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传：马克思在海牙与英国工联领袖们的冲突和胜利

1872年9月初，来自各国的65名代表齐集海牙，他们中有许多是知名的社会主义领袖。

马克思是在9月1日到的海牙。同船来的有恩格斯、来自纽约的左尔格、伦敦总委员会以及英国各支部的代表。马克思的夫人和小女儿爱琳娜也一起来了。

在这里，马克思高兴地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和老战友。库诺、狄慈根、拉法格、龙格、赛拉叶、约·菲·贝克尔这些马克思的支持者都来了。库格曼医生这位忠实的老朋友虽然不愿参加实际斗争，但这次也来了，为的是同马克思再次相会。

会议的日程安排得很紧，但比大会代表们还紧张的是各国警探。法国派出了8名密探跟踪马克思，连他去用餐时都紧盯不放。德国也派来密探，当地的警察机关更是不敢懈怠，临时“整”出了一份花名册，把代表们的下榻旅馆一一记录在册。警察们的这种国际“联合行动”，把气氛弄得十分神秘，好像海牙真的集中了一批恐怖人物，即将掀起什么大风浪似的！

约翰·菲利浦·贝克尔（1809-1886）

代表大会在伦巴特街一家舞厅召开。会上自始至终充满了争论、冲突。在国际的历史上，这是斗争最激烈的一次代表大会。

一开始就在代表资格审查上发生了争论。马克思以绝大多数票被选进七人组成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他们的职责是逐个审查代表们所持的委托书是否有效。这项工作是很烦难的，几乎占去大会一半时间。审查委员会确认了57个代表资格有效，其余的交给大会讨论。

问题之所以弄得这么复杂，是因为在代表资格上也展开了不同派别的斗争。巴枯宁派来的代表吉约姆攻击法国代表、巴黎公社委员瓦扬是保皇派和资产者，反对巴枯宁派的拉法格作为西班牙代表，也遭到巴枯宁分子的质疑。结果，拉法格的代表资格以多数票通过，只有几个人弃权。

当讨论来自伦敦、代表芝加哥支部的巴里的代表资格时，更严重的争论爆发了。黑尔斯等人说，巴里的资格是不合法的，他根本不是英国工人的领袖之一，而且相反，他还被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开除过。

马克思愠怒地出来给巴里辩护。他说，某个支部选什么人，这谁也管不着。但是如果巴里不是所谓的英国工人领袖之一，这是他的荣幸，因为那些人或多或少都被资产阶级和政府收买了，巴里遭到攻击，只是因为他不愿充当黑尔斯的工具。

这些话里反映出马克思对英国工联改良主义政策的不满。从奥哲尔到黑尔斯，事实上都把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结盟争取议会地位看作头等大事，革命是他们非但不愿考虑而且视为灾难的可怕事情。马克思同英国工联领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分歧，根本上正在这里。

可是马克思尖锐的批评惹火了英国人。巴里的代表资格得到了通过，但黑尔斯等工联领袖同马克思的冲突加剧了。大会开完后，回到英国，他们竟想策动一场反对马克思的战斗，把马克思开除出去。

代表资格审查完后，在代表大会第一次公开会议上，宣读了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报告——由塞克斯顿、马克思、龙格、阿贝勒等几人分别用英语、德语、法语、荷兰语宣读。这篇报告回顾了上次代表大会以来国际的历史，历数了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政府迫害、镇压国际的暴行，对英国政府迫害爱尔兰支部的行为也作了抨击。报告还激烈地揭露了各国资产者对国际的“诽谤战争”。

报告指出，国际尽管承受着巨大的迫害，但还是在各处都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它巩固了自己在合众国的组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有了分支。报告说，如果回顾一下1848年时期，工人阶级在没有国际组织时和有了国际组织时的区别显得特别明显。当时工人阶级需要很长时期才认识到1848年六月起义是它自己的先进战士的事业，而巴黎公社却立即受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欢欣鼓舞的声援。

总委员会的报告受到热烈欢迎，得到批准。大会还根据比利时代表布里斯美的提议，向一切由于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而遭到迫害的人表示同情和敬意。

接着讨论关于总委员会的问题。这是争论最尖锐、最激烈的问题。巴枯宁派主张取消总委员会，当然，他们说的不是取消，而是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纯事务性的、只负责往来通信联络的信箱式的机构，这和取消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在巴枯宁派看来，目前的总委员会是“日耳曼人”在统治，他们把总委员会变成了维护权威的独裁机关。吉约姆在发言中就表达了这些意思。他的反对总委员会的讲话确实有一些支持者，比利时的一个代表也主张，对总委员会的权力应予以限制。

马克思的拥护者恰恰相反，要求扩大总委员会的权限。拉法格和左尔格在发言中都认为，为了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利益，总委员会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拉法格激动地说，如果现在还没有一个总委员会，那也应该再创立一个！

马克思作了长篇讲话，主张总委员会的权限不仅要保留，而且还要扩大。他说，与其把总委员会变成信箱，那还不如干脆取消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协会的领导权就会落到新闻记者的手里，而不是落到工人的手里。总委员会没有军队，没有预算，它只是一种精神力量，如果得不到全协会的赞同，它将永远是软弱无力的。(www.xing528.com)

