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医学史话：兰茂与滇南本草的开创性贡献

KUNMING YIXUE SHIHUA

宋元时期，昆明与中原地区有频繁而广泛的药物学交流，内地的医药书籍和药物大量输入昆明，昆明的药材也大量运到了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对昆明的药物有了更多的了解。北宋国家药典《政和证类本草》中，记载的昆明药物达20多种，有扁青、金屑、银屑、理石、青琅玕、升麻、木香、独自草、牛扁、琥珀、蘖木、莎木、莽草、杉材、榧实、木鳖子、犀角、贝子、海松子等药物。这些药都是作为中草药，被中原的医家所采用，表明昆明与中原地区药物交流达到很广泛的程度。到元代，太医院还专门遣使来昆明取药材。

元代，云南设立了惠民药局，官给钞本，以利息备药物，这是有记载的云南第一个官方医疗机构。马可·波罗也提到，云南的押赤（今昆明）等地区很少有医生，有病就找巫师作法，反映了大理国晚期至元初，云南各族对巫师还很迷信，影响了当地医药学的发展。

明代，著名的医学著作有兰茂的《滇南本草》，此书是昆明历史上保存至今最早、价值最大的中草药专著。

兰茂（1397～1470年），字廷秀，昆明嵩明人，一生布衣，在医学、音韵学、文学方面都有广博的知识和造诣。他流传至今的著作还有《韵略易通》《医门揽要》《玄壶集》《信天风月通玄记》和170多首诗作。由于著有《滇南本草》，兰茂成为昆明籍中第一位有专著流传下来的科学家，为昆明科学技术史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滇南本草》共3卷，收药500多种，主要有植物和动物两类药物，其中有300多是少数民族的药物，比如有彝族、白族等的惯用药。其书出版的年代不详，但早于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既是昆明第一部药物学著作，也是中国第一部地方专著，对地方本土医药研究具有宝贵的价值。许多常见的中医药，如川草乌、川牛膝、贝母都始载于《滇南本草》。每种药列出了名称、用途、性味、功能，有附方和附案，有些还有形态的简要描述及附图，有的药物则记有在昆明，例如，“法罗海，产东川；金线鱼，滇中有名，出昆池中，多生石洞有水处，晋宁多有之”等，全书行文简要而切实。可以说，此书对昆明各地的药物做了空前的发掘和整理。

兰茂和《滇南本草》

《滇南本草》在昆明民间辗转传抄，书的内容由于后代不断完善，有重要的医药学价值，一直被“滇中奉为至宝”，在昆明中医界颇受推崇。直到今天，其地位亦确立不移。从这个角度看，兰茂应是昆明历史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科学家之一。现代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曾为《滇南本草》中提及的植物做了详细的分类和审定。

兰茂另编有《医门揽要》二卷，上卷为“四诊总论”，论望、闻、问、切四诊及脉法，使用了浅显的文笔，但说理清晰明透；下卷列内外科诸病症及附方，内容多本于《金匮要略》，但也结合昆明实际，简要论述了治疗常见疾病的原则和具体药方。论者认为，其所举各种例子特别与昆明的地方气候及多发病相符。兰茂说：“切不可心矢大利，而浪救病之思。”充分反映了他的高尚医德。

云南人很早就发现了三七的止血的药性，三七，又名南国神草，是一味珍贵药材，和人参同属于一个科。古时三七大部分是从平坝经过蒙自、昆明中转后卖到中原，还有一部分从平坝进入两广卖到中原，或经马关通过越南河内进入东南亚各国。所以昆明很多经销三七的商号药店，也有一些研究并使用三七的医生和药房。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三七主治止血、散血、定痛。金刃箭伤、跌扑杖疮、血出不止者，嚼料烂涂，或为末掺之，其血即止。亦主吐血、衄血、下血、血痢、妇女血崩、产后出血、无名痈肿、虎咬虫伤诸病。南人军中用为金疮要药，有奇功。”并将三七称作“金不换”，说明三七有非常好的散瘀止血、消肿定痛的功效，主治各种出血症候及跌打损伤、刀枪箭伤、虎咬虫伤、瘀滞肿痛等。清朝药学著作《本草纲目拾遗》这样描述：“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皆为中药中之最珍贵者。”

