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刚刚说过，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愈来愈关心俄国的情况。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认为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社会中正在积累起大堆的革命易燃物，随时都可能给这个专制国家点起熊熊火焰。作为革命家，他自然会对这个东欧大帝国寄予热切的希望。
了解俄国史的读者必定知道，1861年，俄国沙皇颁布了一项诏令，宣布农奴解放，这就是在俄国近代社会历史进程中有决定性作用的“农奴制改革”。从此以后，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起来，给俄国社会的一切，从经济、政治、思想到社会生活，都带来了巨大变化。
可是，这种资本主义道路与西方的一般情况不同，它缺少各种必要的历史准备，是靠政府法令打开大门引进资本主义并扶持发展起来的，因此就遇到了比当初西欧资本主义刚刚迈步时更大的困难，发展得更加艰难，造成的破坏和痛苦也更大。
这种破坏和痛苦首先落到了俄国农民头上。在这之前，俄国农民都生活在历史上长期延续下来的农村公社中，这种农村公社的特点是土地公有，由公社社员们个人耕种，收获归他们的家庭私有。农村公社的生活停滞、落后，但相对公平、宁静。1861年的大改革打破了这种状况。它把公社土地中最好的土地划给了贵族，而为“解放”而缴付的巨额赎金却落到农村公社头上。这样一来，农村公社遇上了空前的灾难，越来越难以为继，许多农民破产、流亡，不得不进入工厂做工。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被严重动摇了。
于是便出来了一批悲天悯人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主张保留并发展农村公社，他们想做农民的代言人。但正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社会思想发展，所以就把他们自己所理解的西欧社会主义拿过来，跟俄国农民的情感结合起来了。他们说：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错误，因为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快要灭亡了；西欧社会主义者如今正在为实现社会公有制而斗争，而我国农村公社恰好正是一种公有制的现成样式，我们为什么要摧毁它呢？不，我们的任务是要保护它，使它成长为社会主义，这样，我国就能避免资本主义，比西欧更快地达到社会主义社会。
这批人被称作民粹派，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特别活跃。他们发起了“到民间去”的运动，穿上农民服装，面向农民宣传；他们主张推翻沙皇专制，把这看作是保证农村公社发展的前提，甚至想依靠个人的英勇行为密谋杀掉沙皇。他们掀起了一场人数不多但声势不小的运动。
这批人大都对马克思很友好，《资本论》俄文版一出，就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他们感到，马克思对西欧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很合他们的口味，也加强了他们关于不能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他们中有一些人在19世纪70年代成了马克思的朋友，例如《资本论》的俄文版译者洛帕廷、丹尼尔逊，还有属于民粹派中“宣传派”的拉甫罗夫等等。
但同时还有立场、感情全不相同的另一批俄国知识分子，他们也从《资本论》中找到了论据。这批人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是资本主义和民主宪政的拥护者，他们把农村公社看作是必然灭亡的一种过时现象。他们认为，按照《资本论》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历史上必然的、合规律的，因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同样是必然的和进步的“事业”，应当鼓励和支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阻挡它。
这两派就俄国所应走的历史道路问题不断地进行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往往都引用《资本论》来支持自己。这些争论都被能读俄文书的马克思看在眼里。到1877年11月，他终于感到有必要出来说话了。
1877年9月号的圣彼得堡《欧洲通报》上发表了经济学家尤利·加拉克季昂诺维奇·茹柯夫斯基的文章《卡·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攻击了马克思。民粹主义理论家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海洛夫斯基在10月号的《祖国纪事》刊物上以《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来反驳。这篇文章是为马克思辩护的，但马克思在其中却发现了若干对他的主张的误解，于是他在11月写了一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在里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23-1900）
这封信明确表示，《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这就是说，马克思不同意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论述套用到俄国，并判定俄国以及“一切民族”都必然先经历资本主义统治，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不能作这种“超历史的”抽象判断，而必须对各个民族所处的不同的历史环境进行具体的研究，然后才能弄清它们将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马克思在信中对俄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表达了一个非常简略的意见：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
