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争酝酿已久。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领导着普鲁士，在19世纪60年代一步步统一了北德，1867年成立了北德联邦，下一步行动就是要把南德也纳入联邦之中。而这，必须在同路易·波拿巴的法国一决雌雄后才能做到。
对于路易·波拿巴来说，最大的不幸就是德国的崛起，他决不能坐视普鲁士统一全德而不闻不问。他这个靠政变起家的人物，只有在政治和外交上不断制造新的成就才能维持统治，他怎么能容忍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国在一旁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呢？所以，他使俾斯麦明白地看到，除了战争，两国间的矛盾没有别的解决办法。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打仗的最好时机和适宜借口。
这个时机在1868年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的争执中来到了。
当时，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二世被推翻，西班牙议会举荐属于霍亨索伦家族一支的利奥波德亲王接替王位。俾斯麦为促成此事倾注全力，他很清楚此事一旦成功，便会使法国处在两面夹击之中。但法国也不会容忍俾斯麦赢得这关键的一分。当得知此事时，法国满朝轰动，一片喧哗，掀起了狂热的战争气氛：除非普鲁士撤回王位候选人，否则就打仗！
利奥波德亲王不得不让步，宣布自己放弃王位候选人身份。但咄咄逼人的法国政府不依不饶，坚持要普鲁士国王做出一项保证，保证他今后永不赞成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接替西班牙王位。在普鲁士国王的疗养地埃姆斯温泉，法国驻柏林代办贝内德蒂向国王当面提出了这个要求。这就把普鲁士硬生生挤到了墙角。
普鲁士国王威廉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把话说得还算委婉。他把此事的经过电告他的宰相俾斯麦，工于心计的俾斯麦从中立即便发现了最好的战争理由。他删减了国王的电文，按下面这个样子发表了出来：
自从霍亨索伦的王储谢绝王位的消息正式由西班牙王国通知法国帝国政府以后，法国大使在埃姆斯居然要求国王陛下授权给他向巴黎发电，说国王陛下承担义务在今后永远不会再赞成霍亨索伦家族的一位亲王登上西班牙的王位……国王陛下拒绝再次接见法国大使，并让一位值勤副官通知他说，国王陛下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正如俾斯麦所估计的，法国官方立刻被激怒了。受到这样的污辱，波拿巴除了宣战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积蓄已久的战争干柴点着了。
战争一开始，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便发表了一篇宣言，它出于马克思之手。
宣言一上来就谴责了波拿巴制度，称这次法国宣战是一次“军事阴谋”，“不过是1851年12月的政变的修正版”。宣言引用了国际的法国各支部对战争所发表的言论，指出，“法国工人的真实情感”是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战争的。宣言十分有预见性地说道：“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进程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它以一场模仿丑剧开始，仍将以一场模仿丑剧告终。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使路易·波拿巴能够把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表演了18年之久。”[2]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出自马克思之手
马克思认为，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正是普鲁士、正是俾斯麦自己把德国弄到必须进行自卫的地位。因此，马克思要求德国工人阶级把战争严格地限制在防御的界限内，否则，“那么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德国在它的所谓解放战争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将会变本加厉地重新落到它的头上”[3]。宣言指出，国际的原则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传播非常广，扎根非常深，我们不必担心会发生这种悲惨的结局。德国工人已经在集会和声明中对法国工人的反战呼吁表示了热情的响应。宣言就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法国当局和德国当局把两国推入一场手足相残的争斗，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信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史实，就向人们展示出了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4]
