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科技史话：金属矿产开发与昆明文明的兴起

【远古时期】远在数万年前的人类就已在昆明一带过着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的原始生活。远古时期的滇池周围，山上的松、杉、栎构成原始森林，山前一马平川，竹草丰盛。亚洲象、犀牛、大熊猫、马、牛、羊、野猪、鹿等动物在此繁衍。稍晚些时候，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开始有了古人类活动的踪迹。从呈贡区龙潭山古人类遗址中，发现了滇池地区迄今为止最早的人类骨骼化石，年代为距今3万余年，属晚期智人，专家们把他们命名为“昆明人”。当时，“昆明人”住在洞穴中，以猎获山上的动物烤熟而食为主，辅之以滇池中捞取的鱼类和螺蛳。石制、骨制、蚌制的工具虽然简单、粗糙，却是他们极为珍贵的家当。“昆明人”居住在此长达万余年。比“昆明人”时代稍晚的大板桥遗址、小石坝野猫洞遗址、石林板桥乡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都发现了许多古人类骨骼的化石，以及古人制造的工具。距今1.2万年前，滇池周围的居民已开始种植稻谷，此时滇池地区已有定居的农业部落。距今10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在滇池地区广为分布，彩龙村、小古城、石子河、关山等地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滇池地区原始人群大为增加，生产范围扩大，生活内容丰富。约4000～7000年前，滇池地区已有了定居的农业民族，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和捕捞、狩猎、采集、饲养畜禽等多种活动，并已能纺纱、织布。

在距今4000～5000年前，滇池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古人类对石器的制作，从打制发展到磨制，器物类型丰富，陶器生产开始出现，有一定烧制水平。距今约4000年前，农业产生了，特别是稻谷的栽培技术传入了云南核心地区，这无疑是新石器时代滇池地区最重要的科技特征，滇池地区的稻谷种植有数千年的历史。人们还学会了家畜的饲养和驯化，为食物生产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些极为原始的工具制作和原始农业孕育着丰富科学知识的萌芽，涉及多种学科，这表明在滇池地区肥沃的土地上，有着科技文明发展的良好基础。

【先秦时期】公元前2800年，滇池地区已进入青铜器时代。先秦时期，滇池地区居住着不同的部落，他们与巴（在今川东）、蜀（在今川西）和中原地区均有联系。公元前700～800年，即内地的西周时期，滇池地区进入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阶级分化。春秋战国时期滇池及周边地区出现了数以千计的部落联盟，其中“滇”的规模最大。当时滇池周围“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广之富”，可以看出当时经济文化较发达。青铜器时代滇池地区各氏族部落，以叟族为主，属氐羌族语系。氐羌，是中国古代分布在陕西、甘肃、青海、四川到云南北部一带的古老游牧民族。其中一部分从越（今四川越西）渡金沙江而进入滇池地区，与当地僮侗语族“蒲”“僚”等部落相融合，共同促进了滇池地区的开发和发展。昆明东川一带的金属矿产已被发现和开发，冶金和金属工艺方面有较大成就，青铜文化成为昆明科技史上最有特色、最为辉煌的成就之一，金属的使用也是昆明文明出现的标志之一。春秋末到战国时期，滇中逐步从“编发左衽，随畜迁徙”的原始社会向奴隶制过渡。战国中晚期，西北的氐羌民族进入滇池区域，科技文明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最主要的是青铜文化工艺和风格发生了新的改变。公元前286年左右，楚人庄蹻率军到达滇池地区，与当地的叟族部落联盟，同当地居民融合，建立了以叟族为主的“滇国”，自称“滇王”。“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他们带来了楚国和中原内地先进的文化、技术，对促进当时以滇部落为主的滇池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滇池地区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古滇国是昆明历史上第一个较有规模、较有影响的地方性政权，自那以后，“滇”成为了云南的象征。