马克思的主张胜利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修改共同章程的决议，授权总委员会开除任何一个违反章程的团体、支部和联合会，听候应届代表大会的裁决。大会同时还要求，在开除某一地方支部之前，总委员会应当将此事通知其他联合会，如果大多数联合会提出要求，应该由总委员会召开非常代表大会来解决问题。

这样一来，巴枯宁派想要夺取国际领导权的打算就全落空了。

在整个大会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最引人注目的中心人物。人们都知道他俩是最亲密的朋友，但两人的行为举止、言语风格大不相同。身材颀长的恩格斯始终是一派军人风貌，说话很快，像大学生一样随便，时常使用讥讽和幽默。恩格斯的脾气有些急躁，常常因在会上激烈地发言而引起争论。马克思通常坐在恩格斯后面，说起话来缓慢而有条理。马克思待人亲切，更像一位可敬的长者。他身穿一件黑色呢外套，每当他要注意某人时，就拿起他的单片眼镜，从容地贴到眼睛上。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知识让人们惊讶不已。他俩都能操许多种语言流利地跟人交谈，英、法、西班牙、意大利这些语言用起来更是得心应手。尽管大会代表中不少人都懂不止一门语言，但马克思、恩格斯这方面的才能是谁也没法比的。

加强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通过后，人们松了一口气。这时，他们出乎意料地听到了恩格斯的提议：把总委员会驻在地由现在的伦敦迁往纽约。

这个令人吃惊的建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商量好的。我们在前面看到，他俩在给别人的信中，一再表示过在海牙大会后退出总委员会的意思。恩格斯更是力劝马克思早日摆脱繁杂的政治事务，好全心全意完成《资本论》。在这种个人考虑之外，大概巴黎公社失败后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加强，也使得他俩认为，短期内不再会有新的革命发生了，因此他们直接参与国际领导事务的必要性也就减弱了。另外，马克思可能还认为，他退出总委员会，是对那些攻击他贪权的人最有力的回击。

总之，恩格斯提出驻地迁往纽约的主要理由是，总委员会内部过去并不是始终团结一致的，在伦敦，分歧已经很尖锐，所以必须改变总委员会的驻地。总委员会8年来都留在一个地方，也终究需要换一换地方，“以免出现我们不希望出现的僵化现象”。而纽约是最合适的地方，在那里，“我们的文件是会安全的，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新的组织，在那里我们的党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具有真正的国际性质”。

不管怎样，这个建议让许多代表既吃惊，又恼火，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一批法国代表激动地站起来反对，这些人是相信密谋、主张靠革命毅力去战斗但却不愿或不懂得考虑现实社会条件的幼稚病患者，其中最愤怒的是前巴黎公社委员瓦扬，他把总委员会迁移的建议说成是逃避革命。

争论变得有点不可开交了。最后分三段投票，也就是先决定是否需要迁移，再决定迁移地址，最后决定新的总委员会的成员。投票的结果是，同意总委员会迁往纽约，选出了由12人组成的新的总委员会，并授予它加聘人员的权利。

在这个问题上失败的瓦扬等代表，愤怒地离席而去，退出了大会。

现在轮到从组织上解决巴枯宁派阴谋组织的问题了。由事前组成的一个五人特别委员会来报告对巴枯宁派的调查。这个五人委员会经过几天的连夜工作，把关于巴枯宁派阴谋的大量材料进行整顿、鉴定，最后确信，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确实存在，它的章程与国际的章程是相违背的，巴枯宁企图在国际内部建立一个与国际的宗旨完全不同的密谋组织，以便分裂和毁灭国际；巴枯宁和他的同伙们品格恶劣，企图非法侵占别人财产并用恐吓手段逃避债务等。委员会向大会提议，开除巴枯宁、吉约姆等人。

大会的气氛沉滞、紧张到了极点。当听到五人委员会建议开除巴枯宁时，一个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气呼呼地大叫大喊起来，抓起手枪对准了报告人，好在他立即被别人缴了械。当时的争执就是这么激烈。

表决结果，以27票赞成、6票反对、7票弃权，从国际中开除了巴枯宁；以25票对9票（8票弃权）开除了吉约姆。

海牙大会以马克思的拥护者对巴枯宁派的全胜结束了。

1870年前后的海牙

马克思已十分疲惫、困顿，确实需要休息一下了。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代表们都到阿姆斯特丹去了，当地支部邀请他们去同工人们见见面，谈谈大会的情况。邀请人租了一个大厅，地方狭窄，没有凳子，到会的人只能站着听，但来的人还是很多，不少记者也来了。当然，人群中也少不了无处不在的密探。

马克思是第一个演讲人。他简短地回顾了刚刚结束的大会，说明了国际应当从事的任务，在最后讲到他个人今后的抱负时，他不胜感慨，对过去多年自己参与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国际事业充满留恋：“至于我个人，我将继续自己的事业，为创立这种对未来具有如此良好作用的所有工人的团结而不倦地努力，不，我不会退出国际，我将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争取我们深信迟早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统治的那种社会思想的胜利。”^[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