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内战》：马克思的重要著作

我们前面说过，马克思从3月18日革命以来一直在搜集巴黎公社的有关材料。4月间，他认为应起草一篇新的总委员会宣言，来评论巴黎的工人阶级革命。这个主张在4月1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得到赞许，又是马克思受委托来写这篇宣言。

在往后的一个多月里，马克思先用英文写了两份草稿，然后又写出第三稿，也就是《法兰西内战》的定稿。具体写作进程我们不清楚，因为关于这方面没有多少文字记录，但三份手稿加起来篇幅如此之大，工作必定是夜以继日、十分辛苦的。自从恩格斯迁居伦敦以来，他每天总要拉上马克思去户外散步，为的是让他有逸有劳，而这个活动这时也很可能停顿了。总委员会的成员们大概不了解马克思的工作习惯和工作态度，几次询问过宣言起草的实际进度。5月9日，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中告诉众人，宣言还没草拟好，马克思病得很重，宣言的起草工作使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了，但是他说，宣言在星期六可以草拟出来。然而正像通常的情况一样，马克思把脱稿时间一推再推。5月23日，他向总委员会委员们说明，他由于生病而没有能完成答应起草的宣言，但他希望宣言可以在下星期二草拟出来。结果又推迟了一个星期。当5月30日马克思终于拿出《法兰西内战》定稿来时，内容和篇幅都足以让总委员会成员们明白，马克思在这段时间完成了多么繁重的工作。而这时，巴黎上空战斗的硝烟还没散尽，资产阶级对公社社员的大屠杀正在进行，拿出这样一篇宣言是再及时不过了。

按照弗兰茨·梅林的评价，《法兰西内战》是出自马克思手笔的“最辉煌的文件之一，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历来论述巴黎公社的全部浩瀚文献中最卓越的作品”^[18]。从近百年前梅林写下这些话以来，又有更多的关于巴黎公社的作品问世，但仍然没有一部能够超越《法兰西内战》。原因何在呢？

首先是在于，《法兰西内战》用充满战斗性的文体，把对梯也尔政府残暴行径的愤怒谴责，对巴黎人民革命的热情颂扬和对公社历史意义的深刻总结，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它既是一部激情澎湃的政治论战性著作，又是一部视野广阔、论述独到的“当代史”著作。

《法兰西内战》以极度嫌恶的心情把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政府要员们描述了一番。马克思通过一些秘密方式，掌握了这伙政府要员的肮脏个人历史，因此毫不犹豫地把他们称为“假释犯”，而梯也尔便是这帮假释犯的首脑：

《法兰西内战》1871年英文版

梯也尔是一个谋划政治小骗局的专家，一个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一个在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伎俩的巨匠；在野时毫不犹豫地鼓吹革命，掌权时毫不犹豫地把革命投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19]

正是这些人，为了要达到把巨额战争重担转嫁到财富生产者肩上的目的，为了要销毁证明他们卖国勾当的文件，为了要得到他们的“几亿佣金”，必须把巴黎变成废墟。因为，巴黎是阻碍他们阴谋实现的巨大障碍。

在对付革命的巴黎时，这伙人挑衅、撒谎、欺骗，卑躬屈膝地向德国主人乞怜……《法兰西内战》把他们的一出出滑稽剧揭露得入木三分。当他们把反攻所需的一切都准备好，宣布要“手持法律走进巴黎”时，马克思的笔变得像鞭子一样凌厉，他把这些“维护‘秩序’的嗜血恶狗”口称的文明和正义叫作“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报复行为”。而当写到他们对战败了的公社的大屠杀时，马克思的字字句句简直就是喷射出来的烈火：

要想找到可以同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相比拟的东西，必须回到苏拉和罗马前后三头执政的时代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发布公敌名单，不过这一次被列为公敌的是整个一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捕躲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不惜杀戮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机关枪来进行大规模的处决，他们没有“手持法律”，也没有口喊“文明”罢了。^[20]

