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事变和伦敦总委员会的繁杂事务，让马克思忙得不可开交。他在信中告诉别人说，他这一段时间从来不能在夜里3点钟以前睡觉，忙碌劳累之状，可想而知。
让他高兴的一件大事是，恩格斯终于离开曼彻斯特，在9月20日搬到伦敦来了，家就安置在离马克思步行只有10分钟路程的地方。这对老朋友现在可以每天见面了。事实上，从这时起，除了外出，他们没有一天不会面，不是他到他家，就是他到他家。当然，这样一来，他们留给我们的通信就少多了。
恩格斯的到来，给马克思大大减轻了负担。按照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立刻被增补为总委员会委员，这个精力充沛的人立刻就作为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投入了工作。他把马克思先前不得不亲自干的一大部分事情接了过去，还担任了好几个国家的通讯书记。这样，马克思在总委员会里的工作就比原来顺利多了。
马克思在这段时间里，大量阅读关于法国的消息，做剪报，写摘录。他还通过一些私人渠道，了解到法德双方政界和军界的秘密。在这方面，他掌握着一个极有用的“内线”，此人就是当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约翰·米凯尔。这个过去的革命者到后来当上了民主自由党的领导人，现在又成了普鲁士的要员。他知道马克思手中保存着他过去的革命活动的材料，有赖于马克思替他保密，因此力求跟马克思保持良好关系。为了表示他的善意，他不时提供些可靠的内部机密。现在，他把普军在法国的情况告诉了马克思，而马克思又设法把这些情况转给了法国方面。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恩格斯移居伦敦后的住所
从各方面的材料看，巴黎的处境是愈来愈恶化了。普军围困了它，隔断了同外省的联系。城市内部闹起了饥馑，居民以猫、狗、老鼠为食。而这种困境，又都与国防政府的无心抵抗、蓄意投降有关。
国防政府一成立，马克思便敏感地意识到，该政府中的那些可疑成员，很可能为了对付巴黎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而有意勾结普军，把城市出卖给外敌。要知道，战争期间，巴黎的国民自卫军（正规军之外的民军）已经猛增到3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这样一支庞大的武装，对于资产阶级的国防政府来说，远比普鲁士军队可怕！
1870年9月12日，马克思在一封信里断定：“我认为巴黎将不得不投降，从我接到的来自巴黎的一些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临时政府中某些有影响的成员已对这种事变做好准备。”[13]
这个判断很快被事实所证明。国防政府的首脑们一边叫喊“永远不会投降”，一边却在为投降做铺垫。他们知道马上投降会为巴黎工人所不容，于是他们决定用有意制造失败的办法让巴黎人饥寒交迫、意志崩溃，最终听从他们的安排。这的确是狠毒的一招，带来的结果就是几次突围出击均遭败绩，巴黎陷入绝境。在此期间，政府两次镇压了巴黎民众的起义，激起了民众更大的反感。
1871年1月28日，国防政府向普鲁士投降，签订了停战协定，巴黎守军除保留一个师外，其余都解除了武装，全部工事、炮台、武器弹药移交给普军。但国民自卫军不在缴械投降之列，他们得以保存自己的武装。
随后，在2月召开的国民议会上，推选出混迹法国政界近半个世纪的权术老手、政客、历史学家梯也尔为执政首脑，他组成了一个由各类保皇派占多数的政府，这个政府立刻对外办理了投降手续，对内则策划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
3月18日，梯也尔派了几个团的士兵夜袭蒙马特尔高地等处，想要夺取停放在那里的大炮。这些大炮是由巴黎人民自己出钱购置的，属于国民自卫军所有，梯也尔却把它们说成是国家财产。战斗就从这里揭幕了。
晨曦中，国民自卫军和妇女、老人、儿童们阻止军队劫走大炮。带队的军官下令向群众开枪，但士兵不但不服从命令，反而倒向人民一边。军官们被逮捕起来，国民自卫军转入进攻，一天之内便控制了巴黎。梯也尔和他的内阁成员们仓皇逃出城市，投奔附近的凡尔赛。巴黎现在留给巴黎人民自己了。
阿道夫·梯也尔（1797-1877）
巴黎工人和妇女们在蒙马特尔高地保卫自己的大炮
巴黎公社由此产生。3月28日，公社宣告成立，巴黎全城欢呼。一连串的社会措施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实行了，巴黎人民破天荒地自己管理自己的一切。自由、平等这些响亮的口号、伟大的理想，在这一刻成为现实，崇高的情感和战斗的激情把巴黎人民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只有亲身经历过人民革命的人才能感受到那种纯真的气氛。
