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夫人断气时，恩格斯说的一句话几乎使爱琳娜对他发火。他说：“摩尔也死了。”
这不幸确是事实。
安葬了妻子后，马克思的生命差不多也一起逝去了。他正像一株伤痕累累的老树，滋润枝叶的汁液都已枯竭，虽然在寒风中用劲挺直躯干，但那力量已经是非常微弱了。
这些天，他根本没法写信，更别说看书了。他的病情曾使他差点“离开这个邪恶的世界”，现在又遭到了精神上的致命一击，他感到自己已经是双重残疾：“精神上是由于失去了我的妻子，生理上是由于病后胸膜硬结和支气管应激性增强。”[8]
他反复地读那些从各地寄来的吊唁信，这些信，都是来自同志和挚友的。读这些信，对他来说是精神安慰，因为人们都向他表示了真挚的同情和对他夫人品质真正的了解和赞扬，没有哪封信是虚应故事的。他尤其为赫斯夫人的来信所感动。赫斯夫人写道，由于马克思夫人的逝世，“自然界毁坏了它自己的杰作，因为我一辈子没有见过这样聪慧而慈爱的女人”。
当他稍稍从悲伤中摆脱出来时，他感到，他更有必要活下去，仅凭各种资产阶级报刊迫不及待地宣布他死了或将要死了，他“‘这个与世界失去联系的人’也一定要重新成为有活动能力的人”[9]。
于是他配合医生，积极治病。
从1882年初起，他就按照医生的吩咐外出疗养，可是病情时好时坏，他一生的最后15个月就在这种状态中慢慢逝去。
先是和爱琳娜一起到威特岛的文特诺尔去。医生认为那里新鲜洁净的空气对他有好处。可是到了那里后才发现，情况并不美妙。天气寒冷阴郁，雾气弥漫，白天下雨，夜间刮风，附近海面上狂风怒吼，很少能见到像样的天气。在这里疗养的许多病人都沮丧地要走。马克思本人在那里待了半个多月后，终于也挨不过那恶劣的天气，回伦敦了。
但他的身体还是有些好转。刚到那里时，咳嗽十分厉害，几乎得靠吃药才能稍稍睡几个小时。到回来时，他已经能跟恩格斯一起不停歇地散步整整两个小时了。
马克思很想恢复工作，用他的话说，“试着干点事”。他又读起俄国书籍来。他给朋友的信中也重新纵谈政治，恢复了他所特有的那种尖锐和嘲讽口气。但是医生不允许他随心所欲，不久就又把他赶上了通往阿尔及尔的旅程。
到阿尔及尔去，也是恩格斯等几个老朋友的意思。欧洲大陆原先那些对马克思适宜的地方，现在都无法去了，只有南方的阿尔及尔，让朋友们抱很大希望，因为那里暖和、温润，对患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是有好处的。马克思并不怎么情愿，但也只好照办。
他先是到阿尔让台大女儿家里去，爱琳娜这时也在那里。本想尽快去马赛并转赴阿尔及尔，但法国工人党的一些内部情况，迫使他不得不“让步”，同盖得、杰维尔等人见了面，作了一次长谈。由于话说得多了，导致夜间失眠，并且呕吐。
坐火车去马赛和坐船去阿尔及尔，旅途一直在和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作对：
火车不断出故障，天气寒冷，凉气刺骨。马克思穿上了所有衣服，还是顶不住，他只好用“乙醇”（用他信中的话说）御寒，“并一次又一次地求助于它”。在开往阿尔及尔的轮船“赛义德号”上，船舱里吵得要命的机器声加上风声，弄得他两夜没睡好觉。
最后抵达阿尔及尔时，却又发现了“和威特岛同样的误会”：这里的气候反常地寒冷潮湿。他长叹道：看样子，命该如此！他靠着龙格在这里的一个朋友、当地民事法庭法官费默的帮助，住进了“维多利亚旅馆”。
好在这里的景色让他很满意。走廊对面的海景，他就总是看不够：
我的房间面对着地中海的一个海湾，阿尔及尔港，以及像罗马剧院那样沿着小山坡层层高起的别墅（这些小山的山脚下是谷地，上边是另外的一些小山）；远处是群山，而且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麦提福角后面——卡比利亚山脉中——的雪峰，朱尔朱腊山脉的最高峰（上面所说的小山全是由石灰石构成的）。再也没有比这里早晨八点钟的景致、空气——欧洲和非洲奇妙的混合——更迷人的了。[10]
他每天早晨从9点（或10点）起到11点，都到谷地和比他住的地方更高的小山上去散步。他的咳嗽一天比一天严重，“痰多得厉害”，睡眠少，感到身体左侧似乎完全瘫痪了。当地最好的医生斯蒂凡医生为他诊断，并开了药，还要他坚持做规定的体操，除了消遣性的阅读，禁止任何正式的脑力工作。这一切马克思都只好照办，但总还是忍不住发发牢骚：“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应以过于美好的希望来安慰自己！”