对于只存在了72天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并不想掩饰它的错误和过失，但他以全部力量，用最美好的语言来颂扬公社的丰功伟绩和它的保卫者的英勇光荣、视死如归。当全世界资产阶级一哄而起，竞相厚诬巴黎的革命者为罪犯时，马克思向世界宣布：他们是敢于起来反对自己的压迫者的奴隶，是为自己的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真正英雄。

从理论上说，《法兰西内战》的第三部分是最重要的。在这个部分里，马克思用冷静的历史学家的态度，分析了法国近代以来的阶级斗争史，证明了巴黎公社是以往斗争的结果，是过去阶级统治的对立物。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21]这句话在过去我们举国“反修防修”的那个年代里非常有名，被解释成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镇压机器，并建立起新的国家镇压机器。直到如今，许多人还是这样理解的，不过已经往往是用厌恶的心情去理解了，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这句话是在主张建立新的残暴的镇压机构，永无休止地搞“阶级斗争”！

在这里，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谈上几句，澄清一些误解。

这个论点，马克思此前不久（1871年4月12日）在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已经提到过，当时他说：“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也正是我们英勇的巴黎党内同志们的尝试。”^[22]

为什么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应该把它打碎呢？

马克思用近代国家的历史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在以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性质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1848年六月起义被镇压后的议会制共和国是统治阶级共同管理的形式，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则是“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23]。(www.xing528.com)

所有这些形式都不适用于无产阶级的目的，因为它们都是用一整套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国家机构去执行阶级统治的功能。革命后的无产阶级并不是要用一种新的阶级统治代替旧的阶级统治，而是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马克思认为，公社正是提供了一种引向这个目的新的形式。

综观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可以看出，他认为公社是由全体人民自己实行社会管理的、普遍民主制的无产阶级自治形式，这正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意。这样一种形式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24]。

马克思对公社具体措施的分析，处处都着意突出这种无产阶级普遍民主制的实质，如：

——废除常备军，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实行普选制，公社委员由直接选举产生，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随时可以撤换；

——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

——法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使公社这种政治形式成为整个民族的普遍形式，以消灭过去的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

——其他一些初步的经济的和财政的措施，它们“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25]。

等等，等等。

由上可见，马克思所总结的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正是他心目中所认为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应当立即实行的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措施。他认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目标，最终建立起由生产者自己管理社会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巴黎公社的工人直接民主的政治形式是“终于发现的”、唯一适宜的政治手段，因为这种政治形式一开始就组织得使国家具有消亡的性质了。

这样看来，“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名言，不只意味着要抛弃旧的国家机器，更重要的是，还意味着要用完全不同于以往国家形式的全新政权形式——人民自我管理——去替代国家机器，而不是在“无产阶级”招牌下由一批新的统治者把“打碎”了的官僚机构再重建起来，因为那样仍然不能避免旧国家的弊病，仍然不能导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点，后来却往往被人严重忽视了。苏联的实践建立起来的还是新形式的全能官僚体制，因此，马克思的上述名言也就被曲解成对旧的国家机器实施“打碎”之后，建立起新的更加严厉的集权制，这句本来与民主自由相联系的名言，于是在一般人心目中变得阴森可怖了。

有人说，巴黎公社的这些经验只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是必定不能成功的。我们承认，在行政职能高度复杂化的现代社会里，古代希腊小城邦式的直接民主制确实无法简单移用，因此，不能照搬《法兰西内战》中的这些主张。但是，我们早已知道，马克思的一切政治主张都只是基本的原则，从来没有要求人们把它们当作具体的政治设计去对待，而这里的问题恰好不在于具体的形式而在于问题的实质。对于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怎样保证国家管理机构不致脱离劳动人民的监督而重新凌驾于社会之上，换句话说，也就是怎样保证劳动者大众真正在国家管理中贯彻自己的意志？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法兰西内战》所揭示的巴黎公社经验——抛弃官僚机构，人民的自我管理——始终是有着极宝贵的意义的。

《法兰西内战》用一段金石般的语言作为结束：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