巴黎公社宣告成立
作为1848年的老革命家，马克思虽然远在伦敦，但仍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气氛。他和恩格斯一起很快作出判断：这是一场工人阶级的革命。
3月21日，总委员会开会讨论巴黎3月18日的事件。恩格斯按照他和马克思的共同意见来叙述巴黎的情况。他证明，真实情况并不像所有报纸上宣传的那样，是少数人夺取了大炮并不肯交出来，而是国民自卫军保护自己的大炮，并抵抗政府的进攻。他着重强调巴黎革命的工人性质：“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一个是名人……但是他们在工人阶级中间却是很出名的。委员会里有四个国际会员。”[14]
从巴黎工人起义那一天起，马克思就以加倍的热情关注巴黎方面的动向。他收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巴黎事件的材料，逐日制成剪报；他抓住一切机会向法国来的人询问巴黎近况。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的信里，看得出马克思对这场革命的极大钦敬：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起义了，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15]
马克思甚至把巴黎起义称作“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这样的评价就更高了，把巴黎公社直接列进了马克思的“党”的行列之中！这里所说的“党”应从广义上理解，它是指在各国范围内从事反对资本统治的社会主义者队伍，而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严密的党组织，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党。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巴黎公社事先根本没有得到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任何指令，而是在内忧外患逼迫下自发产生的，但它却完全应属于国际自己的事业，而且它也确实受到国际的影响。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着各国资产阶级纷起诬蔑国际发动了巴黎“叛乱”，而总委员会中有些英国委员们对巴黎公社避之唯恐不及时，马克思却站出来承认他与公社的精神联系，这正是革命家的本色。
马克思也看到了巴黎公社的弱点。公社并不是在一种严整科学的学说指导下诞生的，它是各种学说思想的信奉者的混合体。公社委员们主要分成两派：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前一派别的教义主要是鼓吹少数人的密谋，后一派别则反对联合，主张分散自治。正像恩格斯在20年后指出的，这两个派别当时都在形势的需要下，做出了许多与他们的教条不相符的正确决定。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们的教条也引导他们干出了许多错事，有些错事对于公社简直是灾难性的。例如，由于过于迷恋自治，公社没有及时出击凡尔赛，消灭残存的梯也尔势力；再如，由于蒲鲁东学说的影响，公社一直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等等。(www.xing528.com)
马克思在上面刚刚提到的那封给库格曼的信里继续写道：
如果他们（指巴黎人——引者）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像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16]
的确，巴黎人是过于仁慈和诚实了。他们珍视自己的理想信念，不愿让自由、民主、平等这些美好的字眼片刻蒙上灰尘，以致经常到了天真的地步。放弃向凡尔赛进军，宁肯忙着搞自己的选举，是为了这个信念；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急切地把权力移交给公社，以免受“军事篡权”的诟病，也是为了这个信念。这一切做得这样光明磊落，却又这样不合时宜，以至马克思这个毕生酷爱自由的人都要责备他们了。
马克思在3月18日革命后就设法跟公社方面建立了联系。由于巴黎被严密封锁，联络起来是非常困难的，马克思只能委托可靠的人往来辗转传递消息。
一条重要渠道，来自一位经常往来于法、英之间的德国犹太商人。此人名叫艾劳，是马克思事业的同情者。他秘密地把公社方面的最新消息口头带给马克思，也把一些信件、报刊来回传送。马克思对此事守口如瓶，在与友人通信及在总委员会中绝不提及此人姓名。
