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拾杜林到反驳苏黎世人：马克思传》

在两派合并和纲领草案引起的争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感不满的人是威廉·李卜克内西。他俩的这位老朋友，为人忠诚、坚定是不用怀疑的，但他在理论水平上远不能跟马克思、恩格斯相比，因而他办的许多事情一再导致马克思、恩格斯的不快。这次合并事件，更使他俩很长时间都没有原谅他。

然而李卜克内西毕竟没有糊涂透顶，他还是非常清楚并且尊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巨大理论才能的。因此当合并不到一年、党内思想出现混乱时，李卜克内西再三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出来写文章批判欧根·杜林。此举表明他还是有头脑的。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杜林。此人作为激进学者，多年来一直以柏林大学编外讲师的身份在文坛上著书立说。他的个人命运是不幸的，早年双目失明，常因个人观点受官方学术界的排挤。这使得他容易得到社会主义者的同情。但他的学术主张实在是庸俗不堪，他的狂妄更是让有头脑的人齿冷。他不知天高地厚地否定绝大部分前人的贡献，异想天开地想在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领域实现全面的“变革”。对于马克思，当《资本论》第一卷问世时，他还讲过几句好话，后来就把马克思同其他所有社会主义思想家一起归入咒骂之列了。

对于这个人的活动，马克思在很长时间内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不屑于跟他去计较。但在哥达大会后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杜林的市场居然越来越大了。许多不学无术却又自命不凡的浅薄文人，竞相把杜林的学说当作一种新思想来欢迎，以致形成了一阵“杜林热”。这在当时是不难理解的：社会主义政党正在发展，很希望得到科学界的支持，而马克思学说还远没有在人们心里扎根，因此人们就对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新学派”不加分辨地欢迎了。

在李卜克内西和党内其他领袖们的再三敦请下，马克思感到问题确实已经有点严重了，“收拾杜林”势在必行。可是他的身体和时间、精力都不允许他亲自干这件事情，于是他在1876年5月25日从疗养地写信给恩格斯，提议由恩格斯来作一次“对杜林的彻底批判”。

恩格斯已经在考虑此事了，但还是有点不情愿，因为他正在写一部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巨著。他发牢骚说：“亲爱的摩尔：你说得倒好，你可以躺在暖和的床上，研究具体的俄国土地关系和一般的地租，没有什么事情打搅你。我却不得不坐硬板凳，喝冷酒，突然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15]可是牢骚归牢骚，忠实的恩格斯立即行动了起来，扔下自己的工作就去“收拾无聊的杜林”了。

这样便产生了一部被公认为其重要性仅次于《资本论》的伟大著作：《反杜林论》。它先是作为系列文章从1877年1月起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连载，到1878年连载完毕后，又合成单行本出版，它的正式书名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这部书最大的特点是内容广泛，既深刻又通俗。用恩格斯在序言中的话说，因为是与杜林论战，所以不得不跟着杜林到处跑，从世界模式论直到社会主义分配。这样，无意中它成了一部马克思学说的百科全书。如果说《资本论》对一般读者来说过于艰深，那么《反杜林论》则相对易于理解，因此它比《资本论》拥有更大得多的读者群。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从读《反杜林论》开始登堂入室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

欧根·杜林（1833-1921）

1877年1月3日《前进报》刊登的恩格斯反杜林的系列论文中的第一篇

《反杜林论》第一版扉页

像以往的情况一样，这部书也是两位朋友合作的结晶。不过这次是恩格斯在前面呐喊厮杀，马克思在后面输送弹药。马克思帮恩格斯查找参考书，提供意见和建议，还直接给第二编写了一章，即评论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的那一章，这一章是对近代经济学说史的出色论述，恩格斯出于刊登时篇幅的限制，不得不把它删减了一些，作为《反杜林论》第二编的第十章发表。此外，恩格斯全书的所有章节在发表前都读给马克思听过。

这两位朋友这段时期的通信（为数不太多，因为只有在其中一人离开伦敦时才有）中，也时时提到《反杜林论》的写作。他俩在信中尽情嘲笑杜林，把他当成了一个可笑的大丑角。起初，恩格斯在没有真正深入去读杜林的那些大部头著作时，似乎还对此人有些尊重，说他“总还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后来便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了，原来杜林的学说“尽是些夹杂着十足的胡说八道的高傲而庸俗的言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显然一致，因为他读了杜林的文章之后说：“读这个家伙的东西而不当即狠狠敲打他的脑袋，我是办不到的……当你潜心阅读，对他的手法了如指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多么令人可笑的下流作家。”^[16]

