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工人阶级力量损失与内部分歧的由来

1871年9月上旬，一个惊人的消息在许多报纸上刊登了出来：国际工人协会的首脑，《资本论》《法兰西内战》等著作的作者卡尔·马克思去世了！

焦急的询问信甚至吊唁信纷纷寄到了马克思家中。远在纽约的一个民主主义组织“世界主义协会”开了追悼会，会上通过一项决议，称马克思“是一切被压迫阶级和人民最忠诚、最无畏和最无私的捍卫者”“我们为这位为改革而斗争的伟大战友的逝世感到悲痛，不能不承认这是我们的巨大损失，但我们并不因此沮丧”，我们将继续斗争，等等。

马克思呢？他这时不但没有去世，而且正在为准备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会议忙碌。他像谈论玩笑一样把他“死了”的噩耗在信中告诉正在疗养地休息的恩格斯，还把刊登美国“世界主义协会”决议的报纸寄给也去了那里的马克思夫人。

这次代表会议计划开展的工作是很繁重的。在这个非常时期，总委员会临时决定召开这次会议，用来代替本应在美因茨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这种临时的更改是很正确的。巴黎公社的旗帜刚刚倒下，大陆各国政府疯狂地镇压工人阶级，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们更是首当其冲。此时如果召集代表大会，他们怎能派来足够的代表呢？即使来了少数代表，他们又怎能避免受到政府的追究呢？所以，从保存已遭到很大损失的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来说，也还是以暂缓召开代表大会为好，何况，由于援助公社的流亡者，总委员会近来在财力和人力上都已不堪重负了。

除了巨大的外部压力，国际内部这时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分化的征兆在《法兰西内战》发表后就已经出现了。当马克思5月30日在总委员会中宣读《法兰西内战》时，获得了到会的委员们的一致通过，于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所有总委员会成员都在这篇宣言上面署名。当时有两名委员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缺席，但他们的名字也位列其中，因为前面说过，这是惯例，谁也没对此事在意。

可是问题马上就出来了。《法兰西内战》一问世，便招来资产阶级方面的狂暴攻击。满脑袋阶级偏见的资产阶级庸人们，除了相信梯也尔政府报纸上对公社的诬蔑，把公社战士们看作是杀人凶手和纵火犯外，再不能作别的理解。在他们的一片咒骂和叫喊声中，英国工联的一些领袖决定，还是与《法兰西内战》脱离干系为妙。

于是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两人就出来在报刊上发表声明，说他们不同意《法兰西内战》的观点，不对它负责，并宣布退出总委员会。至于上面的署名，他们说，那是在他们不在场的情况下由别人加上去的。这两个人都是工联有名的领导人，以前在国际总委员会中都是积极人物，奥哲尔还曾是总委员会主席。但是现在，他们和总委员会分道扬镳了。

总委员会严厉斥责了这两个人的行为，并且在一份声明中驳斥了他们对署名问题的解释。马克思本人对这两个人更是不能原谅，因为奥哲尔竟然说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茹尔·法夫尔的声誉无可疵议！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中驳斥说，奥哲尔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极端无知，在国际中5年来从未履行过自己的义务。他的谎话是毫无根据的。总委员会毫不犹豫地宣布了跟这两个人的决裂。

这两个人的行为其实具有象征意义：反映了英国工联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态度。工联领袖们最热心的事情是在合法范围内争取更多的议会改革，以便得到对工人工资的提高和工作条件的改善等。当国际工人协会在这些方面能给他们以支持和帮助时，他们愿意同国际站在一起，但当他们确实得到一些改革的实际利益时，他们开始不愿意和国际的革命主张一道走了。1871年春，政府提出了一项法律草案，宣布工会合法。但与此同时，该法案又对工人罢工作了许多限制，以致工人只要保卫自己的权利就必定违法。就是这样一项东西，使得工联领袖们上了钩。他们大概指望，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不利的限制也会越来越宽松的，于是他们便打定主意与当权者合作了。在巴黎公社问题上奥哲尔们退缩的原因也正在这里。他们害怕与国际一起为巴黎公社申辩，因为那样会使他们在资产阶级眼里失去体面。

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两人退出去后，总委员会里其他的工联领导人很快也要与马克思闹分歧了。这种分歧，其实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条件方面的原因的。(www.xing528.com)

在英国工联领袖与国际离心离德的同时，总委员会的另一个大敌——巴枯宁派，也加紧了自己的活动。

来自俄国的民粹主义革命家巴枯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老相识了。早在19世纪40年代《德法年鉴》时期他们就是朋友，后来历经聚散离合，此处无法细言。巴枯宁在被沙皇长期监禁、流放后，终于逃脱出来，在1864年到了伦敦。马克思与他会了面，印象颇佳，觉得他是16年来少数几个没有退步反而有所进步的人之一。嗣后，巴枯宁离开英国前去意大利，马克思仍然关心他，还曾给他寄去自己的《资本论》第一卷。当时马克思绝对没有想到，这个人后来会成为国际中自己最危险的反对者。

在意大利，巴枯宁先后到过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正是在那里，他最后成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作为一个俄国人，他迷信从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中产生出来的破坏性力量；意大利的流浪汉们、意大利遍布民间的密谋团体，更使他以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革命力量。他猛烈地抨击不平等现象，但他不是像马克思那样通过深入的经济和历史分析，把目光关注在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而兴起的无产阶级身上，他是把消灭剥削、实现他的理想的希望寄托在落后的农民、流氓无产者暴动和少数人的密谋上。他反对一切国家，认为国家是带来所有灾难的根源，因而要求立即废除国家。

马克思的理论主张成了巴枯宁实现自己目的的最大障碍。1867年，巴枯宁迁往瑞士，开始了与马克思争夺国际工人协会主导权的多年斗争。

起初，巴枯宁想让自己在日内瓦建立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进入国际，他向伦敦总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接纳他的“民主同盟”，但这个民主同盟却提出了与国际的宗旨根本不同的另一套纲领。总委员会拒绝了这个申请，理由是，国际只接纳地方性或全国性组织为自己的支部，而不接纳国际组织。

巴枯宁和他的组织玩了一个手腕。巴枯宁写信给马克思说：“我的老友！……我现在比以前更加理解你是正确的。你选定了一条阳光大道，招呼我们追随你的足迹，嘲笑我们当中那些在民族的或纯政治的事业的羊肠小道上迷失了方向的人。我现在做的，正是你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着手的事情……现在国际就是我的祖国，而你是国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你看，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自豪的。”

“民主同盟”向总委员会保证，接受国际的条件，解散自己的组织，把自己的各支部改成国际的支部。这样，巴枯宁的日内瓦支部被国际接纳了。但事实上，巴枯宁的“民主同盟”明散暗不散，仍然保留了下来。此后，巴枯宁派利用一切机会，与总委员会、与“马克思派”进行理论的、政治的争论，这种挑战迫使马克思不得不认真应战。巴黎公社起义前，马克思就已把许多精力花费在这上面了。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派的活动更加活跃，他们把公社的经验宣布为是无政府主义性质的，他们已经不只是在理论和纲领上挑起争端，而且力图把国际的组织权力夺过去。他们成了一股分裂势力，而由于中欧和西南欧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小手工业者仍占多数，巴枯宁主义就大有扩展蔓延的势头。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伦敦代表会议应当讨论的。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