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马克思传

当马克思回答查苏利奇的询问时，他对世界几大洲各民族农村公社的状况正在做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写下了篇幅巨大的摘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能在谈到俄国公社时厚积薄发，深入浅出，条分缕析，娓娓道来。

19世纪70年代的欧美，人类学这门新的学科正在迅速发展，关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社会的文化状况及其发展、演化的著作层出不穷。它们引起了马克思的浓厚兴趣。马克思读过的这方面的书籍，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其中有许多书籍，都是研究农村公社和早期土地关系的。

我们只举出马克思最重视并总体上肯定的几本书：

毛勒的著作《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德国马尔克制度史》《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德国乡村制度史》等。毛勒是德国出色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深入了解人类史前社会的状况有很大启发。1868年，马克思读了他的书后评价极高；1876年，马克思再次研究了他的著作；到了1881年已是第三次研读。

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作者是年轻的俄国学者，对早期历史上的公社制度有深入研究。这位比马克思年轻33岁的俄国人在19世纪70年代成了马克思的忘年交，并且他自己也承认在学术研究上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他常把自己和别人的著作寄给马克思。他的这本《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马克思认为非常重要。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摩尔根是美国学者，他为了研究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和习俗、文化心理、家庭关系等，曾长期在印第安人部落中生活。他的《古代社会》一书材料极为丰富、扎实，论述独到深刻，给马克思印象极深。对马克思来说，摩尔根是在美国完全独立地从对家族的研究中重新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他甚至打算写一部书来论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

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1818-1881）

不要忘记，现在已到了马克思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但是马克思那读书必做摘要的老习惯仍坚持不辍，这样，后人便有幸读到他在19世纪80年代初写下的几份详细摘要，它们在今天以“人类学笔记”的名义而闻名。

这几份摘要是：

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摘要；

摩尔根《古代社会》摘要；

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摘要；

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摘要；

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摘要。

这些摘要或“笔记”在马克思逝世后，长期压在马克思的大堆遗稿中，无人知晓。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遗著执行人，把主要精力用在整理、编辑和出版《资本论》第二、第三卷上了，也无暇顾及这些笔记。唯独其中有一份笔记，即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恩格斯作了充分利用，结合摩尔根的原著，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后来，马克思的遗稿转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手里，这些摘要仍然压在箱子中；再后来，它们又辗转到了苏联那里。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才陆续发表出来。马克思本人恐怕也没有料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些“人类学笔记”无论在西方和东方都激起了学者们的无尽兴趣，引发出各式各样的分析和评论！这里面固然有认真严肃的研究，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误入歧途的钻牛角尖，还有的是不着边际的穿凿附会、随意发挥，总之，众说纷纭，蔚为大观。

我们这本传记不愿意把读者拖进这类过于专业的学术争论中，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人类学笔记”本身就行了。

马克思所做的读书笔记，主要部分是从所读书中摘录出来的论点和材料。但这位大思想家不是读死书的书虫，书对他来说只是他的“奴隶”。他在读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分析、比较、判断——不断地进行创造性思考。因此，他的摘要中不时夹杂着他本人的议论：或补充，或质疑，或总结，或反驳，如此等等。这些简短、片断的文字，便成了后人发掘、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材料，当然，这样也就往往会导致猜测，会让人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马克思，以致“过度解读”、望文生义甚至无中生有。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向读者进一言：阅读和分析马克思的“笔记”时，最大的危险是来自我们自己的主观意图，必须努力克制它，排除它，尽可能根据马克思本人的思路去体验，去把握本来的东西，否则很容易走进歧途，误己误人。

为了让读者对“人类学笔记”有一个基本印象，我们用马克思对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的“摘要”来举些例子。

柯瓦列夫斯基的这部著作很受马克思重视，摘录得相当详细，而且同其他几份摘要不同，完全是依照原书的结构顺序，而没有打乱并重新组合。

马克思在摘要中插入了许多他自己的话。比如，柯瓦列夫斯基在考察英属东印度时，说到在《那罗陀法典》中载有关于私人占有地界的争执，还有许多细节谈到划定私人地界和恢复侵占的占有地地界的规定。马克思补充说：

但所有这些情况也可能在并非私有财产的个体份地中发生！

柯瓦列夫斯基谈到，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采取措施促进公社所有制迅速瓦解，到处都实行了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租佃制。马克思用鄙夷的口吻写道：

把英国和爱尔兰结合在一起。妙极了！

柯瓦列夫斯基写到，由于与公社毫不相干的资本家阶级侵入公社内部，公社的宗法性质就消失了，同时公社首领的影响也消失了。马克思的评论是：

“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开始了。”（这是他惯常用于描写私有社会的话，原出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