就是对这样一个人物的批判，竟至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引起轩然大波。杜林的拥护者们在1877年5月党的代表大会上怒气冲冲地要通过一项提案，禁止恩格斯反杜林的文章再在《前进报》上发表，说是这些文章对报纸和党都造成了巨大损失。幸亏李卜克内西这次顶住了杜林派的压力，争取到使代表大会同意在《前进报》附刊上继续刊载恩格斯的文章。否则，这部名著很可能就被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自己“腰斩”了。由此也可见，杜林所造成的混乱当时已有多么严重。

对于这场风波，不光恩格斯气愤，马克思也很恼火，他在给白拉克的信里强调说，恩格斯反杜林的文章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普通工人和……自以为在很短时期内就能知道一切并学会评论一切的曾经是工人的人，而且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够从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中汲取许多东西。

马克思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手稿的一页

1877年的恩格斯

1878年6月，一个惊人的消息从德国传到伦敦：诺比林谋刺德皇未遂！

这时，马克思还根本不知道这个诺比林是什么人，谋刺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他把最近的两起谋杀事件联系起来，感到政府必定会抓住这个机会来迫害德国社会主义者。

果然如此。不久就弄清楚了，诺比林是个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他和前一个谋杀者赫德尔都跟社会民主党没有关系，但官方还是宣布这是社会民主党危害国家安全的恐怖行动。官方的和半官方的报纸全都起劲地叫喊起来：镇压他们，取缔他们！

刺杀德皇事件对于俾斯麦来说真是再有利不过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近年来以惊人迅速的发展，让俾斯麦和整个德国统治阶层都感到不安。他们早就想找到一个借口来宣布戒严，迫害社会民主党。现在这样的机会不找自来，这不是太称心了吗？

1878年10月21日，在帝国国会多数议员的支持下，俾斯麦的政府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根据这个法令，一场大规模的迫害异端的运动揭幕了。转瞬间，所有的社会主义组织被查禁，它们的报刊被没收，成员有的被捕，有的被驱逐。许多优秀的工人一下子成了失去工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流浪者。

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遇到的一次大灾难，但也正是由此，它开始了自己历史上的英雄时期。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党内一时出现了混乱，有些人惊惶失措，主张投降，有些人头脑发热，走向盲动……但克服了这些混乱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但没有被摧毁，反倒在艰难中受到磨炼，愈战愈勇。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国内的报刊宣传和国内的鼓动结合起来，把议会内的反对活动和议会外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走出挫折，稳步前进，终于迎来了90年代初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废除，那时，党已经由一个易受惊吓的孩子成长为结实雄壮的巨人了。

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www.xing528.com)

现在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在反社会党人法的致命打击面前那么快就站稳脚跟、恢复自信，开展了新条件下的斗争，确实大大得力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

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前，马克思密切关注着德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拿到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讨论记录，马克思就打算给《每日新闻》写一篇揭露性文章，但最终没有写完，只保留下了草稿。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在革命之前是必然要经过和平发展阶段的，只要社会的统治者不使用暴力来阻碍历史发展，那么工人阶级就不会放弃和平发展的努力。俾斯麦以暴力来对付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持的借口居然是社会民主党人使用暴力，这在马克思看来纯粹是欺骗。

马克思的主张是：一方面，党应当坚持革命立场，决不能在俾斯麦的高压面前放弃斗争，背离原则，畏缩退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顾形势的困难，失去冷静，贸然鼓吹革命，甚至走向无政府主义个人恐怖的道路，那同样会给整个事业带来危害。事实证明，马克思是对的。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够迅速摆脱困境，走上正轨，正是采取了这种方针。

在那段时间里，马克思、恩格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们比平时有更频繁的通信和会面。持各种主张的人都来伦敦拜访他们，想要争取支持。

先来的是约翰·莫斯特。他曾写过介绍《资本论》内容的通俗小册子，并由马克思修改过。马克思说他把这件事“搞得谬误百出”，但考虑到在实际宣传中该小册子毕竟能起一些积极作用，也就还是肯定了这本差强人意的小书。后来莫斯特热烈地拥护杜林，曾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猛烈反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评价是：有些才能，但动摇变化太快，像风向标似的随风转。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公布后，他又变成了一个激烈的“革命”鼓吹家。他被驱逐出境、来到伦敦后，办起一份小报《自由》周报。起初，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怀着同情的心情“希望他一切顺利”（1879年1月30日恩格斯在给约·菲·贝克尔的信中这样说），只是和他的报纸保持距离，并不多作批评。但没多久，莫斯特便不顾一切地反对合法活动，主张放弃议会斗争，准备起义，并支持搞恐怖活动。这就使得马克思对他异常反感，认为他是一个革命的空谈家。莫斯特还到处宣传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他，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终于只能把他当作散布谣言和扯谎的无赖看待。再后来，莫斯特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了。