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3]
这段话表达的意思非常含蓄。它表明：（一）马克思承认俄国已从1861年起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二）但如果及时出现一种力量，还可能使俄国避免经历这条道路。正是由于有这两重意思，后来信一发表，就引起了俄国思想界不同派别之间的热烈争执。其实，马克思的真正想法是，他看到了俄国正在向资本主义迈步，但他寄希望于俄国民粹派能发起一场革命，使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俄国走一条更少痛苦的发展道路。
确实，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对俄国民粹派抱有很大希望。其实对民粹派理论本身，马克思并没有看出有多少可取之处，因为这种理论不顾历史发展规律，鼓吹个人意志，往往反对与资本主义联系着的西方先进成果，迷信俄国的落后农民的本能。这些都是马克思一向嘲笑鄙夷的。可是，他根据自己对俄国经济状况的多年研究，深信俄国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尖锐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这时即使是民粹派，只要能推翻沙皇，也能引起一场深刻的大革命，在这场大革命中，客观的力量将可能把俄国和西欧都带上新的道路。
刚刚提到的那封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马克思并没有寄出去，原因可能是怕给该刊物带来危险。直到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发现了这封信，并把它寄给了俄国友人，方才使它与世人见面。
19世纪80年代中，马克思结识了不少俄国民粹派的新朋友，同当时民粹派组织“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建立了联系。一些民粹派的活动家经常出入马克思家，民粹派的书籍、文件也纷纷摆到了马克思的案头上。马克思总是十分热情地接待他们，并尽可能给他们的事业提供帮助。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原则上说是反对个人恐怖活动的，但他们认为俄国这个专制主义国家情况特殊，在那里没有政治自由，反沙皇的革命者们把恐怖当作武器是可以理解的，西欧人对此不应多作指责。所以，尽管“民意党”是以个人恐怖为主要活动方式的秘密组织，他俩还是很赞赏这个组织成员的英勇奋斗精神，并且对他们抱有很大希望。
民意党人在俄国发动了一系列暗杀活动。1881年3月13日，他们终于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但这一举动并没带来民意党人所期待的结果，反而使许多勇敢的成员们被捕和被审判。在1882年4月的审判中，热里雅鲍夫、彼洛夫斯卡娅等出色的青年民意党人都被处死。“民意”遭到了重大打击。
马克思对这些人评价极高，说他们“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4]。与此同时，他对民粹派的另一派别组织“土地平分社”，却抱着严厉斥责的态度。他认为这一派人物是抱着巴枯宁主义不放的空谈家，是糊涂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者。但不久之后，正是从这一派别里成长出了俄国最早的一小批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人），他们后来创建了“劳动解放社”，以自己的杰出才能和艰苦努力把马克思的理论传播到了俄国，这是马克思没来得及看到的。
事实上，就在这一时期，民粹派内部正在出现怀疑和分化。当时民粹派的活动屡遭挫败，“到民间去”想与农民“打成一片”的成员被农民捉拿起来送给警察，个别人物暗杀统治者的行动只是给自己的组织带来了损害，资本主义根本没有被民粹派分子们的英勇行为阻遏住。痛苦的经历促使人们去反思。这样，便有一小批头脑清醒、长于反思的民粹主义者开始自问：我们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吗？仅靠我们自己的孤立活动，能阻挡得了资本主义，保护住农村公社吗？
带着这些疑问，流亡日内瓦的一些俄国革命青年，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并决定写信向马克思请教。信是由查苏利奇执笔写的。查苏利奇是一位勇敢的民粹主义青年革命家，她因不久前刺伤暴虐的沙皇官吏而蜚声国内外。
查苏利奇在1881年2月16日的信中，热切地请马克思为她和她的同志们解决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51-1919）(www.xing528.com)
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
查苏利奇提问题的这种方式，表明她所代表的这些俄国革命者正在离开民粹派信念，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但马克思收到信后，感到了回答所提问题的复杂性。他既要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和农村公社的未来命运，又不想削弱俄国民粹派青年们的斗争信心，这不是一件易事。他极其认真地先后写了四个草稿，然后才在1881年3月8日慎重地压缩成一份简练的正式回信。[5]
这封回信的中心思想是：
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信显然是有意说得简略甚至模糊，“破坏性影响”是指什么？“正常条件”又有哪些？都语焉不详。但是在信的前三个草稿中，针对这些却有大量不厌其详的阐释。特别是对农村公社的内部结构，以及它在不同历史环境下所具有的不同发展可能性，分析得相当仔细。
对于今天的一般读者来说，这些分析可能过于沉重枯燥。但由于最近二三十年来我国理论界对这封信的草稿表现出了极大兴趣，所谓“晚年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已经成了许多人一再提起的热门话题，而在人们的津津乐道中，可以看出对马克思的许多误解——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在这里也只好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谈谈它。
