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本文以与友人通信的方式，对我的一位网络批评者作了回应。希望此文能在时下人们经常谈论的几个历史问题上，略尽一点澄清事实和促进思考的责任。如今网络作品的影响大过不少专业性学术刊物，其中固然多有毫无学术素养和真诚而信口开河的，但也有一些愿意对问题进行认真探讨的。这样的作品，我以为比起时下常见的某类“学术论文”，更加值得认真看待。
L女士：
谢谢转来网上的文章《革命的幻象和幻象中的革命——兼与张光明教授商榷》。此处仍以给你回信的方式，谈谈对此文的看法。
据这位作者说，我在《略论“倒过来的革命”——关于列宁的“论我国革命”》一文[1]中，“完全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出发，去探讨十月革命的性质和底蕴”的。他对这种做法表示了很大的不满。其原因，在于他认定马克思学说为原罪，谁企图为马克思辩护，谁就是“马克思的徒子徒孙”；谁要是想指出马克思和列宁的区别，谁就是“口口声声为‘倒过来的革命’的失败辩解”。这位作者对自己的见解极有信心，在他眼里，与他不同的看法是“极其可笑”的，因此他要起来与之争辩。
我没有用这种方式“商榷”的爱好。至于他认为我根本没有办法解释的那些问题，我过去早已解释过了。我的理论观点，在这里就不想再去重复了，他如果乐意，可以自己去读。当然，对于这些问题，我是本着唯物史观的方法去探讨的，这自然不能让他满意，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有我自己的信念，正如他有他的信念一样。我愿承认，他在所谈论的领域里确有较为广泛的涉猎，也有对重要问题穷究底蕴的意愿，但我注意到，在他这篇接近5万字的长文中，仍然充满了理论、史实和逻辑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可能是辨认不清的。因此为了公众的利益，我准备对这些错误择其要者，仅从事实角度略予评论。我在后面会时常引用一下自己的话，这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了在说明问题时“偷懒”、省事而已。为简便计，下面我就称他为D先生。
一、文章一开始，D先生便断言张光明之所以“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出发，去探讨十月革命的性质和底蕴”，是因为他的“身份和专业”。
这种断语袭自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早已熟悉了的那种庸俗化了的“阶级分析法”，可惜完全不符合事实。首先，我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2]是我在“文革”期间目睹和亲历无穷无尽的惨剧而读书和思考的结果。当时我的“身份和专业”是一天挣七分工的农民，如果说这样的“身份和专业”决定了我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我倒很高兴，但这并不是D先生自己的用意。
好吧，以我现在的“身份和专业”，除去一些人不切实际的猜测，不过一名普通教师而已。难道有了这点“身份和专业”，就必定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了吗？难道把马和列区别看待，就是秉承了上面对“专业”的指示吗？如果谁这样想，那不过是外行的一种想当然而已。我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确认在马和列的理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这是我自己长期探讨的结果，没有哪一份文件，没有哪一本“专业”教科书让我这样做；相反，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些观点我从未指望过被官方宣传口径所接受；事实上，它们至今也仍旧是不被接受的。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到这一观点上来了。吾道不孤，这让我感到高兴。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国际上去，则持这种观点的政治派别、政治活动家、理论家以及专业的学者（包括非马克思学派的学者），自20世纪以来就更多了。随随便便就可以列出一大批著名的学派和人物，他们都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中的一个派别，它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有重大的差别。[3]所有这些学派和个人的观点，你尽可以不同意，尽可以反驳，但你能把他们的观点也归结为他们的“身份和专业”吗？
二、D先生从我对俄国革命所作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得出如下推论：张光明既然认为俄国革命是在未成熟的条件下发生的革命，那他就必然还要坚持“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物质文化基础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据他说，这是我虽未明言，但从我的分析中“必然得出的结论”。
他又一次错了，用想当然代替了事实。我不可能在此详述自己的观点，只引我在10年前出版的《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变》一书中写过的几句话吧：
“目前只能做到从逻辑上大致推论：要么资本主义终将达到一个无法逾越的极限，于是迎来社会革命的时代；要么资本主义通过持续的自我改良在无意中实现自我否定，以至像顾准所断言的那样，在批判——改良中一点一点灭亡掉[4]。前一种趋势从20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似乎不容易得到证明，后一种趋势则越来越具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因为它在过去的100年中已经得到了清晰的验证；尽管当今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但早已不是19世纪的私人资本主义了；尽管20世纪晚期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重新泛滥，但是谁也不可能把资本主义100多年来已经达到的高度社会化成果彻底消灭掉，退回到19世纪的粗陋资本主义去。也许，沿着这个趋势走下去，社会的发展最后不是通过阶级决战，而是通过自然的演变达到未来的高级阶段？”[5]上述看法很可能让D先生不满意，但他预先便代替我得出“必然得出的结论”，恐怕有点过于急躁和武断了。
三、D先生认为，我在《略论“倒过来的革命”——关于列宁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没有回答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首先，据他说，我没有回答“通过市场发展生产力，怎样发展人民大众的普遍民主”的问题。这不对。关于这个问题，我在那篇文章不是没有谈论过，具有一定理论修养的人，应该可以从我的叙述里看出我的意思。现在既承D先生下问，我再简略回答如下：依照我的信念（请原谅，它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历史上是一种具有极大的破旧立新能力的经济，它对于近代以来一切形式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集权主义，都起着潜在的巨大瓦解作用。同时，它又促进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发展，因此也就在客观上推动着“第三等级”对民主的日益成长的要求，从而孕育起为了实现这种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在我看来，这是一条历史进步的必经之路，它将引导人们首先走向“形式民主”，并进而朝着“实质民主”接近。唯有在这条道路上，人民的自治能力，社会的进步，才能够不是靠自上而下的“灌输”和恩赐，不是靠仰望青天的、乞讨式的“忽悠”，而是依靠人民大众基于自己的利益而产生的自我意识，以及由此为民主而进行的持久斗争。顺便说一下，时下许多人艳羡不已却不知其由来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
十分清楚，我在这里着眼的是如何找到一条客观上可行的道路，它能帮助我们走出“倒过来的革命”的困境。D先生却由此推论道：既然你认为我们还有路可走，那就是要我们重走老路！就是要“今后那些不发达国家仿而效之，即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先进入‘现实社会主义’，然后再向‘高水平的社会主义’过渡”！这算是一种什么逻辑呢？对于这样的逻辑，我确实没有办法回答。
再者，我在这里讲的是一种从宏观历史进程出发的抽象政治理念，D先生却非要我回答“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怎么保证？”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很抱歉，您找错了对象。一个普通教书的，一个本着自己的认识和良心搞学问的，关注的是人民的福祉，社会的进步，历史的未来；一个“群众”，哪来的资格、意愿和权力去回答这样“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为什么不自己去向与这个问题利益相关的决策者提问，而要跑来追问我呢？
好了，允许我也推论一下吧——这种推论是从D先生的文章中归纳总结出来的：他的这种思维方法，是因为他毫无批判地跟随着我们的正统教义，简单地把马克思、列宁视为一体，因此在他眼里，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谁就必定是苏式社会主义的维护者，必定是“权力的奴仆”。这再次与历史的事实相去远甚。我在许多文章和书中都提过，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是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是马克思主义者，库诺、奥托·鲍威尔、希法亭、托洛茨基、曼德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亚当·沙夫……这些人物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他们是属于不同派别、观点各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著名的《让历史来审判》的作者麦德维捷夫，甚至是站在列宁主义立场上去揭露斯大林罪行的。D先生不至于不知道这些人吧？他们是权力的奴仆呢，还是尖锐透彻的批判者呢？D先生是否都要把他们一股脑视为敌人呢？
