12]见《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第四条，“暂行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的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视为镇区。”
[13]参见边燕杰、李路路、蔡禾《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中国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14]据访谈资料，在村里种地的人大部分是外地农民在本地承包土地，这部分人群因为采集的困难，没有包含在我们的样本中。我们所说的宁波地区的人口，主要包含城镇和乡村的常住人口。
[15]参见［英］凯特·福克斯《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姚芸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序言中说到，“老实说，我真弄不懂，人类学家想要研究那些带有古怪观念、神秘习俗的陌生部族文化，为何非要冒着得痢疾、疟疾的危险，大老远地跑到偏远地方，而最古怪、最叫人费解的部族明明近在眼前嘛。”
[16]参见周亚、柳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讨论会述评》，《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
[17]参见郭松义《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婚姻、家庭史研究概述》，《中国史学第六卷》1996年12月。
[18]价值分析处理“应当”问题，往往从价值偏好出发对法律规范做出“好”、“坏”的判断，研究法律规范应当如何。规范研究关注法律规范本身，运用法律自身的原理，遵循逻辑和体系的要求，以原则、规则、概念等要素制定、编纂和发展法律，以及通过适当的解释规则来阐释法律。实证研究关注事实问题，研究“法律实践是什么”的问题，一般通过对法律现象的观察、调查和实验，获取客观材料，归纳出法律现象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参见陈柏峰《法律实证研究的兴起与分化》，《中国法学》，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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