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情地侵蚀着人的生命，到19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已经是六十开外的老翁了。长年劳累，多种疾病，使他的面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显苍老。1879年12月《芝加哥论坛报》通讯员访问他时，竟以为他的年龄在70岁以上。
不过这位通讯员发现，马克思的身体还是健康的：“他很结实，肩膀宽，腰板直。他有着学者的头、文明犹太人的脸、花白的长发和大胡须，浓眉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
其实，在这种健康的外表下面，马克思的各种旧疾，到这时已让这位老人经常感到力不从心了。他非常容易感冒，咳嗽多痰，气喘，失眠，这些老毛病折磨着他，使他痛苦不堪。在他最后几年的通信中，谈论病情的文字越来越多。
他的夫人，这位坚强、勇敢、高贵的妇女，比他更早地感到了风烛残年的威胁。她时常消化不良、虚弱乏力，不得不多方延医求药，但都无济于事，病情也日渐严重。
燕妮·马克思在历尽几十年的坎坷、贫穷、担忧等等折磨之后，在70年代后期毕竟得到了生活的补偿。她的丈夫的著作冲破各种偏见和仇视的封锁，在欧美各国以各种文字流传；他被公认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高权威，无数有才智的人向他求教。而她本人，除了分享丈夫事业上的成功外，还从外孙们的欢笑嬉闹中享受着天伦之乐。
现在她拿起笔来，把过去被烦琐家务压抑了的文学才华显露了出来。她接连在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评论英国戏剧和英国文化生活。燕妮本人从年轻时起就爱好戏剧，到英国之后，更是对莎士比亚的戏剧着迷。她对戏剧大师们的名言佳句的谙熟，一点不亚于她丈夫。在家庭和朋友们的聚会上，她时常整场整段地朗诵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可惜她的出色才华那时只是在小圈子里才为人所知，而当她一拿起笔来，公众便发现了一个文字幽默轻松而又内藏机锋的老练评论家！
燕妮·马克思《动荡生活简记》手稿
老年时的马克思夫人
可是，这些短暂的幸福和喜悦，都在1880年秋天被无情的诊断结果冲得冰消瓦解。医生发现，马克思夫人患的是绝症。这意味着，她在饱经数十年风雨冰霜之后，就要在不治之症的疼痛折磨下死去。
马克思心情异常沉重，这可以从那一时期他写的信件中看出。他想方设法给妻子治病。1880年8月至9月，他和妻子儿女们在兰兹格特休养，并且他还想把妻子送到卡尔斯巴德去做温泉治疗。可是这一计划被大陆政府的封锁破坏了，他得到的回答是：“前男爵小姐冯·威斯特华伦不能前往该地，因为她是卡·马克思的妻子。”
马克思只好写信向卡尔斯巴德的医生求教。医生寄来了询问表要病人回答。可惜，这种治疗的效果微乎其微，这一点所有人心里都是明白的，马克思夫人自己更是清楚。但大家都还抱着一线希望：万一能够出现奇迹呢……马克思夫人向医生恳求：“我真希望还能稍微多活一个时期。奇怪的是，一个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是留恋‘尘世’。”
马克思本人的情况也很不好。医生要求他不要去做任何事情，只准“优哉游哉”（像他在一封信中自嘲的那样）。可是马克思这样一个人又怎能“优哉游哉”，无所事事地消磨生命呢？他向医生的妥协，也只是减少了一些工作时间而已，而对理论和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关心，一点也没有减少。
在这段时期，马克思接待了一些新朋友。(www.xing528.com)
俄国的几个学者在1881年1月来到伦敦，他们中间有季别尔教授和卡尔鲁柯夫教授。他们访问了马克思。季别尔曾写过许多介绍、评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著作，他本人对马克思非常尊重。马克思赞赏季别尔的理论才华，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就提到过他。这次季别尔来访，马克思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年轻的朋友。
同年4月份，马克思家里来了一位只有二十六七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的名字叫卡尔·考茨基。他的母亲敏娜·考茨基是个有声望的作家，他自己在维也纳接受完大学教育后，参加了当地的社会主义运动，后来才来到了德国，给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写稿。这个年轻人兴趣广泛，写东西很快，当时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笔杆子。
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先对这位考茨基印象不佳。但考茨基对他俩倒是十二分的敬重爱戴，处处执弟子之礼。恩格斯首先和他通信，回答了他的一些问题。不久后，他就来伦敦拜访他俩了。
马克思初次见到考茨基时，仍然没有获得好的感觉。他给自己大女儿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当这个可爱的人（考茨基——引者）第一次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是说这个Kautzchen（怪人，和考茨基的姓发音相似——引者），我脱口第一句就问他：您像不像您的母亲？他保证说一点也不像，我就暗暗为他母亲庆幸。他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26岁）自负，在某种程度上是勤勉的，对统计学下了不少功夫，但收效不大，是个天生的俗种，不过，在他那种人当中他还算个正派人；我尽可能地把他打发到我的朋友恩格斯那里去。”[1]马克思对于后辈似乎有些过于严苛以至挑剔了。不过，他还是和考茨基见了几次面，讨论了一些学术和政治问题。看来，这位“威严的但又毫不计较小事的家长”（这是考茨基对他的最初印象）始终没能成为考茨基的亲密朋友。恩格斯和考茨基的关系则要密切得多。
熟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考茨基后来成为阐释马克思学说的最大权威，是第二国际时期欧洲社会主义的思想领袖。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和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他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头号论敌，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支柱。他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在数十年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马克思夫妇最感难受的事，是同女儿和小外孙们的告别。
1880年7月，法国宣布了对巴黎公社社员的大赦。政治流亡者纷纷动身回国。马克思的两个女婿也都要回去参加政治斗争。这虽是一件好事，可是，离别却使人痛苦，尤其在马克思夫人病势沉重的日子里，痛苦更是加倍的。
龙格和拉法格夫妇先走。1881年4月，大女儿燕妮和她的孩子们也启程前往法国。年迈的马克思夫妇依依不舍，既为自己心爱的女儿的未来生活担忧，又舍不下那三个朝夕不离身边的小外孙。人生就是这样，离合聚散，悲欢无常。马克思这位大哲人以惆怅的目光送走了亲人，他心中感到了悲凉。
卡尔·考茨基（1854-1938）
没过几天，这对老夫妇便感觉寂寞难耐了。家中失去了生气，生活也变得索然无趣。马克思给女儿写信诉说这种心情，老人的挚爱之情点点落在纸上：
我亲爱的小燕妮：
你们走了以后，这里就变得寂寞起来了——你不在了，琼尼、哈拉和“茶”先生（马克思的一个外孙的绰号）不在了！当我听到与我们的孩子们相似的声音时，我往往就跑到窗子跟前去，刹那间忘记了孩子们已在海峡的彼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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