四、D先生又讥诮道：“当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口口声声为‘倒过来的革命’的失败辩解，即这个失败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还没充分发展的物质文化条件下发生，但他们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100多年后，不仅老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不断加入发达资本主义行列的国家，也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
我不得不再重复一下：D先生又错了。这个问题在中国学术界，确曾长期无人认真加以解释，甚至很少有人意识到。但不等于除了D先生之外就没有人能够解释了。就拿他眼中我这个“口口声声为失败辩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吧，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就开始自觉地注意到并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6]中，我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并为解决的途径勾画了一个粗略的框架。在1999年出版的《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一书中，我又以这个问题为核心，展开了全面的论述。当时我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为背景，以第二国际时期西欧与俄国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及其大分野为考察对象，对西方资本主义长期延续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历史的和理论的解释。后来我偶然发现，这本书被人弄到网络的“爱问资料共享”上，下载量十分可观。估计D先生没读过此书，即使读过他也不会同意，但如果说，他自己不同意的解释就等于“无法解释”，这恐怕不大合适。
五、D先生认为，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马克思的主张也是遭人遗弃的垃圾。为此他使用了一个主要论据，就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的领袖卡尔松的话。不错，不仅瑞典社民党，还有其他许多社会民主党都没有采取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主张。但仅只向人们讲述这一点，那就太片面了，因为恰好是同一个英瓦尔·卡尔松，确认马克思的历史观为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概念”。他说：“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认识我们的当代社会，特别是由传统的工业社会的变迁所带来的新的政治条件、全球化与信息技术对生产、通信和政治所造成的根本性影响是十分十分重要的。”[7]他认为，当代社会民主党之所以需要作政策上的改变，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变化使社民党面对着与20世纪60年代完全不同的新条件”。
既然说到了这里，那就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多说几句。
20世纪中期以后，西欧各国普遍迎来了一个“福利国家”的时期。但如果把这个重大进步当成资本主义之自动的、仁慈的馈赠，那就错了，它是在生产力巨大发展和民主化进步的基础上，在工人阶级和其他广大下层人民长期斗争的推动下产生的。
19世纪时期的资本主义处在自己的早期阶段，当时是野蛮的、残酷的。工人们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改变自己的处境，必然会起来与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保护者抗争，而阶级斗争在当时不能不采取尖锐对抗的形式。在工人阶级发展的这个阶段上，马克思学说起到了决定性的思想引导作用，它促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利益和力量，指出革命的方向，因此成为欧洲工人运动的思想主流。随着资本主义逐步迈向自己的成熟时期，情况开始变化了。现实的条件使得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越来越可能依靠工会的、议会的……总之合法的斗争方式去争取自己的权益，于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主张在工人大众中便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号召力，改良主义自下而上地排挤了“革命主义”。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想失去工人群众，便只能先从实践上、然后从理论上，经历一种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向。这种转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在两次大战之间曲折地进行着，到“二战”后走到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捩点，那时社会民主主义正式宣布自己为改良主义，这方面的标志性文献，就是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声明》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但社会民主主义仍然宣布自己的未来目标是彻底改造资本主义，使人民走向真正民主的、自由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说，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革命手段放弃了，但目标没有放弃，这也并非由于他们视革命为万恶之源，而是由于他们认为条件并没有发展到“最后的、绝望的”、非使用革命手段不可的地步。[8]在中下层群众的支持下，西欧各社会党普遍上台执政了，它们广泛推行了福利制度的实验，广大人民从中得到了显著的好处，资本主义在欧洲受到了虽非根本性的但仍然十分深刻的改造，从19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走向了“莱茵模式”。
所以，第一，这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单方面赐予的进步过程，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工人阶级斗争的巨大压力，是促进这个过程的双重动力。第二，这个过程，一方面导致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社会“同化”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自身也被改造了。第三，“福利制度”是资产阶级与下层劳动者大众的力量在斗争中达到相互制约、势均力敌状态的产物。如果说这样的制度毕竟还没有根本超越资本主义的话，那也完全不同于原来的资本主义了。社会党人对自己的这些成就十分自豪。如果有谁看了D先生的文章之后，懵懵懵懂地跑去恭维欧洲的社会党人，说他们是延续着“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说他们的伟大功劳是维护了资本主义，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送他一个“不！”，然后客客气气地把他撵出门去。
到了这里，人们大约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民主党人放弃了马克思的革命主张却仍然尊崇历史唯物主义了吧？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从历史中、从经济和社会的客观进步中考察特定社会是否适合这种需要：如果适合，它就必然存在；如果不适合，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另一种社会形式所替代。如果这种替代遇到统治者出于私利的暴力镇压，则革命将不可避免；如果有条件采取和缓的方式，则和平转变就成为合理的选择。[9]这种新的社会形式及其实现道路和手段，不能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需要从现存的社会中发现出来。这便要求人们走出哲学，走进经济学，对经济关系作尽可能细致的分析。当对资本主义进行这样的分析时，马克思恩格斯确实犯过不少错误，他们以为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了，而按照我本人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时代，今天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所认定的那些即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尖锐矛盾，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矛盾的早期表现”[10]。后来资本主义的演进确实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测，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发展也因此大大不同于他们的预期。但他们的历史方法提示人们，在考察和制定自己的行动方略时，应该从历史的客观进程而不是主观的意愿中找到根本的依据；而当重新考察过去的历史时，也还是首先要从经济运动规律中探究深层的原因。这就是唯物史观在当今世界上仍为许多学术领域中的重要学者和政治活动家所肯定、所运用的理由，也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们仍然确认唯物史观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将此一再写入自己党的纲领的原因。[11]依我看，以上这些人们的做法比起不懂得细心区别和分析，只会一叠声高喊“打倒”的做法来，是要高明得多的。[12]至于我自己，在《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从表面上看，现实的历史似乎存心用自己的‘错位’与理论预测开玩笑，然而更深入的观察表明，这种‘错位’本身也是经济和历史运动的产物，因而仍然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能把握。”我把这种方法总结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应用于考察马克思主义历史自身的矛盾”。[13]这是我多少年来研究工作中自觉贯彻的基本方法，今后我还会继续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如果有论者不满意，那也只好随他去。