【汉晋时期】西汉时，滇池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滇、劳侵、靡莫等部落，组成“靡莫之属”，其中以滇为最大，滇部落与东部的夜郎和北部的邛都部落已进入“耕田，有邑聚”的定居生活。西汉王朝建立后，积极谋求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公元前109年（西汉元封二年），汉武帝征发巴蜀地区士卒，以大兵临滇，先后征服了滇池东北面的劳侵、靡莫等部落，滇王被迫归降，“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以滇池的中心滇池县（今晋宁）为治所，设益州郡，辖二十四县。汉王朝以滇池地区为中心设置了益州郡，郡治与滇王驻地同在今晋城附近。郡下设县：谷昌县（今昆明），建伶县（今昆阳），滇池县（今晋宁），连然县（今安宁），秦臧县（今富民），昆泽县（今宜良），把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推行到了西南边疆，标志着古代云南接受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开始。郡县制度在滇中的推行，有力地促进了滇池地区奴隶制社会的解体，对各族的社会经济科技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东汉时期，汉文化开始大规模进入昆明，开始出现了学校和其他文教事业。科学技术中的古滇特色在东汉以后突然消失了，开始较多地注入中国内地科学技术的特征，并占据了优势，这与汉人大批入滇有重要关系。昆明与内地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了更多的交流，特别在农业生产和建筑技术等领域，内地在很多方面都对昆明科学技术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农业中牛耕技术的引进、水稻栽培技术的推广、各地水利工程的建设、建筑中砖和瓦的使用、斗拱风格的建筑开始出现、文化领域中纸张输入昆明等，都是昆明科技史上重要的事件。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原历法在昆明的传播和使用，也是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从域外还传入了木棉的栽培技术，对昆明和中国西南的纺织业产生极重要的影响。另外，汉代云南的两位科技人物，农业水利专家文齐和天文学家任永，也对昆明的科技文明产生影响。这一时期昆明自己独立的科技成果并不多，但也有一些很有特色，如医药学知识、生物学知识、井盐生产及漏刻计时等。特别是采矿技术有了可贵的发展，鎏金装饰技术更加成熟。最为重要的是，东汉以后冶铁技术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出现了专业铁官，铁的产量相当可观，昆明从此步入了铁器时代。

三国时，诸葛亮率蜀军平定南中后，很注意南中的经济开发，在参军蒋琬辅佐下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从内地引来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引进牛耕以改变当地落后的刀耕火种的方法，吸引了许多原以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走向定居的农业社会。提高了这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使南中地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出现了一个安定和睦生产发展的局面，“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所以诸葛亮在云南民间有极高的声誉，之后云南少数民族中一直有“诸葛亮老爹”的敬称和传说，并把很多科技成就当作是诸葛亮的发明。

晋朝把南中四郡（建宁、云南、永昌、兴古）从益州（治成都）分划出来，设立宁州，与益州同列，为全国十九州之一。东晋以后，大姓爨氏势力逐渐强盛，成为滇中地区的统治者。公元339年（成帝咸和十四年），晋王朝封爨琛为宁州刺史，并承认其世袭地位。历经南北朝隋初的200多年间，在中原政治动乱、民族纷争的形势下，爨氏对昆川一隅的统治，保持了“力役齐平，教化清静”的较为安定的社会局面，使滇池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到公元414年（晋义熙十年），爨龙颜任建宁太守，达到了极盛时代，有所谓“剖符本邦，衣锦昼游，民歌其德，士咏其风”之喻。到梁末隋初爨瓒、爨震时代，滇池地区已是“户口殷众，金宝富饶”“多骏马、犀象、明珠”，成为当时西南在经济上较为繁荣和富庶的地区。