同时，他抑制不住对自己妻子的怀念。“你知道，没有人比我更讨厌随便动感情的了；但如果不承认我的思想大部分沉浸在对我的妻子——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的怀念之中，那是骗人的”[11]。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诉说着自己的孤凉心情。
由于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这位熟练运用多种文字写作了一生的大著作家，现在感到自己在写信时，构词法、造句和语法方面竟会不时出现错误；由于精神恍惚，他总是事后才能发现它们。这使他再一次感到，自己离健全的身体和健全的精神还差得远，唯有慢慢进行治疗，才能有所好转。
不过，马克思绝没有达到颠三倒四的地步。他的头脑仍旧敏捷，文笔仍旧丰富、幽默。在阿尔及尔，他每隔几天就给恩格斯和自己的几个女儿写信，讲述自己的情况。信通常写得趣味盎然，从景色直到交友，绘物状人，简直就是一些散文。
他写了天气的变化无常，怎样由阳光灿烂而突然变为下雨，酷热怎样一下子变成严寒，晴朗的天空怎样一下子变成乌黑。
他写了走廊下面的花园里，一个“漆黑的真正黑人”怎样拉着小提琴跳舞，做出各种优美的动作。
他这个“摩尔”描写了他见到的真正的摩尔人：椭圆形面孔，鹰钩鼻子，炯炯发光的大眼睛，乌黑的头发和胡须，各种肤色，各类服装。他认为，即使最穷的摩尔人，在用斗篷“披身的艺术”方面，在走路或站立时所表现出的自然优雅和高贵气度方面，都要胜过欧洲大演员。
他写到，自己游览了有名的植物园：摩尔人种的咖啡；“非常美丽的三条纵向的大林荫路”；其他由梧桐、棕榈、木兰、无花果树等等组成的林荫路；“竹子林荫路”“纤维质棕榈”“龙血树”“桉树”等各种林荫路……都让他惊叹不已。而在一个周围全是梧桐树的圆形大广场上，身着红色肥大灯笼裤、白色薄呢鞋，系着裤脚口、头戴红色非斯卡帽的乐队，又让他非常开心。
在给劳拉的信里，他讲了一个“短小的明哲的阿拉伯寓言”，希望“会使你对阿拉伯人产生某些好感”：
一条横渡激流的小船上，船夫与一个哲学家之间有如下对话：
哲学家：船夫，你懂得历史吗？(www.xing528.com)
船夫：不懂！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生命！
哲学家：你研究过数学吗？
船夫：没有！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生命。
这时，风把小船吹翻了，两人全都落水。
于是船夫喊道：你会游泳吗？
哲学家：不会！
船夫：那你就失去了你的整个生命！
离开阿尔及尔前几天，灼热的阳光（4月下旬北非的天气已很热了）迫使他让人去掉了自己那一大把“预言家的胡须”和头发。但由于女儿们喜欢他过去的样子，他在“把自己的头发献给阿尔及尔理发师的祭坛”之前去照了相。那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张照片。
在阿尔及尔的治疗效果不错。在斯蒂凡医生的细心护理下，马克思的身体大大好转，咳嗽减轻了，又有了食欲，睡眠也好得多了……他高兴地说：“没有得过失眠症的人，是不能体会到彻夜不眠的痛苦终于消除时的这种愉快心情的！”[12]他现在急着想离开阿尔及尔了。
这一次他的想法与医生合拍了。斯蒂凡医生认为，由于“强烈大气运动”将要到来，马克思再在阿尔及尔待下去可能对身体有害。于是在医生的“批准”之下，马克思带上他的诊断书，乘来时的那一艘“赛义德号”，于1882年5月2日“从阿尔及利亚逃走”，“前往卡恩、尼斯或门顿去寻求幸福”。马克思即使到了疾病缠身时，也还是喜欢讲些这样自嘲的话。
1882年的马克思
结果他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蒙特卡罗住了下来。一路上的滂沱大雨和风暴使得他胸膜炎复发了，在同一旅馆下榻的德拉肖医生坚决反对马克思去尼斯或门顿，主张就留在蒙特卡罗。在这里，马克思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医生”——肺病和胸腔科专家库奈曼。