六、D先生激烈地批评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为荒谬。不过，他也还是承认，阶级总还是存在的，而人们的观念和阶级利益之间也是存在联系的。接下去他指出：“观念和阶级地位、动机和经济利益之间的联系，是极其复杂、曲折、微妙的，这种联系有可能是正向的，也有可能是反向的，可能近些，也可能远些，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间接联系，也可能根本八竿子打不着。因此，在历史分析中直观地、直接地‘找出’这种联系，并以这种联系作为整个理论分析的坐标，难免会产生荒唐的主观臆断，难免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这些话说得一点不错，的确把握住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要旨。
然而，他马上便引用马克思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很长的一段话，来证明马克思正是愚蠢地要在阶级地位及其利益和思想观念之间“直观地、直接地找出这种联系”。可是，凡具有正确阅读能力的人，立刻便会产生疑问：他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这段话，不是恰好证明了马克思反对这种“直观地、直接地找出联系”的做法吗？当引文里说“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的时候，马克思不正是主张把政党和个人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的阶级地位和利益区分开来，而反对那种认为“所有的阶级分析都必须直观地找出各种理念后面的经济利益和物质关系”的庸俗阶级分析法吗？D先生刚刚完整地引用了马克思的话，转瞬间就把马克思批评的东西反过来扣到了马克思头上，这该怎么解释呢？而D先生自己一遇到不同意见，立刻便归咎于对方的“身份和专业”，这不正好证明，恰恰是他自己，一遇到与他不同的“观念”，立刻便想当然地追究到这种观念的“阶级地位”吗？
这里，需要简单地谈谈阶级斗争学说这个如今许多人心目中的“祸害”了。
这个学说不是马克思创立的，而是很早以前就产生了的。老实说，在人们的观念与他们的地位、经历、利益之间，有着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一个仅从日常经验中即可感受到的常识。但从模糊的日常经验到建立起清晰的理论体系，是需要长期的思想努力的。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梯叶里、米涅、基佐、梯也尔等）明确系统地运用了阶级斗争学说，他们从复杂纷繁的政治斗争中揭示隐藏在事件当事人主观意愿背后的阶级利益；把这一理论运用于法国大革命，他们把整个进程理解为第三等级平民和贵族统治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进程。这较之以前把事件仅仅归之为个人的主观动机、意志的做法，已大大前进了一步。由此，历史科学在他们手上获得了重要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他们的努力，在19世纪的社会科学著作和政治生活中，阶级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概念，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那个时代的文献，就会一清二楚了。
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特点在于，从复辟时期历史学家止步并陷入自相矛盾的地方进一步往前走，把阶级的产生和存在与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联系起来，把阶级的差别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联系起来。[14]即使在等级制已经不存在、契约上关系已经完全平等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经济地位的不同，人们仍然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或缓和或激烈的对立与冲突，这就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时代的现实，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日趋尖锐化的理解，使得马克思更多地注意和强调了斗争激烈且愈益尖锐化的、不可调和的一面。[15]而在西方主要的国家中，这一斗争后来有大大缓和的趋势，但这不等于说，阶级学说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
从法国历史学家到马克思，这个学说既是对历史进程客观存在现象的描述，同时也是下层人民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抗争的思想武器。欧洲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斗争中依靠这一武器，通过长期的斗争，才有了20世纪中期以后的重大成就。所以，还是那位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卡尔松，他曾这样写道：“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矛盾具有关键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不可调和的。但如果双方力量能够达到某种平衡，它又可能成为经济发展中富有活力的因素。”他还说，“社民党的上述看法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16]。
与社会民主党人仍然赞成阶级斗争的学说相反，如今在我们这里，阶级斗争这个词却让人闻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和切齿痛恨。在时下一般人的观念中，这个学说是与压制民众、制造仇恨、打击异己、大规模迫害……联系在一起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要求把对阶级关系的理解建立在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之上。如果连对这个最基础的东西的理解都搞错了，那么，对阶级关系的理解当然也不可能正确。举例说，如果在一个并没有多少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存在的地方，有人却脱离经济分析，到处瞪大眼睛抓“资产阶级”，那便毫无疑问要产生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错误。不仅如此，这样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还导致把真实的阶级关系掩盖起来。[17]从上世纪20年代末苏联斯大林的“全盘农业集体化”到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概出于此。它们不但败坏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声誉，而且还使得缺少理论思维能力的人们不懂得理解、运用和发展这一理论，去认识我们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真实的阶级关系。当然，这类错误由来已久，说来话长，例如在中国，还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等理论问题，这里不可能多说了。然而，把这些错误简单归咎于马克思，这公平吗？
七、现在谈谈D先生对巴黎公社的看法。这些看法大致可以归纳如下：（1）巴黎公社是“法国大革命进程中的一个偶然的政治事件”；（2）巴黎公社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的政府”，因为在它里面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起主导作用的是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3）梯也尔的临时政府向普鲁士投降是完全正确的，而巴黎民众居然不听话，上演了一场“和政府对着干”的“闹剧”，这“是任何一个合法政府所不能容忍的”，理应镇压；（4）巴黎公社即使成功，也必将产生一个新的专制主义政权，它将把后来苏联的一切恶果预先上演一遍，那时，“一个比资产阶级共和国更加专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就会早近半个世纪出现在世界上”。
老实说，他的所有这些说法，我连一条都无法同意。