马克思在这篇宣言中所表述的对战争的立场，是同他对王朝战争的一般立场相一致的。作为革命者，马克思从来谴责各国统治者为了争夺私利而把人民拖进流血战争的罪恶行为，他反对对统治者有利的民族沙文主义。但另一方面，他又总是从革命家的立场上具体分析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于这次普法战争的看法，就是如此。马克思很清楚地看到，德国的统一过程在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的铁血政策下已有很大进展，尽管这种自上而下的、反民主的方式不是他所喜欢的，但这已经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不以人们的好恶为转移。毕竟，德国的统一将有助于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有助于德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希望德国能够战胜法国。战争一开始，他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就谈了这种看法：“如果普鲁士人取胜，那么国家权力的集中将有利于德国工人阶级的集中。此外，如果德国人占优势，那么，西欧工人运动的重心将从法国移到德国。只要把1866年以来两国的运动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德国工人阶级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都超过法国工人阶级。它在世界舞台上对于法国工人阶级的优势，同时也就会是我们的理论对于蒲鲁东等人的理论的优势。”[5]
对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德国工人阶级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都超过法国工人阶级”，我们应当作一个简短的解释。
法国工人阶级在1848年革命中以英勇的六月起义为欧洲工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但随着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建立起第二帝国，法国工人便长久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19世纪60年代以来，工人运动重新振兴，但却一直处在蒲鲁东主义的支配下。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他的支持者们都不得不同法国人进行争论。马克思为了使国际大会否决法国人提出的那些蒲鲁东式的提案而费了不少精力。
德国工人的觉醒较晚。在1848年期间，他们还根本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只是随着19世纪6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们才逐渐成长起来，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拉萨尔的鼓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拉萨尔在1864年去世后，运动继续发展，拉萨尔生前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也发生了分化，逐渐形成拉萨尔派和以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为首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这样两派工人运动并立的局面。1869年8月，后一派别在爱森纳赫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人们所称的爱森纳赫派。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
在理论方面，德国工人运动一直与马克思学说有密切关系。无论是拉萨尔派的领导人，还是李卜克内西，都意识到了马克思学说的重要性，都经常写信向马克思请教。爱森纳赫派领导人与马克思的联系更密切一些，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都是马克思全心全意的支持者和学生。该派的纲领和活动中虽然还有不少东西是马克思不满意的，但总体看来他们是在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发展。这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该派看作是自己的党，寄予了最大的希望。
这次战争一开始，爱森纳赫派在北德议会中的两名议员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对战争拨款进行表决时投下了弃权票。他们的考虑是，如果投赞成票，就等于对普鲁士政府投了信任票；但如果投了反对票，又像是在赞同波拿巴的对外政策。而投弃权票的做法，则是表示了社会主义者对这次两大政府间的战争的反对态度。从这个角度，马克思也对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行动表示赞许。但另一方面，当德国工人阶级被迫参加这场战争时，仅仅表示言辞上的反对还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更明确的策略。马克思认为这就应当是打好这场防御战争，战胜波拿巴的法国，同时反对使战争超出防御界限而变成掠夺。这种态度，我们刚刚从马克思为国际总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和给恩格斯的信里已经看到了。
