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成为顾问和他的理论基础

国际工人协会停止活动以后，它的成就却开花结果了。在它的哺育和培养下，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纷纷成长起来，并积极地展开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他们只要有可能，就向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求教，提出的问题，从理论方面的到策略和组织方面的，所在多有，应接不暇。马克思成了“顾问”。

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最密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正式的名称是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这是他们故乡的社会主义政党，又是当时最成熟、最发达的社会主义政党，当19世纪70年代前半期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还在为政党的建立做准备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拥有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并在议会中取得了重大成就。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如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等人，和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频频，往来不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不是这个党的正式成员，但几乎所有的党务，从基本方向到报刊创办、人事安排，他们都过问，都提出了建议。他俩对这个党的亲切感，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马克思身体不佳，又要集中力量整理出版自己的主要著作，恩格斯便承担起大部分通信事务来。马克思把大半精力用在再版旧著和准备《资本论》后几卷上。但有些信件他也亲自动手来答复。

总起来看，他们两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是满意的，尤其对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及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表现，可以说很赞赏。李卜克内西坐牢期间，他们两人不时写去关切的信，同时还不忘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夫人表示慰问。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不满的是拉萨尔派。

我们前面说过，19世纪60年代后期，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有拉萨尔派和更接近马克思的爱森纳赫派这两派。随着普法战争后德国的统一，这两派先前的政治分歧减少了，合作增加了，在实际行动中愈来愈多地采取了联合行动。两派共同在议会中组成反对力量，在1874年1月的选举中一起取得了胜利。它们越来越接近了。

这样一来，两派联合的问题自然就要提到日程上来。联合将会使社会主义力量大大加强，使活动更加协调统一，联合比分裂好。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认的。

分歧在于：怎么统一？用什么方式统一？在什么时候统一？

对于爱森纳赫派的领袖们来说，组织上的统一是头等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的实际力量增强，得到的好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至于理论上的差别，这些惯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并不怎么特别看重，更确切地说，他们并不怎么弄得清楚。因为在这个时期——19世纪70年代前期——党内成员们大都对理论问题还不甚了了，只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晚期以后，靠了恩格斯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更通俗的著作，马克思的学说才逐渐被人们弄懂。

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组织的联合应当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我们知道，他们两人对拉萨尔的一整套理论信条持强烈否定态度，因而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经过一个时期的思想准备，便贸然同拉萨尔派合在一起，就会在好不容易才刚刚获得成果的运动中造成思想混乱。特别是，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拉萨尔派的处境将越来越不妙，那时失去工人支持的他们将会不得不跑过来，主动寻求联合，用恩格斯1873年6月20日给倍倍尔的信中的话说，“无论如何，我相信，拉萨尔派中的优秀分子将来会自己来投靠你们，所以，在果实成熟以前，就像团结派所希望的那样把它摘下来，那是不明智的”^[9]。

可是党的领导出于实际考虑，已经不愿意等到那个“将来”了。在联合问题上，他们，特别是李卜克内西，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了解德国现实情况；他们认为拉萨尔派远没有走到山穷水尽，而是正在和爱森纳赫派并驾齐驱。两派现在已经合作得很愉快，为什么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合并成一个党呢？于是当拉萨尔派领导人提出合并时，出狱不久的李卜克内西毫不犹豫地表示了同意。10月28日前后，他简略地向马克思吹了一点风，十余天后，党的另一领导人奥古斯特·盖布通知马克思说，两派的合并谈判正在顺利进行，即将召开一次合并的代表大会，会上将通过“国际纲领的基本条例”。12月中旬，马克思从爱森纳赫派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看到了关于两派合并的通告。

直到这时，一切看来都还正常，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并没有说什么。而在德国方面，合并的活动正在进行。1875年3月7日，合并而成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在《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几天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读到了这个草案。

这个草案让他俩震惊、恼怒，他们的担心全都被证实了。用恩格斯的话说，“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恩格斯激愤地给还在狱中的倍倍尔写去一封信，详细地谈了他和马克思对这个纲领草案的否定性意见，认为它是对拉萨尔派的全面投降，并且用一种斩钉截铁的口气说，“一旦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10]。

恩格斯这封尖锐的信投出不久，1875年5月初，马克思又拿出了他对纲领草案的一份理论批判。这是对拉萨尔思想的一个全面清算。如果说在这之前的多年中，马克思尽量在公开场合避免对拉萨尔的观点进行批评，那么在现在，积蓄已久的炮弹就全部倾泻而出了。

这就是那篇《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这是马克思老年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马克思把这篇“批注”和一封说明性的短信在5月5日一起寄给了爱森纳赫派领袖之一威廉·白拉克，请他阅后转交其他领袖——盖布和奥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

1875年5月5日马克思给白拉克的信

《新时代》1891年第一卷第18期发表的《哥达纲领批判》

大概是马克思对这个糟糕的纲领草案已经愤慨之至，完全不抱希望了，所以他在给白拉克的信中简单地声明，写这份“批注”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党内朋友们以后不致误解我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这个步骤就是：“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内容是：我们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同它没有任何关系。”^[11]纲领草案让马克思确信，合并本身只不过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一时的成功”而已。