【唐、五代时期】公元617年唐王朝建立，先后在云南设置了九十二州。滇池地区为九十二州的主要部分。公元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唐朝任命爨氏子孙爨弘达为昆州刺史，治理属县，治所仍设在益宁城。唐代中叶，蒙氏势力在洱海地区崛起，建立南诏国。公元746～747年，蒙氏皮罗阁进兵安宁，攻灭爨氏。于昆川（今昆明城区一带）建拓东城，成为南诏国的东部重镇。这一时期，昆明作为南诏的东都，天文学、地理学和生物学都有很大的进步，冶金与金属工艺、纺织、制盐和兵器等技术更是有极为显著的提高。特别是发生了以稻麦复种制和梯田作业法为特征的农业生产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成为南诏迅速崛起的最关键因素，也改变了南诏国内的生产关系，引发了社会变革。可以肯定，这两项技术深刻改变了滇池地区各民族的命运，对中国传统农业科技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云南红土高原上创造的两项伟大成就。南诏实行科技奖励政策，“一艺者给田”，对有一技之长的人给予奖励，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科技奖励制度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南诏在科技政策方面成熟的标志。当时虽然有多种外来的科技文化融合进昆明的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的主流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这是南诏科技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使南诏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史称南诏国“畴壤沃饶，人物殷凑；南通渤海（指印度洋），西近大秦（指南印度）”，说明南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国际性交流很广泛。东南亚和周边的国家、部族，纷纷向南诏国纳贡和贸易，建立官方和民间交流，南诏得以吸收四方文化的精华，具有一定的地区性大国影响力。拓东城的开辟，为古代昆明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发展成为南诏的第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成为往来广西、贵州和安南（今越南）的重要通道，在当时大西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与东南亚的国际交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昆明作为南诏的重要城市，与亚洲各国建立了普遍性的联系。南诏时期曾是历史上繁荣富强的时代，也是昆明科技史上有杰出贡献的时代，在很多领域都有极为灿烂的创造，在昆明科技史上有很多闪亮的成就。

【宋元时期】公元937年，大理段氏夺取南诏政权，建立大理国，统一了云南，在拓东城的基础上设鄯阐府，为大理国八府之一。府治沿袭拓东城。大理国基本上继承了南诏的疆界，崇尚和平，从大理国建立到灭亡的300多年，和宋朝从没有发生过武装冲突，出现永久性的和平，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大理国和宋朝经济往来十分频繁，战马交易占重要地位，大理国还用手工业品和药材交换宋朝的纺织品和盐，因商业和交通发达，科技文化交流也非常频繁。当时昆明不仅在经济上相当繁荣，科学技术亦保持南诏时期的发展水平，并在水利、矿产、医药学等方面有较大的进步。段氏政权在其内部经历了较剧烈的社会变革，释奴隶、免徭役，进一步瓦解南诏的贵族统治，解放了社会生产力。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兴盛，城市日趋繁荣。鄯阐府的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繁华的市中心逐渐移至盘龙江以西（今金碧路、三市街）一带，大理国国主也经常驻节于此。段氏统治者在鄯阐营造宫室园林，兴修水利，修筑河堤，发展古代城市建设。到大理国末期，鄯阐城已发展成为滇中一座“商工颇众”的繁华城市，商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蒙古灭大理国后，1274年，建立云南行省，忽必烈选派能力出众的赛典赤·赡思丁为“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把省会从大理迁到中庆（今昆明），昆明从此正式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云南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置于行省的控制之下，分掌了原属宗王的部分军权，使行省成为全省最高行政机关。这是云南行政机构的一大进步。云南行省的建立，开创了中央政府治理云南的新纪元。赛典赤在昆明修水利、办学校、改善民族关系，这一系列治滇举措，推动了昆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昆明成为“城大而名贵，商工颇众”的手工业中心城市。(www.xing528.com)