首先，把1871年的巴黎公社说成是“法国大革命进程中的偶然事件”，这种观点有点奇怪，因为一般人是不会把法国大革命一直拉长到1871年的（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中国在“反修防修”和“文革”时，就把1789年到1871年的整个过程，一股脑说成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过程）；此外，姑且让我们接受D先生这一独特的历史分期法，那么他便陷入自相矛盾中。据他说，1871年的公社是1789年大革命以来法国人民（甚至还包括革命前的启蒙学派）一直喜好无法无天、异想天开、制造胡闹的产物，那岂不恰好证明，巴黎公社并不是一次偶然事件，而是由普法战争失败这个事件所激发起来的又一次必然的事件（他称之为“闹剧”）吗？
其次，让D先生感到很不可思议的是：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都承认，在巴黎公社中起领导作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怎么还敢说这个政府是工人阶级的政府？这种思路在我看来倒真是不可思议。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是工人阶级，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D先生认为，必须先是马克思主义者才是工人阶级成员，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掌权的政府，才是工人阶级的政府，那只能说，这是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毫无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如此愚蠢地、宗派主义地把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开除出工人阶级队伍，只认定自己的信徒才是工人阶级；也从来没有规定，只有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自己一派建立的政府，才是工人阶级的政府。这里又一次表明，D先生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由于不肯去动脑筋了解这二者间的区别，他把自己对后一种社会主义的愤怒，统统发泄到马克思、恩格斯头上去了。
再次，据D先生说，既然梯也尔的临时政府投降了，[18]人民就该乖乖配合才是，可这些巴黎愚民居然不体谅政府的英明，反而“浪漫张狂，异想天开，无法无天，蔑视权威，感情用事，丧失理智，一意孤行，崇尚暴力”，“聚集起一股几十万人的军事力量和政府分庭抗礼”。可是，D先生为什么不提这样一件史实：1871年1月28日，茹尔·法夫尔代表法国临时政府与普鲁士签订了投降协议，其中规定法军交出武装，25万巴黎法军，除允许保留一个师“维持秩序”之外，都成为普军的战俘。可是，同一个协议明文规定，国民自卫军的武器不在上缴给敌军的武器之列。须知，国民自卫军不是正规军，而是民间的武装，它的大炮是巴黎民众自己集资购置的财产，上面都铸有国民自卫军各个部队的番号，理所当然属于民众自己。只是由于梯也尔为了尽快扫除这个威胁他的障碍，在3月18日派兵去抢夺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才引起了3月18日巴黎的革命的。对于这样一个史实避而不谈，不能算是忠于历史的态度吧？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后来的史家，即使依其“身份和专业”属于西方“主流”的史家，即我们以前所说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哪怕对巴黎公社并不赞同，在叙述1871年的事件进程时，也都持十分审慎的态度。例如，世界上颇具权威性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就这样写道：“本文不打算对对立的观点判断是非……1871年3月18日爆发了一场人民起义……重新攻占巴黎——1871年的五月流血周——具有极其残酷的性质，致使这两个敌手长期怀恨在心。”[19]属于左派的霍布斯鲍姆则毫不保留地表示了对巴黎公社革命的同情和称颂，以及对梯也尔政府暴行的谴责：“有谁知道多少公社社员在战斗中牺牲了吗？公社被镇压后，无数社员遭屠杀。凡尔赛方面承认它们杀了1.7万人，但这个数字连实际被害的半数都不到。4.3万人被俘，1万人被判刑，其中一半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其余一半被监禁，这就是那些‘受人尊敬之人’所进行的报复。”而“凡尔赛军队阵亡和失踪人数大约是1100人，公社或许还杀害了100个人质”[20]。霍布斯鲍姆的这个数字，大约是我所见到的最少的，但仅凭这样的数字，我想，站在下层人民的基本立场上，哪怕是站在同情弱者的一般人道主义情感上，也足以让人对这一重大事件有个是非态度吧。D先生在面对当前的现实矛盾时可以表示出强烈的批判意识，怎么一转回到历史，就毫不犹豫地变成了“皇恩浩荡兮臣罪当诛”的政府派，对人民起义持如此冷酷无情的态度呢？
那么，是否如D先生所说，巴黎公社即便发展下去，也不过是一次苏联专政的预演，其前途必定是暴政呢？
姑且让我们做个假设吧。我们假设，公社避免了失败的厄运而继续存在下去，那时会怎样呢？
据D先生说，那时巴黎公社“为了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永久地独掌政权”，一定会“将其他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党派统统消灭”。然而连他自己都知道，巴黎公社是一次自发的人民起义，没有哪一个政党在里面操控，更绝对不是他所误以为的“布朗基主义”革命家密谋。参加者范围广泛，没有哪一个派别具有“统统消灭”其他派别的实力，即便在3月18日起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国民自卫军总委员会，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权力转交给了公社。不知他是根据什么史料断言，只要公社不被消灭，就一定会突然冒出一个能够“统统消灭”其他一切政党的“政党”呢？
公社的直接民主确实表现出管理混乱、缺少效率的弱点。那么，由此会径直导致独裁吗？我不这么认为。当着全巴黎的人民大众为自己争得了自我管理的权利，仅仅由于当下的民主形式不够令人满意，他们便会傻乎乎地做出一个决定：让我们把权力交给一个独裁者，重新回去当他的顺从臣民吧！这有多大的可能呢？持这种推论的人，是根本不懂得民主为何物。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什么是民主呢？关于民主的理解几乎无限多，但其最基本的含义指的是由民众而非少数人对社会当家做主。既然如此，民主就需要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前提，即民众已经对社会事务具有足够大的影响和支配能力，他们的切身经济利益、他们的社会组织程度和政治觉悟都使得他们产生出参与政治事务的意愿，因而他们不能容许别人把他们排除在外，独断专行，实行专制主义统治。”[21]以我之见，1871年的巴黎民众，正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势。因此，他们如果发现自己的直接民主形式难以适应复杂的社会需要，完全可能逐渐向更加完备的——例如，间接民主的——形式摸索和过渡，但不会破罐破摔地把自己出卖给新的独裁者了事。在这种情况下，仅有一种可能导致新的独裁，那就是某个野心家搞了一次新的政变，从人民手里夺取了政权。但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能够算作对D先生的预言的证实吗？
与巴黎公社不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是一次“革命家组织”与人民大众的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的产物。一边是1903年以来组织严密、步调一致、由一个赋有完备理想目标和纲领的革命家核心指挥着的政党组织，另一边是缺少政治活动经验、缺少独立意识的广大工农大众，这种畸重畸轻的情况，在随后的发展中，一步步走向了政党精英政治。借用考茨基的话说，这是“统治者的知识水平比被统治者高得多，而被统治者完全没有可能把自己提高到同样高的水平上”[22]的条件所造成的。1871年的巴黎，我认为不是这种情况。在1871年的巴黎，权力是掌握在不分党派的全体人民群众手里，它不会放弃自己的民主而走向专制主义。在历史上，直接民主并非只有巴黎这个孤例，古雅典是如此，现代的一些地方如瑞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而那里的民主都没有转化成独裁者的暴政，对吗？
在这里，我想对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多说几句。
在巴黎起义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知道巴黎工人不可能获得成功，为此曾多次劝告他们不要发动起义。但起义一旦发生，马克思就对公社持百分之百的同情和支持态度了。他在公社失败后两天就完成了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是对公社的道义支持，也是对自己政治理念的系统阐述。但这本书在我们这里历来被按照苏联模式的面貌加以曲解，以致至今绝大部分人——不论称赞的还是否定的——都未能掌握它的根本意思。
就拿该书中最有名的那句格言来说吧：“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般人都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主张工人阶级一旦掌握政权，便应该把原先的国家机器全部打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新的常设的国家机器，用它去镇压敌人。
这种理解的前一半是对的，后一半却是完全彻底的误解。马克思的真实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但并不重建新的国家机器。
在深受苏联模式国家社会主义影响的人们心目中，这不是奇谈怪论吗？我现在就来解释一下。