清乾隆年间以后，昆明医药界名医辈出，往往世代相袭、享有盛名，中医中的家族链人才出现了，昆明各中医学流派开始产生。

姚方奇是乾隆末年的人，为昆明著名中医师，其子姚时安继承父业，临床治病，常有奇效。著有《医易汇参》，其孙有姚文藻、姚文彬、姚文清，都精于医术，其中姚文藻著有《疮症经验录》，姚文清以救危济贫为己任，光绪年间为救鼠疫病人，不幸被传染而病亡。

李裕采是乾隆年间的名医，在昆明顺城街行医，其子李善业，其孙李钦安，重孙李明昌，曾孙李杏坛、李继昌均为清代和近现代昆明的著名中医师。在民间救死扶伤、拯济危厄，深受人们信任。

康敬斋是乾隆年间在昆明行医的儿科专家，他的儿科医术传其子康万和，万和又传子康崇德、康崇仁，崇德传子康月轩，月轩传子康诚之，均为昆明著名的儿科医师。

清代昆明地区出现了众多的医学著作，主要有曹鸿举注释的《瘟疫论》《瘟疫条辨》，钱懋林的《瘟疫集要》《脉诀指南》，姚时安的《医易汇参》，段觐恩的《医学诀要》，方有山的《瘟疫书》，李裕采的《诊家正眼》《通微脉诀》，彭超然的《鼠疫说》，陈雍的《医学正旨测要》等。

云南白药宣传单

20世纪初，西医开始传入昆明，也是科技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云南白药的制配成功，也是这一时期昆明医药学成就的突出代表。1925年民间医药学家曲焕章（1882～1938年）成立了曲焕章药房，正式在昆明等地销售万应百宝丹。云南白药系采用云南三七等中药材作为原料，形成特殊的配方，对跌打、止血、镇痛、消炎等症有特效，是一种可外涂和内服两用的神奇药物。另外，曲焕章还制作了撑骨散、虎力散等新药，从这一角度看，他确实是中国杰出的民间医药学家。抗日战争爆发后，曲焕章捐献了数以万计的万应百宝丹给前方战士，治愈了很多伤员，云南白药也因此在全中国一举成名，蒋介石曾赠“功效十全”的匾额。至今，云南白药已成为云南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医药产品，不仅在医药学界有极高的声誉，而且在国内外民众中也有广泛的信誉和影响。

陈子贞（1876～1928年）为晚清昆明一代中医名家、教育家。光绪三十年（1904年），陈子贞执教于云南医学堂，培养了大量的医学人才，被誉为“三迤名医，皆出其门”，其中有缪嘉熙、林厚甫等名医。(www.xing528.com)

福林堂

咸丰七年（1857年），福林堂在昆明光华街创立，创始人李玉卿，祖籍湖北黄冈，随父李德来到昆明。福林堂制售的成药共有80多种，大多是配伍精当的处方，因选料认真，药力实在，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传统成药，其中最负盛名的有回生再造丸、益肾烧腰散、黑锡丹、济世仙丹、加味银翘散等。以后福林堂在昆明地区影响很大，至今盛名不衰，其配制的一些中成药已成为民间家常必备之药。民国时期，传说龙云、卢汉等云南军政首脑的冬令进补之药，也多是到福林堂采买。

20世纪初，西医开始传入了昆明、昭通和大理地区。1901年，法国领事署在昆明创办了第一所西医医院，先称为“大法施医院”，后改名为“法国医院”（滇越铁路医院，今昆明市妇幼保健院），两年后又设立“大法施医院附属学校”，招收中国学生，这是昆明最早的西医医院及西医学校。随着教会医院在昆明的大量出现，西医很快传遍了昆明各地区。

1909年，云南总督锡良编练新军，每日操练，当时伤病官兵众多，遂于昆明东寺街创建云南陆军医院（原址在今东寺街），由广东籍医师陈子华出任首任院长，这是清朝官方在昆明创办的第一所西医医院。

昆明本地医学以中医为主，昆明、大理和建水等地出现了很多中医名家，对中医在昆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民族医学在少数民族地区也较为流行。西医院在昆明纷纷建立起来，形成了中西医并存的态势。

民国时期，昆明地区有四大名中医之说，他们是吴佩衡、李继昌、姚贞白和戴丽三，其中后三位出生于昆明著名的医学世家。他们在中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并都有著述行于世，其医术在昆明有很大的影响，特别在昆明地区，可谓家喻户晓。