【明朝时期】1381年，明王朝以傅友德为统帅，蓝玉、沐英为副将，率30万大军击败元梁王后，设立云南承宣布政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将中庆路改为云南府，设知府、知州、知县。云南省治、府治和昆明县治同设在昆明城内。洪武十五年，修筑了昆明城池。城内以五华山为中心，修建了比元代更多的官衙、宅第和牌坊，在风景名胜地修建了亭台楼阁。城南为居民区，划分为若干“里”。东关、南关为“商阜之地”，“列肆纵横”。明朝政府对昆明进行大规模的移民，以军屯、民屯、商屯、谪戍、充军等方式迁徙了大量汉民，汉族在云南逐渐成为主体民族，昆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面貌越来越接近内地了。为了使云南长治久安，朱元璋派来云南的将军沐英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管理措施。明代，云南处在中原王朝的强有力统治下。1382年，建立了云南布政使司（相当于省政府）和都指挥司（相当于省军区），云南内地设府、州、县，实行以流官为主的统治，在边远地区则设立“土司制度”，建立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御夷”府州等，由当地的土司管辖。明朝政府从四川购买了万头耕牛，发给云南的军屯户，用于耕垦。军民积极垦辟田亩，兴修水利，开发西南边疆。农业生产随之进一步发展起来，农作物品种也增多了，各种手工业日益发达，采矿冶炼业得到很大发展。昆明开始废贝行钱，全国通行的白银、铜钱开始取代贝币在昆明流通开来。这一时期，中原汉文化又一次大规模地在昆明传播，昆明建立了很多学校，深刻影响了昆明文化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在昆明等核心地区，内地的科技影响力越来越大。昆明的地方科技终于较大程度与内地的科学技术融合在一起了，这是一次深远影响的演变。儒学进一步传入昆明，通过科举考试等方式，其影响风靡一时，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昆明的士人学习汉文化蔚然成风，出现了很多精通汉文化的知识分子。但中原儒学对思想的羁绊也产生了很多副作用，昆明部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精神意气均趋近于汉族知识分子，影响了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明代，昆明又一次统一于中央政府之下，昆明科学技术迎来了一次较快的发展时期，很多传统科技在这一时期已达到了较高水平。之后，昆明的主流科技就逐渐融合于中国传统科技了。这是文献史料空前繁荣的时代，涉及的科学技术内容也日益广阔。士人学习汉文化的同时，更多地吸收了来自内地的优秀传统科学技术，部分科技的发展（如水利建设等）虽然受到了政府的影响，但有本地特色的传统科技仍然保持着发展。科技上表现为既有本土的特征，又有作为地方与内地科学技术密切联系的特征。兰茂撰写的《滇南本草》，是昆明科技史上突出的自然科学成就。徐霞客考察昆明，则在昆明地理学史上写下了极为珍贵的一笔。郑和七次下西洋更是昆明人在世界地理史上的光辉贡献。这一时期，技术上的成果也颇为可观，昆明传统技术体系已初见端倪。矿冶和金属加工技术处于中国的先进水平，镍白铜的冶炼尤有特色，金银的开采和制作在中国享有盛誉。其他方面亦有突出的技术成就，云子围棋的制作，火草布的纺织，连射火器和连发飞箭等兵器的发明，“地龙”水利工程的兴建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建筑上出现了不少影响后世的杰作。这些成果在昆明科技史上不仅有卓越的贡献，还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而农业生产技术、建筑技术、瓷器制作工艺等多方面则受到中国内地科技的强烈影响。另外，明代昆明珐琅和雕漆工艺传入北京，成为迄今北京最重要的两项传统工艺，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563年，玉米和甘薯两种美洲作物传入昆明，这是昆明科学和经济发展史上的大事，它不仅给农业技术带来了新的生机，还极大地提升了昆明人口的数量，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清朝时期】清朝时建制沿袭明制，昆明仍为云南府和昆明县治所，城市规模没有超出明代的范围。清代昆明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传统科技的高峰，如采矿、冶铸、金属加工技术等，形成了当时相对完备的技术体系，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如昆明金殿及各种大型铜佛像制作极为精湛。昆明的社会和文化教育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科举之风的影响下，学习儒家文化的人员日益增多，著述水平不断提高，这是儒学在昆明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昆明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文人，如孙髯翁、钱南园，他们都有优秀的作品或著作影响后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汉文化成为主流标准。但是，随着人们对儒学亦步亦趋，各民族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被刻板单一的儒家文化所取代，没有出现特立独行的思想家，社会风俗发生了重大改变。其他科学知识体系已逐步形成，在大多数领域都超越了前代。清末，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大规模传入昆明，“师夷之长”成为一种潮流，传统科技与西方科技并进，对科技发展影响深刻，科技演化节奏加快。1884年（光绪十年）创立的云南机器局，成为昆明近代工业的开端。1900年（光绪廿六年），昆明开始出现商办企业。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滇池出现小火轮，市内也开办有“人力车公司”。到1911年（宣统三年），全市已有火柴、面粉、玻璃、香烟、五金、制茶、皮货加工、西药加工、火腿罐头等十多种行业，最多的为火柴业，已有厂商四家。此外，还有四十三处煤、铅、铜、铁、碗花（钴）等矿产的小规模开采。