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到《法兰西内战》，马克思对法国中央集权官僚主义国家机器作了历史的分析。他认为，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是在近代以来的君主制时代发展起来的，它出于君主与诸侯斗争的需要，曾经无意中“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后来随着资产阶级遇到工人阶级的挑战，这个中央集权制度又转而服务于资产阶级，成为“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国家机器越来越膨胀扩大，越来越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与社会相脱离的甚至连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也要一起抛弃的异己的力量，第二帝国时期这种情况达到了顶点。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权，它的目的是消灭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使社会事务由社会劳动者大众自己来管理，这样，它就不能是把社会政治管理事务交由一小批专职的特殊官僚集团去操纵的旧式政治权力，而应该是由人民自己直接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新型政治权力。于是，马克思高度赞赏巴黎公社的废除常备军、警察，代之以人民自己的武装，管理者随时由直接选举产生而又随时可以撤换，且只领取与普通工人一样的薪水等措施。在马克思心目中，公社体现了劳动者大众自治的方向，而这种政治形式，是最适合生产资料由社会直接占有、与劳动成员直接结合的“自由人联合体”的要求的。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巴黎公社革命，称它为“不是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而是“反对国家本身”的革命的原因（参见《法兰西内战》初稿）。恩格斯后来则直截了当地称公社为“无产阶级专政”（1891年《导言》）。
关于马克思的这本书，有过各种不同的评价。巴枯宁派曾把它渲染为马克思向无政府主义的投降，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历史学家弗兰茨·梅林则认为这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经验面前对自己理论的暂时偏离。[23]当代十分活跃的安东尼·吉登斯则把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纲领的深思”看作是不同于代议制民主的、关于“参与制民主”的某种“提示”[24]。以上这些看法虽然各不相同，但至少都抓住了马克思心目中的巴黎公社是高度的人民自治这一根本之点。而我们如今通行的解释，却是源自苏俄社会主义根据自己的面貌把巴黎公社改塑为国家社会主义形象的结果。马克思笔下的公社是不受某一个别党派指挥的公民自我管理，苏俄则认为这正是公社的一大错误，而苏俄自己的党国一体模式才胜利地克服了这一错误；马克思笔下的公社是一种暂时性的过渡形式，是国家向社会融入并消亡的过程的第一步，苏俄则把公社阐释为“打碎”了之后重建起来的新的国家机器，只不过它的专职设施和官吏是“无产阶级”的了。我们的大众就长期跟着这样的曲解走，过去是跟着欢呼，现在改为叫骂了而已。D先生对公社的敌视，反映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由误解而生的情绪。
八、现在我们来谈俄国1917年革命。
D先生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几乎完全归功于布尔什维克一字不落地遵循了马恩当年对德国无产阶级和巴黎公社的教诲；或者再换一种说法，如果马恩能够再活几十年，他们一定会用德国无产阶级和巴黎公社的斗争经验和失败教训去‘教诲’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实践’问题上，把马克思和列宁截然分开是极其可笑的。”
然而他接着又说：“实际上，十月革命是俄国多个革命政党联合夺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总体趋势，是建立一个在普选制基础上的、由多个政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同一个十月革命，到底是“一字不落地”按照马恩的教导搞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闹剧”，还是旨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前后截然对立，自己否定自己。依我愚钝的脑筋，实在想不通这是怎样的一种逻辑。
D先生可能会说我曲解了他，他的意思是说：十月革命本来是“多个革命政党”一起参加、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可惜这个进程后来被“在苏维埃中只占少数”的布尔什维克“排除异己，独掌政权”而打断了。
这就更加奇怪了。老实说，在我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中外论著读过不少，有关的各种观点也并不陌生，但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十月革命本来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只占少数”。如果这个全新的发现能够成立，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将要作如下的彻底改写：十月革命是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后来却在布尔什维克的阴谋之下被颠覆了！其他“多个革命政党”都是革命的，唯独布尔什维克是个反革命的政党！
D先生引用闻一先生的文章来支持自己。我与闻一研究员相识多年，他是一位造诣深厚、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是我尊敬的长者。他关于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并非只有布尔什维克还有其他党派的说法，确是实际情况，但这不是什么最近才“披露”的秘闻，而是史学界并不陌生的普通事实。然而，D先生由闻一先生的话里任意发挥出来的结论，却一下子把普通事实弄成笑话了。
首先，在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只占少数”吗？完全不是。当1917年6月全俄苏维埃“一大”召开时，布尔什维克处于少数，孟什维克各派、社会革命党以及其他派别占据着多数。可是，到了8月份临时政府求助于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挫败了科尔尼洛夫向首都的进攻之后，情况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变。布尔什维克的势力和影响与日俱增，到了9月，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首都，苏维埃经过改组，布尔什维克占据了多数，苏维埃主席职位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手里：托洛茨基担任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诺根担任了莫斯科苏维埃的主席。[25]而到了10月25日的全俄苏维埃“二大”上，布尔什维克更是占据了极大优势，成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最大政党，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除去它的左派）以及其他派别，都黯然退出了大会。事实如此，不论谁，不论站在怎样的立场上，都是无法改变的，怎能由着性子乱说呢？
其次，到了这个时候，在形势的推动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都已经大幅度向“左”转了，它们都赞同与资产阶级政党彻底分开，组织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26]说他们主张“多个政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大致还说得过去，但是有什么根据说他们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呢？[27]当然，布尔什维克指责这些派别为社会主义的叛徒，但这只是一种党派的观点，如今有多少严肃的学者会把布尔什维克当成马克思主义唯一的“正统”，而把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派别都打成“资产阶级”呢？
事实是，十月革命的决定性推动者是布尔什维克，除了它之外，参加者还有社会革命党左派、少量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小组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进来，是因为他们赞成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主张，而布尔什维克也正需要借助于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于是与他们结成了暂时的联盟，在其中，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占据着很大的优势。在确定十月革命后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成员时，列宁曾希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新政府，为此努力劝说该派领导人斯皮里多诺娃，但斯皮里多诺娃不愿意，[28]于是所有的人民委员都由布尔什维克担当了，形了布尔什维克独占政权的局面。
可见，D先生关于1917年俄国革命史的了解，是十分薄弱的，他的整个观点，都是建立在自己的想当然上的。我愿提出一个忠告：在认真的学术研究中，“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要不得的。你在评价时持什么观点，那是你自己的自由，可无论如何不能脱离常识！