恩格斯也同意这种态度。他在1870年8月15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认为，同宣扬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比起来，李卜克内西投弃权票的“那种死守原则的狭隘的坚定性”是要更好一些。但具体分析起战争形势，他就不能同意那种做法了。他认为，德国既然已被路易·波拿巴卷入争取民族生存的战争，如果它打败了，波拿巴主义就会有若干年的巩固，而德国就会有若干年、也许是若干世代的破产。那时就再也谈不上什么独立的德国工人运动了。如果德国打胜了，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就会遭到破产，因德国统一而发生的争论就将平息，德国工人就能按照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同时，不管法国出现什么样的政府，法国工人总会获得比在波拿巴主义统治下要自由一些的活动场所。因此恩格斯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德国的政党要按照威廉（李卜克内西——引者）的那一套去宣传全面抵制，并把形形色色的次要的考虑置于主要的考虑之上，我认为是不行的。”[6]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
恩格斯认为正确的策略是：（1）“参加民族运动”，“只要这一运动是保卫德国的”（这就是说，德国工人应在保卫祖国的限度内参加战争）；（2）同时强调德国民族利益和普鲁士王朝利益之间的区别；（3）反对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切企图（因为普鲁士统治者阶层对法国的这两块地方一直垂涎）；（4）等到法国出现了共和主义的、非沙文主义的政权，就力争同它光荣媾和；（5）不断强调德国工人利益和法国工人利益的一致性。(www.xing528.com)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共同意见写信寄给了设在不伦瑞克的爱森纳赫派委员会，作为爱森纳赫派在决定自己策略时的参考指针。
这些意见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德国工人阶级无力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统治者的需要决定一切的条件下，困难在于：怎么去实际执行呢？当俾斯麦一旦挟战胜之势准备对法国进行掠夺时，德国工人阶级又怎能迫使他同法国政府“光荣媾和”呢？
这种困难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双方交战刚一开始，法国政府和军方就暴露出波拿巴政体下积压下来的腐败无能、效率低下的问题。恩格斯作为军事内行，马上看出了战争未来的可能结果。他在7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估计：“根据目前的情况判断，我认为战争对波拿巴不可能有美满的结局。”[7]
在军事问题上，马克思从来自认为门外汉，而总是推崇恩格斯的军事学造诣。所以战争开始时，当伦敦一家有影响的日报《派尔-麦尔新闻》询问他能否写些文章时，他马上想到的是恩格斯。他写信建议恩格斯为这家报纸写战争评论，由他负责推荐。
恩格斯以他惯常的快速度立刻写出了第一篇战争短评，对普法两军的兵力对比作了分析。文章在7月29日见报。随后，这些匿名的短评就一篇接一篇从曼彻斯特寄过来了，它们依照战争进程，或分析兵力部署调动，或预测战争发展，或评论作战计划，或总结战役得失……恩格斯用他的细致分析、流畅文笔和准确预测，在伦敦搅起了一阵旋风，让读者们大为折服，《派尔-麦尔新闻》也因此兴高采烈。其他报纸，包括著名的《泰晤士报》，都竞相抄袭恩格斯而丝毫不感到难为情。人们纷纷猜测，这些战争短评是哪一位著名的军事权威写的呢……多半是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一位将军吧？
马克思对老朋友的成功比别人更高兴。仅仅读了头几篇文章，他就已经赞不绝口：“你最近的两篇文章好极了”（8月1日的信）；“如果战争再延续一些时候，那你很快会被公认为伦敦的头号军事权威”（8月3日的信）。他的两个在家的女儿（燕妮和爱琳娜）更是开心。这两个“野姑娘”居然撒娇式地“没收”了恩格斯的头一笔稿酬，作为她们应得的“佣金”。马克思也在信里给她们辩护：“鉴于这些‘中间人’的刚毅性格，你要是向她们提出抗议，那么抗议很快也会向你发来。”燕妮由于恩格斯对战事进程的准确预测，开始把他叫作“将军”，“圈里人”对这个绰号很快就认可了，从那以后，恩格斯在朋友们的口中就变成了“将军”。
这段时间里，马克思十分忙碌。战争一开始，国际工人协会的大多数通信员都去了法国，马克思几乎是独自一人担负起总委员会的国际通信工作。在盛暑中，他的风湿病发作了，夜间几乎无法入睡。按照医生的劝告，他同家人去了兰兹格特海滨，在那里病情也没有减轻，晚上要靠安眠药维持。但他仍关心法国的情况，在这些日子里，法国在普军的打击下已经全线崩溃、不可收拾了。
在一连串的战役中，普军以它的优势的兵力、高昂的士气、先进的武器和严密的计划，取得了对法军的胜利。8月底在色当，由麦克马洪元帅率领的一支庞大的法军主力被围，几次突围未成，陷入绝境，在9月2日被迫投降，在军中的皇帝路易·波拿巴和几万名法军一起成了战俘。另一支主力被困在麦茨，不久后也全部投降了。第二帝国的军队就这样全军覆没了。
色当战役
色当战役后，第二帝国垮台，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组成了国防政府。马克思是在9月5日凌晨4点钟，从龙格拍来的电报中得知这个消息的。他立刻就看出，这个政府中的成员多是有污点的可疑人物，这样一个政府恐怕是把防范工人阶级看得比“国防”更重要的，尽管它暂时还叫喊说它绝不会让出一寸土地、永远不会投降云云。