马克思说自己在蒙特卡罗“上流社会的懒汉或冒险家的这个巢穴里混了整整一个月”[13]。除接受治疗外，他还观看了这个有名的大赌城。他在给女儿的信里描写了可笑的场景：在饭店和咖啡馆等地方，人们谈论和窃窃私语的几乎全是关于轮盘赌以及“三十和四十”。例如，一会儿某人赢了100法郎，转眼又输了6000，一会儿某人已经没有回家的路费了……
离开蒙特卡罗，马克思又到阿尔让台燕妮家里住了两个多月。他觉得，在这里才能享受到“充分的安静”，而这“充分的安静”，他指的却是“孩子们的喧闹”。和外孙们在一起嬉笑，他认为是最好不过的休息。他带着外孙们在田野和草地上散步，给他们讲“好听的故事”，这真好像又回到了19世纪50年代汉普斯泰特郊游的年月。
但病情还是让他烦恼，他说自己“就像假释犯一样，每到一个新地方，我都必须到最近的医生那里去报到”。按照杜尔朗医生的吩咐，他每天要到15分钟车程之外的恩吉安去泡含硫矿泉水，做吸入疗法。在那里，病人们从浴池出来后，要站在一种用木板搭的台子上，处于“天然”状态，被管理浴疗的人用水龙带浑身上下“扫射”一番。他在这段时间里，每天早上乘火车去洗浴，中午回到阿尔让台，下午休息、散步。日子过得规律、有序，倒也十分有益。
唯一不太愉快的是，他对自己的两个法国女婿这段时间的表现看来不满意。龙格还是没褪掉他那蒲鲁东主义者的气味，拉法格则时时犯宗派主义错误，这让马克思有时很生气。整个说来，当时法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都有这种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毛病，他们自己还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呢。针对这些幼稚的人，马克思说过一句挖苦的话，后来成了名言：“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8月下旬，马克思由劳拉陪同，一路“慢腾腾地”经洛桑去日内瓦湖畔的斐维。那里山清水秀，景色如画，马克思到了这里，疾病顿时减轻几分。他和劳拉一起爬上了葡萄园高地，半点都没感到呼吸困难。
这半年多的休养，果然见效。9月回到巴黎时，医生对马克思检查的结果很满意，说他总的健康状况大大改善，甚至说只要他配合好，就有把握把他的病完全治好。就这样，马克思在10月回到了伦敦。这时他“胖了”些，气色也很好，恩格斯说他“看起来健康几乎完全恢复了”。他一回来就兴致勃勃地会见了肖莱马、恩格斯等几个老朋友，并爬上了汉普斯泰特荒阜。
但他在伦敦家中也没停留多长时间。医生要求他在伦敦的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星期，因为那里潮湿多雾的天气对他这样的病人很不适宜。于是，三个星期后，马克思来到了文特诺尔。
整个这半年多来，马克思从欧洲到非洲的辗转行程，差不多是完全保密的，只有最亲近的几个人才知道。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方面的事务，全由恩格斯揽了过去，来信来访者也都被他挡了驾。马克思也只读些轻松的东西和少量报纸，暂时把理论和政治搁在一边。但在文特诺尔，他的情况刚一好转，便对自己无所事事的漫游感到厌倦了。他又拿起理论书籍来读。
1882年11月8日，他在信中问恩格斯：“慕尼黑电气展览会上展出的德普勒的实验你认为怎样？”
事情是这样的：在1882年的慕尼黑电气展览会上，法国物理学家德普勒展出了他在米斯巴赫至慕尼黑之间架设的第一条实验性输电线路。马克思这位对技术革命从来都有浓厚兴趣的思想家，立刻预见到这项成就的远大前景。他急切地要弄到这方面的论文和著作来研究。写这封信时，他正读着奥斯皮塔利埃的《现代物理学。电的基本应用》一书。
在不久后的又一封信里，他又和恩格斯讨论起微积分来。
同时，他着手准备出《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三版。
他继续钻研俄国土地问题、东方农村公社问题……
看起来一切正常。突然，致命的一击来了：长女燕妮·龙格去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