那么，1917年十月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还是要从二月革命说起。这是一次多党派参加的自发的革命，它推翻了沙皇统治，但俄国未来怎么走，各派意见大相径庭。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内部也充满争议，根据争议的性质，我们可以大致分出两派。
一派主要持孟什维克的主张。他们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社会主义物质文化条件不足，社会主义政党应该承认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合理性，而不应过早地谋求夺取政权，否则，他们会使自己陷入困境。在这个共同信念下，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派”最彻底，认为应该赞助临时政府，而让自己处于温和的反对派的地位。其他各派则较为激进，它们考虑到自己的阶级立场，在承认资本主义进步性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一面，因而经常对临时政府的政策持批判态度。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它们也不能不越来越向“左”转，直到十月革命时期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者联合执掌的政权。
另一派是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自从列宁回国提出“四月提纲”之后，就明确地把社会主义革命提上了日程。[29]他们主张不与临时政府合作，要求首先在俄国夺取政权，进而把革命之火燃向西欧，形成一场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此他们积极地争取群众，提出“和平、土地、面包、自由”的口号，这就把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民生”问题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了。这样的立场确实为布尔什维克在几个月里迅速争取到了民心，而孟什维克起初在苏维埃中占有优势，但由于担心不合时宜地夺取政权会违背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从而逐渐失去了人心。十月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在布尔什维克的策划指挥下发生的。帮助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的，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大胆无忌，而让孟什维克失去政治上的优势的，却是他们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坚守。
然而，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里，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容易，但往后的道路就难走了。我曾经这样写过：“夺取政权还只是开始，真正展开社会主义的全面变革，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在这条道路上，立刻就感受到了俄国的经济文化落后所造成的层层困难。公开敌人的威胁还在其次，无产阶级数量的微小及其管理能力不足，传统小农经济及其观念的严重存在，专制主义、农奴制残余在人民大众心理中的浓厚积淀，社会主义运动中各个政治派别的尖锐分歧……逼迫着布尔什维克把它的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不断推广加强，于是并未出现从《共产党宣言》到《国家与革命》所预言的国家的迅速消亡，而是出现苏维埃国家机器的高度强化。解散立宪会议，取缔反对党派，布尔什维克独掌政权，党内实行高度集中，取消自由讨论等等，在那些严酷岁月的尖锐政治斗争中虽然带来过暂时的好处，但它们怎样才能导向先前预定的理想目标，却仍然是一个复杂问题。”[30]在基本的观点上，我至今仍然坚持上述看法，而这正是唯物史观的看法。我以为运用这一方法，是要比连基本事实都不遵循的生拉硬扯、简单诅咒，更加公平得多和深入得多的。
九、最后一个问题：关于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革命期间的“不断革命”思想。
按照D先生的意见，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革命期间的“不断革命”思想，是他们的理论的必然结论，它应该为后来的一切灾难负责，因为，“当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建立政权之后，所谓不间断的革命必然表现为如下内容：其一，无须顾及什么‘历史阶段论’，即便在资本主义发展还远远不成熟的情况下，照样可以‘不间断’地向消灭阶级统治、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的目标前进；其二，在向这个目标前进过程中遇到的一切不满和反抗力量，只要将其冠上‘资产阶级’(www.xing528.com)
的罪名就可以加以镇压；其三，既然是为‘人类最后解放’这一崇高目标镇压一切反抗力量，那么就无须受到任何道义和法律以及人性的束缚。既然目标是神圣的，那么达到这个目标的一切手段也同样神圣。这一点，契卡在镇压时表明得再清楚不过了”。
在这个问题上，D先生倒是多少抓住了一点事实，即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那个疾风暴雨的年代里，确曾提出过“不断革命”的主张，而这一主张，后来在1905年革命期间由托洛茨基首先发挥、[31]1917年由列宁大大扩展，形成了一整套“世界革命”战略。可是，D先生又一次不提相反的史实，即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这一主张后，不久就放弃了它。下面就是真实的史实。
1848年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其任务是扫清封建主义和贵族君主制的障碍，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认识，因此，他们回到德国后，一直是努力促使资产阶级以革命行动反对专制君主制的。可是，在革命进程中，资产阶级自由派在专制主义势力面前，确实表现得妥协软弱，不愿意与国王和贵族势力做彻底的斗争，以致革命最后被专制主义的反扑所击败。这种情况让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愤怒，他们认为，这表明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他们英、法前辈曾经完成了的革命，因此无产阶级不得不代替他们承担起革命的任务，而既然如此，无产阶级基于自己的利益，就不能不把这个革命转变成属于自己的革命。于是，他们在1850年的《告同盟书》中提出了“不断革命”的主张。
然而，几个月后，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改变了这一主张。原因在于，他们现在认为，欧洲经济发展状况表明，危机已经过去，新的经济繁荣正在到来，革命的形势已经过去了，因此，现在的任务已经不是继续革命了。从这个新的认识出发，他们同自己的同志沙佩尔、维利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直到最后走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决裂的地步。当时马克思在争论中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献身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是直接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32]不久以后，恩格斯更进一步写道：“对于一个激进派领袖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运动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还没有使他所代表的阶级具备进行统治的条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实行为维护这个阶级的统治所必须贯彻的各项措施的时候，就被迫出来夺取政权……于是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所能做的事，同他迄今为止的全部行动，同他的原则以及他那一派的直接利益是互相矛盾的；而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办到的。”[33]
似乎没有必要再解释了吧？具有正常阅读能力的人都能看出，这里所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与D先生所断言的正好相反。顺便说一下，1917年时孟什维克之所以反对夺取政权，其根据也是在这里。
这里再提一句：D先生所称的“马克思的政治行动主义”，又是对马克思学说的根本误解。据他说：这个主义是要：
“一，组建一个严密高效、具有广泛动员能力的现代政党；二，在和其他各党派各政治势力的联合斗争之中，保持党的独立性，掌握和绝对控制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在广泛的政治动员中不断扩大本党在革命同盟中的政治力量；三，联合斗争一旦取得最后胜利，立即和原先的同盟者反目翻脸，从他们手中夺取全部政权，如果需要武力，便当仁不让地用武力消灭所有原先的革命同盟者，实现一党专权；四，取得胜利后，即刻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并审时度势地直接向‘私有制’进攻，进行‘不间断的革命’。”