吴佩衡（1888～1971年）于1921年以后到昆明行医，擅长中医内科、妇科、儿科。1939年被推选为省、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1945年创办《国医周刊》杂志，以促进医学交流。1945～1950年，创办云南第一所中医学校——云南省私立中医药专科学校，任校长一职。吴佩衡作为火神派的重要传人，以其鲜明的用药风格活跃于医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吴氏学术流派，曾谓：“用药如用兵，药不胜病，犹兵不胜敌，能否胜敌，应视善不善用兵而定。”他善用附子，有“吴附子”之誉。他对《伤寒杂病论》有深入的研究，撰有《麻疹发微》《吴佩衡医案》等中医学著作。

李继昌（1879～1982年），字文祯，生于昆明，清代名中医李裕采的曾孙，昆明人称“李三先生”。李继昌于1907年入法国医院附属医学专科学校学习西医，积极汲取现代医学的诊断技术和医疗理论，成为昆明中西医结合的先驱之一。他擅长内科，兼攻妇科和儿科，所撰《伤寒衣钵》一书，汇集历代关于《伤寒论》的数十种注释，1978年整理出版了《李继昌医案》。

姚贞白（1910～1979年），云南昆明人，是清代名医姚方奇的第五代传人，云南“姚派”的代表性人物。1940～1948年任昆明市中医师公会负责人，滇、黔考试署中医师考评处处长。他擅长妇科，曾授徒40余人，创拟“姚氏资生丸”“姚氏生精散”“首乌延寿丹”等验方，有《巽园医话》《姚贞白医案》等著作传世。

戴丽三（1901～1968年），字曦，号徐生，昆明人，晚清昆明著名中医家戴显臣之子。主要著作《戴丽三医疗经验选》，该书精选了他40多年的部分学术研究成果和经验，包括内科、妇科、儿科、外科医案及疑难重症，体现了他承张仲景学说而能推陈出新的学术特点。另有《阴阳互引之研究》《伤寒论的科学性》《诊断篇》等论著。

民国时期，昆明著名中医还有黄良臣（1892～1960年），出身中医世家，精于内外科，尤长外科跌打、正骨。他医术高明，行医数十载，特别重视医德，对底层社会的农民、挑夫、人力车夫等来求诊者，往往不计报酬医治，为滇中人士所敬重，至今其事迹在民众中仍广为流传。

建水名医苏采臣（1906～1973年），以骨科闻名于省内外，20世纪40年代，在昆明开办了云南日月大药房，抗日战争时期向八路军赠送其研制的白仙丹、保险子黑膏药等，朱德总司令曾亲函致谢。

民国以后，更为重要的事件是西医医院相继在昆明和各州县建立，从此形成了中西医并存的状态，一直影响至今，西医的人才队伍也随之发展了起来。

1912年，法国人在巡津街购买了一幢法式建筑，成立了一所西医医院，1931年门诊大楼建成称为“甘美医院”，主要为外国人、云南党政军及社会上层人物服务。1914年，云南省警察厅在昆明南城脚将破败的关帝庙稍加修葺后，设立为警察医院，内设中医、西医。之后改名为“宏济医院”。1922年2月，昆明警察厅厅长朱德提议扩充该医院并对社会开放，遂成为昆明最早的公立医院。同年，昆明市政公所成立，“宏济医院”划归市政公所管辖，改称“市立医院”。

抗日战争时期，又建立了省立昆华医院、省立仁民医院、白龙潭医院、普坪村郊外医院和昆明卫生事务所等，还有美国人办的长老会医院，英国人办的惠滇医院。

与建立医院的同时，西医的专业队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留学于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以及上海、广州等地的医学毕业生纷纷来昆明行医，人数达上百人。到1945年，昆明市的西医从业人员达227人，应元岳、徐彪南、魏劼沉、孙建毅、魏述征等国内知名专家，民国时期都在昆明工作过。1920年成立云南军医学校，1937年昆明大学增设医学院，开始了云南的高等医学教育工作。

1939年中央防疫处迁到昆明高峣村，也创造了中国生物制品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期。在著名的细菌学家、病毒学家、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领导下，开展对伤寒、霍乱、肺炎、脑膜炎、猩红热等细菌学方面的研究，并与留美归国在昆华医院血库工作的樊庆笙合作，于1944年9月分离出中国第一株青霉素，并自力更生制出第一批5万单位／瓶的盘尼西林，成为世界上能率先制造盘尼西林的七个国家之一；此外，还研制出中国第一个斑疹伤寒疫苗，分离出黄疸型钩端螺旋体，查明了在盟军中流行的恙虫病，在国际上打响了NEPB（中央防疫处英文缩写）的牌子。昆明中央防疫处培养了大量人才，很多后来成为新中国生物制品行业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