归总一下这几个草稿中的论述，马克思大概讲了下面几层意思：
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农村公社在古代许多民族中都存在过，但它们在西欧随着社会的进步都消灭了，只有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性，它们保留到了现在。
——农村公社是从更早的原始公社那里发展而来的。农村公社内部结构既有公有的因素（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又有私有的因素（房屋、小块土地耕种及产品私人占有）。这种“固有的二重性”使农村公社具有向公有制和私有制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究竟往哪个方向发展，要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的唯一国家。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民的习惯，都有助于向公有制社会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6]
——在西欧和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告终”[7]。这是对俄国农村公社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情况。也就是说，使农村公社的公有制得到正常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8]。
——但是俄国农村公社目前正处于危险境地。改革以来，沙皇国家使用各种手段不断地压迫公社，使它处在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加速了公社内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这种种破坏性影响，只要没有被强大的反作用击破，就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
——结论是：“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9]
上面这些思想，看起来的确与民粹派的主张十分接近：大力阐发农村公社的优越性，痛陈“国家”即沙皇政府所推行的资本主义对俄国的不适用性，鼓励人们走一条通过革命拯救农村公社并与西方资本主义“积极的成果”相结合的道路。这些都是民粹派不仅能够接受而且乐于宣扬的。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马克思在晚年改变了自己先前的观点，倒向了民粹主义呢？
不能这样说。
仔细考虑一下，人们就会发现，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阐发的思想其实是不完整的。马克思的核心论点是，俄国只有把古代遗留的农村公社与西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先进成果结合在一起，才会使俄国跨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可是，俄国人怎样才能把西方的先进成果转移到俄国公社来呢？这是个关键问题，而复信和草稿中对此未置一词。
好在不到一年后，即1882年1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写了一个不长的序言，其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一版《共产党宣言》是正在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以代替自己的民粹主义旧信念的普列汉诺夫（他后来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翻译的，由拉甫罗夫出面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序。他俩欣然应允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只用一句话就清楚无误地说出了答案：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0]
这就是说，仅仅靠俄国民粹派革命获得成功还不行，它还必须能够引发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俄国土地公社得到西方的先进成果，从而与西方工人阶级一起迈向社会主义，否则就是不可能的。尽管俄国公社有着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但决定性的、现实的动力还是要来自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这才是马克思（当然还有恩格斯）的真实思想。
事后来看，马克思当时对爆发俄国革命的可能性和民粹派的能力都估计过高了，他希望俄国能在民粹派的引领下推翻沙皇，并把西欧革命也一起引发起来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其实，当时俄国尽管局势动荡、矛盾尖锐，但离革命还差得远，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俄国资本主义的前进。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应当说是犯了错误的。
可是，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革命即使发生，也只有依靠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才谈得上改造农村公社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思想是重要的，它使得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区别于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今天的人们，不应忘记或有意曲解这一点。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
《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