所有这些，恰好表明他是从列宁甚至斯大林的观点去理解马克思的。除了中国之外，在整个国际范围内，一提到“组建一个严密高效、具有广泛动员能力的现代政党”，绝大多数学者，包括那些赞成的或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的学者，立即便会把这一主张和列宁联系起来。至于“掌握和绝对控制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之说，则是斯大林所称许的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这些都已经是国际学术界的基本常识了，甚至连反马克思的学者——例如，今天大大出名的亨廷顿——也看出了的。[34]D先生所陈述的，其实正是我们的中学和大学政治课上数十年如一日地讲述的那种“马克思主义”。今天，是不是该让自己走出这种长期灌输给我们的传统观念，让自己的视野扩大一点，见闻广博一点，思想独立一点，头脑复杂一点，去了解一些马克思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呢？
最后，用简单的几段话，作为总结：
第一，马克思与列宁之间的差别，是一种早就为众多派别、众多学者所指出过并详细论述过，已成公认常识的见解。你尽可以不同意这种见解，尽可以与之争论，但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实便斥之为“极其可笑”，这是不是有点可笑呢？
第二，D先生之激烈批判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主义是主张革命的，而革命在他看来是万恶之源。这种“告别革命”的观念时下正大行其道，为大批靠感觉而不靠理智生活的人们所信奉。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一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有如下看法：
“什么是革命？革命指的是超出现存政治秩序的约束去实现政权或制度变革的激烈活动，‘暴力革命’所要表述的正是这个意思，而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打砸抢烧杀。革命有各种类型，有少数人的密谋式革命，也有下层民众广泛参加的革命。真正由人民自己推动的革命不是由少数野心家强加给社会的阴谋，而是社会发展中虽然超出常轨但合乎规律的现象，正如火山、地震和海啸之合乎自然界的规律一样。革命通常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高度尖锐，已经无法指望通过改良来缓和这些矛盾时的产物，是各个时代下层人民用来对付统治者的暴虐无道的最后的反抗手段。当改良还能奏效时，革命是不会成为必然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无故流血，硬要去诉诸暴力革命。但如果革命已经成为别无他途的选择时，任何关于‘要改良不要革命’的说教都阻止不了它。我们今天的论者如果把革命当作绝对的恶去否定，那就等于要人民甘当忍受压迫的可怜虫，宁肯坐以待毙也不准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不但一笔勾销了以往的一切人民斗争史，而且也彻底否定了人类未来的进步之路。”[35]
第三，如果不但无条件地反对革命，甚至连一切来自下层人民的反抗也要反对，那就更加难以接受了。在D先生那里，不独马克思主义，19世纪的一切社会主义，以至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思想家，都是他所深恶痛绝的。在他看来，所有这些都是犯上作乱，都是历史中的祸害。按照这种见解，人民大众还能做什么事情呢？只有一条路：夹紧膀子，缩起脖子，忍受吧，等待吧！上面高兴时自会有赏赐的！但凡对常识有些了解的人，有谁会相信，我们人类几千年来的进步是这样得来的呢？
第四，马克思学说有错误。我对此早有详细的分析和论述了。但我认为，这些错误并不足以彻底推翻这一学说。马克思学说的方法论主要在于它那深刻的历史观，它对于我们深入到现象之下去本质地认识过去和现在，仍然有着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仍然坚持自己阐述过的如下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确实显出了不少弱点和问题，对此，应该予以合理的批评和纠正。但批评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应以对批判对象有起码的了解为前提。不顾常识的诅咒，不是真正的批评，而只是愚昧和丑陋。如果真正懂得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当会知道，它恰好是揭示现实矛盾、争取民主的批判利器。不是把这个利器认真研究一番，好好使用起来，而是把它当作祸害，恨不得一把火烧掉，实在是可笑复可怜，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为了使自己得到民主，中国人不应该是一群只知道狂吼乱叫的乌合之众，而应该是有知识、有理性、善思考的现代公民。民主只能依靠于我们人民大众的实力与智力的极大发展，而不能指望任何自以为是的、自封的“精英”。如果一边口喊民主一边却蔑视人民，那么，这样的民主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无人民的民主”，它与我所称的苏联式的“无社会的社会主义”一样，都是与人民无关的。
我的观点表述完了。
祝好！
张光明
2015年1月16日
【本文曾发表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5年第2期】
本书作者张光明、罗传芳考察特里尔时在马克思故居前留影
本书作者张光明、罗传芳在马克思故居纪念馆留言簿上留言：“与方法相比，体系是暂时的，方法则有长久的意义。此话也适用于马克思学说。”
本书作者张光明与马克思故居纪念馆的诺伊女士交谈并接受赠书，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影印本以及德国学者的著作。
柏林洪堡大学主楼大厅的正面墙上，镌刻着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本书作者张光明与林克女士交谈
本书作者张光明与彼得斯教授交谈
本书作者张光明与贝格曼教授交谈
本书作者张光明、罗传芳合影。摄于2015年
柏林广场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巨幅塑像
记录了一段沉重历史的“柏林墙”遗址
恩格斯故居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大道与悬挂列车
早期工业化博物馆
【注释】
[1] 参见《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
[2] 顺便说一下，我历来把马克思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原因我在自己的《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变》一书中已经说过了。但此处姑且从众，不加区分了。
[3] 作为证据，我向D先生推荐一本当代美国学者的书，该书主旨清晰、简单易懂，就是认为在看似相同的一套术语之下，马和列全然不同：JohnH.Kautsky的Marxism and Leninism,not MarxismLeninism,An Essay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Greenwood Press,1994.该书作者的“身份和专业”是路易斯安那华盛顿大学教授，毫无政治“嫌疑”。
如果D先生连这位Kautsky教授也不肯相信，因为他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卡尔·考茨基的后裔，那么，我只好再向他举出另一位证人，他的名字叫作卡尔·波普尔，被广泛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遇到的最大敌人。这位证人应该怎么也挑不出“污点”了吧？糟糕的是，他也认为列宁与马克思有重要区别，而俄国1917年革命与马克思革命理论无论如何没有相似性（参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译本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179页）。
[4]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5] 《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80页。
[6] 《论第二国际时期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
[7]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述评与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22页。黑体字原有。
[8] 例如参见欧罗夫·帕尔梅1972年3月17日的信，《社会民主与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4页。按：帕尔梅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主席，1986年在瑞典首相任上遇刺身亡。
[9] 这方面我的较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拙作《马克思恩格斯如何看待革命与改良？——“马恩晚年转变”辨正之四》，《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4期。
[10] 拙著《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65页。
[11] 例如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2007年的汉堡纲领中再次声明：“它认为自己是左翼人民党，植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人道主义和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和工人运动的经验。”（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4期）至于被D先生视作证明马克思主义彻底失败的最好例证的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也在自己2001年的纲领中明确宣示“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其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其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前引《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述评与文献》第277页）。