可是读者会问：从这样的一鳞半爪中又能看出多少思想呢？

让我们再来举一些例子。(www.xing528.com)

柯瓦列夫斯基讲到，土耳其人除拥有常备的地方民军外，还建立了军事移民区以防叛乱。马克思在此处评论说：“柯瓦列夫斯基把这种军事移民区命名为‘封建的’，理由不足……”

柯瓦列夫斯基讲到，在穆斯林征服者的统治之下，军功田的授予使先前的土地占有者由自由人变为依附人，他们的占有也由对自主地的占有变为封建的占有。马克思对这种说法不能接受，认为：

柯瓦列夫斯基整个这一段都写得非常笨拙。

柯瓦列夫斯基详细描述了印度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土地关系变化，他把这些变化称为“封建化过程”。马克思再次表示反对，他评论道：

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11]

综合上面这些，是不是可以认为，马克思不同意把西欧的“封建主义”概念用来概括东方古老民族的社会关系呢？看来，是可以这样认为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从来都反对把西欧的社会发展道路变成万能的“一般历史哲学”，套用到完全不同的另外地区、另外社会中去。他那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就是用来指称长期与欧洲历史发展平行，以农村公社、土地国有和专制主义相互补充、三位一体为特征的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在马克思看来，由于早先历史的隔绝，亚洲、非洲、美洲的许多民族的社会发展道路是与西欧根本不同的，简单作比附毫无益处。这种彼此隔绝、独立发展的情况，只是随着近代以来资本主义造就了“世界市场”，才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各民族的历史才变成了统一的世界历史。从上面的摘要看，马克思晚年仍坚持这种观点。

马克思当年所能掌握的材料在今天看来是相当不足的，但他在方法上比起后来那些不问青红皂白、认为全世界都要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知要高明多少倍！那种机械的、单线的社会发展观事实上几乎把我们的历史研究引进了死胡同，不能前进半步。中国历史的研究者们，是不是可以从马克思本人的启发中，摆脱马克思主义的赝品，走出那些自己制造的永远纠缠不清的无谓争论，开辟一条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之路呢？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个问题。^[12]

这位年迈体衰的大学问家，在人生最后几年中又勤奋系统地研究起世界史来。

读史，是马克思年轻时就养成的习惯。他读过的史书远远多过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不是只读简史、通史之类的著作，泛泛地了解一般历史，而是深入到各种专史、国别史、地区史、民族史，把事件细节和人物经历都弄得一清二楚。晚年读史，他仍是这样。而且这一次他还编写了详细的编年大事记，看来是想把自己几十年的历史研究全面地总结一下。

这些编年史笔记，后来陆续被人们整理出来，其中的两部最常被人们提到。

一部是“印度史编年摘录”，大概写于1879年较晚时候到1881年之间。马克思对印度史、印度社会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从来都十分关心。在这段时期里，他再次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根据泽韦耳的《从古代至1858年消灭尊严的东印度公司止的印度历史分析》、埃耳芬斯顿的《印度史》等著作，编成了这部摘录。

另一部是可能稍晚一些编成的四大本世界通史笔记。这四大本约合105个印张的笔记，主要是按编年顺序整理出的世界史，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涉及地区从西欧到亚洲，纵横数万里，内容以各民族、各国的政治、军事事件为主。编写这部浩大的笔记时，马克思使用的著作主要有施洛塞尔的18卷本《世界史》、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塞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史》、格林的《英国人民史》等。这部通史笔记今天以“历史学笔记”而闻名。

从这些历史笔记中人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多么注意活生生的、具体的历史。这位在总览人类社会发展长河时目光深远、气势宏大的思想大师，在观察历史时又是精细入微、毫不含糊的。相比之下，后世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们”（也包括笔者在内）的确应该感到惭愧。因为他们所写出的历史，往往是一堆堆互无关联的残片，中间由几根扭曲了的“规律”的筋牵引着，缺血少肉，没有呼吸，找不到脉搏，马克思所记录的那大量事件和人物，在他们的著作中甚至就没有出现过！更可悲的是，当人们终于发现了缺陷时，往往又不负责任地把这归咎于马克思。

真正有希望的路，是像马克思那样去具体生动地运用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史学笔记，我们认为应能在这一方面起到启示的作用。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73页。

[2] 柯瓦列夫斯基的回忆，见《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4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73页。

[5] 这封信和草稿直到1924年才发表。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65页。

[7] 同上，766-767页。

[8] 同上，第76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73页。

[10] 《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纪念版，第46页。

[11] 以上几段引文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12] 写于10多年前的这段话，今天似乎又有了某种新的意义。当今不少人轻蔑地嘲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无法解释中国历史，然而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历史观，恰好就是刚说到的那种“五种社会形态”说。他们是把马克思学说和对这一学说的曲解混为一谈了（2010年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