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观念下，婚姻是建立家庭的必要前提，家庭则是缔结婚姻关系的产物。这种认识今天看起来不够确切，因为一些当代人类学者认为人类起源时就存在家庭，作为性关系文明产物的婚姻，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家庭与婚姻是紧密相连但并不相同的范畴、课题，在家庭实体中，包含着种种关系，除婚姻关系外，还包括有血缘关系、收养关系等，家庭功能中，包含婚姻生活满足生理与心理需要的功能和生育功能，但这只是一部分，另外还有其他多种功能，如经济功能（生产、分配与消费等）、教育功能、供养功能、护卫功能等。家庭是一种社会实体，其中的血缘关系为不可置换性的天然关系。婚姻则是一种社会关系——经社会认可的、男女双方协议的契约关系，具有可置换性。[3]所以学者常常将婚姻和家庭分而述之。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由于社会制度的演变，朝代的更迭，以及长期作为全社会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不断深化发展的影响，再加上活跃在这块大地上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习俗的相互交融，使得婚姻关系和家庭结构等许多方面，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内容。[4]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方面由于社会内部的变革，促进了人们对旧式婚姻和传统家庭的批判；另一方面又由于受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在我国学术界曾掀起了有关婚姻、家庭史的研究热潮，到40年代，先后出版了像吕思勉《中国婚姻制度史》、钱穆《一千八百年前的中国家庭》、陶希圣《婚姻与家族》、陈顾远《中国婚姻史》等一批有质量的文章和著作。70年代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连带地推动了史学界在婚姻、家庭史方面研讨的兴趣，每年都有一批文章或著述发表，研究层面也在不断地发展深入。进入21世纪后的这十几年，婚姻家庭的研究反而又走入一种萧条的景象，著作和论文都渐少。有学者猜想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很多研究者只是借家庭婚姻之“器”，用以窥望其他宏大主题，研究志向不在于此。[5](www.xing528.com)
对婚姻家庭的讨论大都集中于对婚姻家庭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妇女解放、家庭经济和家庭成员关系等方面，主要发表于报刊之上。截至目前，有关地方婚姻家庭组织结构和家庭功能变迁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地方志史学研究依然严重不足，目前只有一些简单的地方实例分析，并不系统化。而且，很少有综合多种研究方法于一体的研究成果问世。在社会学恢复后的这30多年中，由于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婚姻家庭研究存在种种不足。有研究者指出，重复性研究多，创新性研究少；一般性描述和评论多，理论方面的提升和对话少等问题（谭深，1995；张敏杰，2001）。还有研究者更尖锐地批评道：只见家庭，不见个人，极少以家庭中的个人为分析主体；存在“宏大化”趋势，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结构，对微观家庭行为和领域研究不够；分析研究偏重男性视角，女性多作为问题主体进入社会学视野，等等（王金玲，2002）。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框架（唐灿，2006；罗梅君，2004），这一理论认为，家庭的发展和变迁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的变化紧密相连，传统的家庭制度将伴随着非西方社会和农业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商品化进程而西化，婚姻家庭制度将经历世界范围的趋同。女性主义视角是近年来国内家庭婚姻研究中最为活跃的一翼。左际平在对中国相异于西方男女平等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后指出，城市夫妻的社会性别被双重标准建构，妇女在履行对国家、家庭的职责时还要帮助丈夫养家（左际平，2005）。在国内研究中，女性主义视角更多地运用在对夫妻权力关系的讨论方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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