那么，马克思的“批注”究竟讲了些什么呢？

从形式上看，它是对纲领草案的逐条批驳，而不是对理论的系统阐述。但是，在进行这种批驳的同时，它就从正面阐发了一些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极为重大的理论原理，正是因此，它成为一篇具有普遍的和长久意义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被批判的纲领本身早已被历史逐渐淡忘了，但它引出的批判却留传于世，至今值得人们研读。

从各方面看，这篇名作中最富理论价值的，应当是对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分析。(www.xing528.com)

在这以前，我们知道，马克思从不对共产主义社会作过于具体的描述，而只是限于指出一个大致的发展方向，因为他不愿对未来作主观的、抽象的预测。可是在这篇“批判”中，为了要分析纲领草案中关于“公平分配劳动所得”的条文，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详细地谈到了未来社会在分配方面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在马克思看来，不是由他主观设定的、“应该如此”的戒条，而是根据历史发展对未来客观进程提出的有根据的预测。

马克思认为，当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时，是不免“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的。适应这种状态，尽管商品生产已经不存在了（马克思在这里完全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的——作者），因此劳动也不再表现为价值了，但分配却仍必然地要遵循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个原则：等价物交换的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12]。

这是什么意思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明，这就是说，在那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初期阶段，生产者的消费资料分配应当遵循这样的原则：他为社会提供了多少劳动，就凭社会发给他的证书，在做了各项必要的扣除之后，领回多少消费资料。

人们后来把这种分配方式通俗地叫作：按劳分配。

马克思承认这是一种历史进步，因为现在除了提供劳动以外，再不能凭别的什么去参与消费品的分配了，所以这是一种平等的权利。但马克思认为，这种“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为什么呢？因为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正比的，提供的劳动多，享受消费品的权利就大。可是因为人们的工作能力是天然不同的，家庭条件也是不同的，所以这种平等的权利在实施中仍会带来事实上的不平等，如贫富不均之类的问题。

读者们不会忘记，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在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被歪曲地用来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依据。当时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响亮口号下，“按劳分配”成了一种祸害，必须不断与之斗争。于是形成这样一种美妙的状况：一边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劳动者谁也别指望靠自己的勤勉生活得更好些，而只能大家一起安于贫困，另一边是把“革命”高唱入云的人却享受着劳动者不敢想象的各种特权！不错，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法权”倒是反掉了，代之而来的却是一种更野蛮得无比的……中世纪法权^[13]。

那么，这些罪过应当归诸马克思吗？

在“批注”中，马克思在指出“按劳分配”的“弊病”之后，马上说：

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4]

原来如此！

马克思看出了“按劳分配”具有弊病，但他完全承认这种形式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上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要消灭这种弊病，不是要“限制”它，而是要保证“个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使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使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的阶段。马克思完全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问题的，而我国当年那些“革命派”却以浅薄无聊的道德叫嚷把马克思改造成空想主义者。罪过在谁身上，应当是很清楚的了。

从这里面我们还顺带得到了另一个启示：任何社会进步的基础，归根结底在于生产力的增长，离开这一物质基础，任何设想都不过是空洞的说教。从这点来看，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国家里产生出来的“东方社会主义”社会，不但谈不上“限制”按劳分配，而且也离不开商品生产，而因此也就必然有商品生产的一整套范畴。一切以生产力的具体状况为转移，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我们上面谈到的这些，还只是《哥达纲领批判》的部分内容；在它的简明扼要的文字中，包含着许多极深刻的思想，在这里是不可能一一介绍的。

1875年的马克思

然而这篇重要的文献，不但没有对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们产生影响，反而被他们隐匿了足足16年。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急于与拉萨尔派合并，顾不上考虑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意见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认识水平，他们根本不理解它。他们想必认为，伦敦的两个老头儿过于吹毛求疵了，于是他们没怎么理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只对纲领草案做了不大的修改，就在1875年5月的哥达合并大会上正式通过了，此后这个纲领就作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沿用了16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批注”当然以秘而不宣为好。

1875年的哥达代表大会

马克思事后没有公布这份批判，而且也没有和恩格斯发表那份宣布他们俩与哥达纲领毫不相干的声明。他们默认了这个既成事实。以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和政治上一贯的毫不含糊态度，这次怎么居然不声不响地让步了呢？

因为据他们自己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可笑现象：在德国，工人、资产者和小资产者都郑重其事地把这个荒唐的纲领当成一份严肃的社会主义纲领看待，从里面领会出其实并不存在的思想来，谁也不懂得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去分析纲领条文中的谬误。这就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可以“将错就错”，对纲领保持沉默。恩格斯在1875年10月11日给白拉克的信中对这一点作了说明。

于是一场本来在所难免的决裂在不声不响中避免了。伦敦方面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方面都在一种心照不宣的状态中，让那份纲领供公众去“领会”，而把针对它的“批注”压了下来。直到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将要制定新的纲领时，恩格斯才不顾各方面压力，以“哥达纲领批判”的标题把马克思的这一“批注”发表了出来。这时，马克思已经去世8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