[12] 顺便提示一下。当今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的重新得势和“福利国家”所遇到的挑战，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中已经引起了关于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新的思考。这种思考的一个方向，就是重提“针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替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理论家之一托马斯·迈尔就此写道：“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评中仍具有生命力的是，它在启发性地引导对危机的分析时仍然是有效的。关于几乎完全以私有制与市场规则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剥削逻辑的起因和后果，我们仍能从马克思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当把他的批评运用于提出各种不同的与时俱进的主张（来自于对马克思的‘软’阅读），要求根据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去创造和转变政治、社会与文化时，它也仍然是有价值的。”（托马斯·迈尔：《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我们需要马克思的复兴吗？》，原载《新社会》2012年4月号，张光明译，《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第6期）
[13] 见该书第187、184页。
[14] 这方面的有力阐述，可参见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旧译《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王荫庭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旧译系出自博古之手，几十年来有多次校改。王荫庭教授的新译本改正了多处误译和不确切之处，文字表达更加符合现代汉语习惯，书名也依俄文原书名直译了。但细忖起来，这个新的书名或易引起歧义，似不及旧译更贴切。
[15] 恩格斯晚年开始注意到，在英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政治民主化的进步、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阶级的关系正逐渐改变。见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但像近年来的一些学者那样，把事情夸大成恩格斯晚年“彻底放弃共产主义”，则与历史的真实大相径庭。这方面我的意见，可见《晚年恩格斯放弃共产主义？——马恩晚年转变辨正之三》一文，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年第2期。
[16] 前引《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述评与文献》，第15、26页。黑体字原有。
[17] 我指的是，例如，米洛万·吉拉斯的著名的《新阶级》中所分析的那种阶级关系。
[18] 投降的原因，依照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看法，如下：“推翻拿破仑三世的温和共和派，起初仍半心半意地继续将战争打下去，然后当他们认识到要抵抗普军只剩下一个办法，亦即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建立一个新的雅各宾社会共和国，于是他们便放弃了对德作战。”（《资本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19] 见该书第417、4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20] 霍布斯鲍姆前引书，第225页。
[21] 《把对民主的期望由“空想”转向“科学”》，《社会科学》（上海）2013年第12期。
[22]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页。
[23] 参见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73年重排本，第583页。
[24] 参见吉登斯《超越左与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法兰西内战》对官僚国家的本质的揭露和批判，是相当深刻的，对于认识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与苏联模式“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区别，具有重大的意义。但现实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在现代大国中直接民主的不可行。今天应该吸取的是此书中强烈的、彻底的民主精神，但在现实中，只能“取乎其上，得乎其中”。此处不详论。
[25] 参见姚海《俄国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5、426页。关于俄国1917年革命，历来论述极多，其中最受人们重视的，例如可以举出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新近有中译本三卷）、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E.H.卡尔的《苏联史》（头两卷）等巨著。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的两大领导者之一，苏汉诺夫则是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判布尔什维克，两书估计都不能让D先生信服。但姚海教授的书可是“价值中立”的，且史料丰富，立论中正，建议认真读读。
[26] 补充一点，即使在此时的临时政府中，社会主义者也已将近半数了。总理克伦斯基属于社会革命党的劳动派。
[27] 按照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和史学家阿奇·布朗的说法，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府（见其所著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Vintage Books,London,2010,PP.57-58）。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派别有没有呢？有的，此时只有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小小的“统一派”，仍然主张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普列汉诺夫作为举世公认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他的立论，完全是站在马克思关于没有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便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上的，换言之，他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批评布尔什维克，这又不合D先生的意了。
[28] 见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1年重印本，第350页。
[29] 不过，大概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反而声明“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15-16页）。普列汉诺夫对此讥讽地写道，这不过是“安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良心的一种软弱的企图而已”（《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3页）。
[30] 见前引《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一书第149-150页。
[31] 严格说来，帕尔乌斯提出此论还在托洛茨基之先，此处暂不详谈。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35页。黑体字原有。
[33] 同上，第551-552页。
[34] 参见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8页。
[35] 《把对民主的期望由“空想”转向“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如果说，“马克思的徒子徒孙”的话只会惹D先生这样的论者厌烦的话，那么，我再引用一下弗洛姆如下的话，它值得读者们好好想想：“通过暴力进行政治革命的思想，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它是近300年来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西方民主是伟大的英国、法国和美国革命的产物，俄国1917年2月和德国1918年的革命都受到西方的热烈欢迎，尽管这些革命都使用暴力。显然西方世界现今所存在的那种对使用暴力所表示的愤慨，取决于谁使用暴力，以及用暴力来反对谁。”（《西方马克思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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