巴黎公社委员会中有一些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都亟盼听取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意见。公社委员列奥·弗兰克尔几次写信给马克思，请马克思“出出主意”，因为他感到了单枪匹马在公共劳动部门推行改革的困难，他希望马克思“对我们的事业大力支持”。
当然会大力支持。马克思告诉弗兰克尔和另一位公社委员：为了维护你们的事业，我已经向世界各地凡有我们支部的地方写了几百封信……
不只这些，马克思还直接向公社委员们提供建议。看得出，他对公社委员内部的无谓争执是很担心的，希望他们能以大局为重，团结起来。他对公社的许多经济、财政和政治措施，也都提出了看法。
让马克思最感痛心的，就是公社的军事措施一误再误，软弱无力，以致失去了大好时机，让凡尔赛军队卷土重来。
3月18日革命后，逃到凡尔赛的政府方面仅有一些散兵游勇，时势不利，梯也尔只好满足于虚假地声明“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公社方面天真地以为这就表明内战打不起来，人民选举的结果终会得到承认。4月初，梯也尔通过向普鲁士乞怜，在得到了放回的数万战俘后，胆气立刻壮了起来。向巴黎的反扑开始了。4月3日的一场战斗中，公社一方损失重大，2000人被俘，其中许多人被枪杀，余下的遭到无耻的侮辱。几天后，凡尔赛军队进攻巴黎，由麦克马洪统领的这十几万战俘，现在表现出了在色当战役中从未表现过的凶猛。公社的国民自卫军缺少正规训练，又兼寡不敌众，无法抵抗正规军的攻势。
4月6日，马克思在一封信里说：“看来巴黎人是要失败的。这是他们的过错，但这种过错实际上是由于他们过分老实而造成的。”[17]
不利的消息愈来愈多。整个4月里，凡尔赛的军队以优势力量向巴黎推进，并炮轰巴黎。在城市外围的守卫战中，公社战士尽管多数表现英勇，但却节节失利。5月上旬，凡尔赛军队逼近市区，公社处境恶化了。
5月13日，马克思焦急地致信公社委员弗兰克尔和瓦尔兰，提出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建议，包括：
公社社员构筑的街垒
(1)“把那些能使凡尔赛的恶棍们声名狼藉的案卷放到安全的地方去”。凡尔赛的政府中，好几个主要成员的历史都劣迹斑斑。这些人作伪、诈骗、掠取他人财产的罪行一旦公布，就是不折不扣的一帮刑事罪犯，这是马克思提这项建议的原因。靠这批案卷在手，或许能使凡尔赛恶棍们有所顾忌。
(2)“要当心”普军让路给凡尔赛分子，使他们从背后进攻巴黎。这一项警告是非常英明的。俾斯麦这时已经和梯也尔达成秘密协定，允许凡尔赛军队经过普军控制的地区包抄巴黎了。口称持中立立场的俾斯麦做出这个卑劣的决定，是为了什么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原因：德帝国（在这之前，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已经宣告成立，俾斯麦成了帝国宰相）急切地希望梯也尔快点打下巴黎，好得到巨额战争赔偿。
可惜这些建议公社全没能采纳。公社委员们的头脑实在太简单了，竟不相信德国会允许梯也尔借道，给公社背后捅上一刀！在灾难到来的前不久，公社居然还派代表去找德军谈判，想请他们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调停！这真可以说是“与虎谋皮”。马克思的苦心没有得到结果，直到公社失败后，他还万分痛心地说：如果公社当初听了我的警告，那该多好！
到5月下旬，公社短暂生命中的最后时期降临了。马克思在伦敦也感到了这一点。
5月23日，他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说：他担心结局快要到来了。但是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当马克思讲这些话的时候，凡尔赛军队像一只巨大的怪鸟正飞临巴黎上空，它那黑色的翅膀遮没着城市。巷战展开了。市区街道上充满枪声和炮声，火光熊熊中，不足2万名公社战士抵挡11万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的进攻，妇女和少年也都参加到巷战里来。但守卫者的英勇也弥补不了他们的劣势，公社的覆亡已成定局。
5月28日，在一周血战之后，巴黎全部失陷。在遍布尸骸的城区里，凡尔赛军队对战败者的狂暴大屠杀开始了。
仅仅两天后，即1871年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提交了他对巴黎公社的长篇辩护和总结，这就是《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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