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们克服了反社会党人法刚颁布时的慌乱，决定在国外出版自己的机关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事十分关心，出主意，提建议，并答应给新报纸撰稿。他们还推荐卡尔·希尔施为编辑。希尔施是一个年轻、头脑清晰、有写作能力的党内作家，他以自己的才能和坚定立场，使马克思、恩格斯感到放心。希尔施本人也愿意接受这项任命。

新报纸定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预定在苏黎世出版。这些都没有问题。但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得知新报纸要由一个监督委员会来经管时，他们愤怒地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写信，宣布他俩决不会为这份报纸撰稿，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监督委员会的成员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分子、鼓吹阶级妥协的糊涂虫。

该委员会的三名成员是苏黎世的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

卡尔·赫希伯格是法兰克福一个富商的儿子，是当时众多社会主义赞成者中的一个。看来此人在个人品格方面还是值得称赞的，至少他在钱财方面是慷慨大度的，因为他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资助了不少钱，他本人也在1876年入了党。身为富有的资产者而同情并加入社会主义运动，无论如何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情。但可惜他所信奉的社会主义却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窍不通，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纯粹是一种由慈善家和有知识的人推行的和平运动。正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知道他起就对他极不信任，马克思在1877年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称他“是第一个——在我看来他怀有最良好的意图——捐资入党并想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党的人”^[17]。

卡尔·奥古斯特·施拉姆是原来爱森纳赫派的理论家，此人写过经济学著作，也评论过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却居然完全不懂价值理论。马克思对他的评价是：“施拉姆尽管精明能干，但始终是个庸人。”^[18]

委员会中的第三人，爱德华·伯恩施坦，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历史上被称作修正主义的“鼻祖”。但在这个时期，他还只算得上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小作家。他曾经热烈地拥护过杜林，现在，他在瑞士又成了赫希柏格的秘书。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三个人的反感，起初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们颇感不快，觉得这两个老头真有些不近人情，不久后，事情就明朗了，因为这三个“苏黎世人”在他们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文章署名是“三个星花”。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用忏悔的心情要求党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说党是由于自己讨好群众，轻视有教养的阶级，并由于不必要地挑逗资产阶级才给自己招来了反社会党人法的。文章主要的意思就是说，社会主义运动应当由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分子来领导，应当是和平的、改良的，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怒不可遏，他们马上计划写一篇文章来反驳。就在这个时候，赫希柏格本人却跑到伦敦来向他俩寻求支持来了。这个糊涂蛋（恩格斯有点怜悯地说他“本来是个好小伙子，但天真得惊人”）显然只会得到没趣。他只见到了恩格斯，恩格斯毫不客气地把自己的观点告诉了他。赫希柏格大吃一惊，他本来以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所有人都会支持他的意见的！因为他听李卜克内西说，大家都同意他的主张。

伯恩施坦（1850-193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驳文章在1879年9月中旬写出来了，是呈给党的领袖倍倍尔并转给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传阅的一封长信。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通告信”。

这封信是反对阶级合作的改良主义的一份重要文件。它尖锐地嘲笑“三个苏黎世人”，逐条地批驳他们那篇《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里面的观点，把那些要同有产阶级和统治者实现和解、大谈博爱的意见称作“胡说八道”，认为所有这些做法都是想实行一些补补缀缀的改良，企图以此阻碍革命的发生。“通告信”干脆称这些主张的拥护者是“冒牌货”。

“通告信”的总结是：“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19]

这封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中引起了震动。他们认真考虑后，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对的。“三个苏黎世人”的职务被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代替了，格奥尔格·福尔马尔做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此后一段时间，报纸虽然仍不能让马克思、恩格斯满意，但至少还是在困难境地中起到了宣传的作用。于是，终于可以指望“伦敦二老”和德国党内领导人达成相互谅解了。

1880年12月，倍倍尔带上原“三个苏黎世人”成员之一的伯恩施坦，去伦敦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那里受到两位老人的亲切接待。一些重大的党内问题经过协商解决了，伯恩施坦本人由于这段时间的良好表现，先前的过错也被马克思、恩格斯原谅了。结果，伯恩施坦被任命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新主编，代替了福尔马尔。此后多年中，伯恩施坦不负众望，把报纸办得很有生气，他自己也因此成为公认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至于19世纪90年代后期他走向修正主义，对马克思学说进行尖锐批评，则又另当别论，我们在这本关于马克思的传记里就不多说了。^[20]

一场激烈的争论过去了。恩格斯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反社会党人法给了党不可估量的帮助，它巩固了党，教会了党很多东西，总之，在教育的意义上对党起了极好的影响，而顺便说说，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是一致的。”^[21]

这自然也是马克思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