另一方面，出乎意料的军事胜利让普鲁士当权者们的胃口急剧膨胀起来，他们现在决定要掠夺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了。但不利的是，战争开始时，国王威廉曾经声明过：他是同法国皇帝作战而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现在怎样才能把对战败者的宰割弄得堂皇一点，不至于让威廉国王在那里自打嘴巴呢？办法很容易就想出来了：布置一次“全民投票”。于是柏林各界的“群众请愿书”递上来了，纷纷请求国王俯察民意，向法国索取阿尔萨斯和洛林，作为防范法国侵略的“物质保证”！国王似乎是在臣民们的汹涌要求中身不由己地顺从了民意。这样，先前那个庄严的、现在却变得碍事的声明便被扔掉了。
在这同时，普鲁士官方对一切反对它掠夺法国领土的言论都无耻地用暴力来对付。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坚决抗议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在宣言上签名的人都被当作叛国犯逮捕起来，像刑事犯一样戴上镣铐，解往东普鲁士的勒特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国会中要求拒绝增加战争拨款，并要求立即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不割地的和约。国会一闭幕，他们两人就以叛国罪被捕，全然不顾他们的议员身份！
马克思在为总委员会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严厉谴责了“普鲁士军事上的幕后操纵者”。这篇宣言，是总委员会应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再三请求而委托马克思写的。
宣言一开始就引述了战争开始时总委员会第一篇宣言中的预测，指出：“我们对第二帝国生命力的看法没有错。我们担心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其严格的防御性质而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也没有错。”[8]宣言把当前的形势总结如下：对德国方面来说，防御性战争已经以路易·波拿巴缴械、色当投降和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而终结了。宣言号召国际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反对德国统治者们对法国的掠夺，支援法国工人阶级。
宣言分析了德国那些当权者以及“更有心计的爱国者们”“条顿族的爱国喉舌们”用来为掠夺辩护的种种借口。在这方面，马克思曾向恩格斯求助，要他寄来有关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的必要的军事述评，以备宣言中使用。马克思根据恩格斯的意见，从军事上驳倒了关于把这两块土地划归德国是防止法国侵略的“物质保证”的说法，认为拥有大批专门对付法国的作战基地的德国，根本没有理由要求这两块土地：“如果最近这次战争证明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证明了从德国向法国进攻较为容易。”[9]“但是，老实说，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岂不完全是一件蠢事和时代错误吗？……如果国界按军事利益来决定，那么这种要求就会没完没了，因为任何一条战线都必然有其缺点，都可能用再兼并一些邻近地区的办法加以改善；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地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10]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出自马克思之手
宣言指出，德国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了它所无力阻止的这场战争，把这看作是争取德国独立、争取法国和全欧洲从第二帝国羁绊下解放出来的战争。现在，他们要求给法国以光荣的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但不幸，不能指望他们马上获得成功。可是历史会证明，德国工人绝不是像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由柔软的材料制成的，他们一定会尽到自己的责任。
宣言“为法国建立共和国而欢呼”，但又不安地指出，这个共和国的临时政府的成员，一部分人是声名狼藉的奥尔良党人，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他们中间某些人在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留下了洗不清的污点。从这个政府的最初几个步骤中已可看到，它“不只是从帝国那里继承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继承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11]。
宣言警告说，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宣言号召法国工人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12]
这篇宣言于1870年9月9日在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并迅速印成传单广为发放。在法国宣言传单遭到国防政府的封锁，但仍有一部分工人知道了它的内容；在德国，它也受到了工人的热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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