【近代时期】从唐继尧到龙云主政云南期间，云南地方政府拥有很大的自治权，有自己的武装，发行地方通货滇币，地方政府顺应时代潮流，制定了各种政策，使昆明科技各个领域都开始了近代化的转变，各方面的建设有很大进步，昆明社会和文化出现了新的气象。1922年12月成立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成为昆明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1928年，昆明正式建市。民国初至抗战前期，进行了教育、社会风尚、金融、财政等一系列改革和城市建设，促进了昆明城市近代化发展。当时民国政府对昆明也充满了期望，1935年曾提出把昆明建设成为我国工业中心区的目标。

抗日战争爆发后，很多内地高等院校迁入昆明，最具影响力的是1938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历经颠沛流离迁入昆明，成为昆明科技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大批中国一流的科学家、学者云集昆明，带来的各种新学科如繁星在天，异彩纷呈，使昆明成为中华大地上思想文化之重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很多科学家却做出了杰出成绩，有些成果还达到世界科学的前沿水平，为昆明科技史写下了灿烂夺目的篇章，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教授治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办学原则使西南联合大学充满了创新精神，终于在红土高原上创造出了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这在昆明乃至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38～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期间，前后任教的教授有300余人，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有3343人。全国顶尖科学家、学者、思想家云集昆明，在教学和科研上成绩卓著，直接促进了昆明向现代文化教育制度的转型，把昆明带入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前沿，创造了一些具有世界性贡献的科技成果。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人才比例之高是罕见的，师生中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27人（总数81人，约占1/3）；在理工科方面，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物理学奖）；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赵九章、邓稼先、郭永怀、朱光亚、王希季（大理白族）、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约171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教师79人，学生92人）。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西南联合大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南联合大学集中了当时全国最强大、最优秀的师资队伍和素质优秀的学生，之前和之后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集中了大批人才，却没有达到西南联合大学如此突出的成绩，这是由当年特定的时代和昆明的地利、人和等重要因素决定的。在昆明8年，西南联合大学诠释了科学精神的真谛，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典范，一座丰碑。其历史意义经久不衰，一方面，五四运动以来追求的民主和科学，在西南联合大学得到了完美的实现；另一方面，大家一直追求的世界一流大学，其实在70多年前的昆明这片红土高原已经实现了。以后的学校虽然一直在朝一流大学努力，尽管很多高校不论是基础建设等硬件方面，还是师资学生规模方面，或是科研保障方面，都远超西南联合大学，但却很难再达到西南联合大学的高度。

昆明工业逐渐向近代化发展，出现了结构性的革新。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大后方的扶持和建设，大批工厂迁入昆明，昆明作为省会城市引领全省人民在抗日的烽火中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昆明如同发生了一场近代工业革命，工业技术在各个领域飞速发展起来，逐渐建成了实力雄厚的近现代水平的工业技术体系，产生了以中央机器厂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企业，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飞机的设计和制造等领域还表现出巨大的创新能力。直到今天，民国时期建立的工业技术体系仍然是整个昆明工业体系的比较重要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学者云集昆明，人才荟萃。当时不仅出现了民主的环境，也出现了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氛围，成为科学繁荣的重要保证。科学技术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在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各个广阔的领域，出现了一大批世界领先的近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很多成果至今仍然是经典之作，这是有巨大意义的，说明在适当条件下，在红土高原同样可做出对人类文明有积极贡献的成绩。这一时期是继南诏之后，昆明科技史上又一次极为辉煌的时代。昆明主流的科学技术终于与世界科学技术融合在一起了，并一直影响至今。而西南联合大学和中央机器厂则分别代表着昆明科学史和技术史上的两座高峰。

昆明本土产生了几位著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代表性人物有陈一得、熊庆来、张海秋、段纬等科学家或工程师。与清代的传统科技相比，民国时期昆明的科学技术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的成就大放光芒。陈一得在以气象学为代表的多个科学领域做出了突出成绩；熊庆来是中国系统引进和传播西方现代数学的先驱；张海秋是中国近代林业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段纬则在道路工程技术上有杰出的成就。他们都为昆明和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昆明在生物学和地质学方面也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西南联合大学的一些生物学家在一些基础性的前沿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矿产地质学的研究则对昆明的经济建设产生了推动作用，昆明的地震研究也开始出现，当时一些科技研究在中国处于领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