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一卷在1867年9月出版，印数1000册。马克思把这部书献给“我的不能忘记的朋友，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威廉·沃尔弗”。
他面对自己的这部呕心沥血之作，十分急切地盼望着得到各方面的反应。恩格斯是朋友中最早读到《资本论》的——他读了马克思寄来的校样。他衷心地祝贺马克思所取得的成就，也针对书的这里那里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例如关于价值形式的阐述，恩格斯就认为马克思写得太抽象了，还可以从历史角度作一些补充论述；另外他觉得有些章节的划分不够细，使得一般读者不容易理解，等等。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意见是很重视的，后来再版时作了相应修改。库格曼提的意见，马克思也接受了不少。
马克思把自己的这部书分送给一些友人。他们的理解程度和评价各有不同，但显然谁也达不到恩格斯的深刻理解。老友弗莱里格拉特在收到马克思的赠书后，居然回信恭维说，这本书将会有深远影响，因为“我知道，莱茵的许多青年商人和工厂主都赞赏你的书。它在他们中间一定会达到其真正目的”。这种稀奇古怪的评价表明，弗莱里格拉特对《资本论》一窍不通。
马克思当时最担心的是，资产阶级学术界那方面会按照以往惯例，用“沉默”的老法子来封杀《资本论》。不能说马克思的这种想法是杞人忧天，因为在这以前他的一本本著作都没能打穿“沉默”这堵高墙，这一次会不会是旧戏重演呢？
恩格斯及时地想出了计策。他来信问马克思：“你认为，为了推动事情，我是否需要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对书进行抨击？”马克思的回答是赞同的：“你从资产阶级观点对书进行抨击的计划是最好的作战方法。”干事情总是雷厉风行的恩格斯立即就行动起来了。他装成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用各种不同观点写出一篇篇书评，刊载在各类刊物上。有时他只是从纯学术角度“客观”评论这本书，而并不完全赞同《资本论》的政治立场。有时他像是个超然事外的中立者，只是在那里欣赏《资本论》，就像是在欣赏无害的艺术品。他有时还特意声明说：
1867年的马克思
我们不是说这本书的结论是无可反驳的……
我们注意这本书，完全不是为了作者在序言中就已经公开表示出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倾向。
有时他又号召“科学界人士”起来保卫被《资本论》从根本上驳斥了的经济理论的规律，号召他们“不要放过机会保卫到现在为止公认的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性，来反对这个无疑地不能轻视的新的进攻”。
所有这些正话反说、欲擒故纵，实际上都是在介绍《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和方法，指出了《资本论》在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重要性。与此同时，恩格斯、库格曼等朋友设法给《资本论》登书讯、上广告。所有这些，为的都是“制造轰动”，引起注意。这些“招数”果然有效，而且《资本论》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也很难让人们再长期“沉默”下去，于是，在施韦泽、狄慈根等社会主义者作出好评之外，学术界那里也终于出现反应了。
柏林大学讲师欧根·杜林首先就《资本论》写出了书评。马克思尽管觉得这个人对实质性内容“显然不懂”，但认为他也还是讲出了一点东西的。然而杜林事实上是出于同柏林大学其他学者的矛盾，才讲了些关于《资本论》的好话的，后来，当马克思学说的影响广泛传布时，杜林就成了最仇视马克思的人。至于其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们，大都很难接受《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猛烈批判，但《资本论》中显示出的前无古人的博学和智慧，也的确让他们在内心里震惊。对于《资本论》的博大精深，几乎没人敢于出来否认。只有一个布伦坦诺匿名写文章，指摘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歪曲地引用了一段引文。由此引起了一点小小风波。事实是，马克思的引证是严谨的、无懈可击的，所有正派的学者对这一点都无异议。
学术界对于《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能够准确地看出马克思的方法的人寥寥无几。在这方面，马克思对于两位俄国经济学家——基辅大学教授季别尔和彼得堡大学教授考夫曼——的评价不错。这两个人都向俄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而且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马克思使用的辩证法，当然，对于马克思学说的革命结论，他们是很难接受的。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方面对《资本论》表示了热忱欢迎。越来越多的工人运动活动家们意识到了《资本论》的伟大意义，一些人在工人集会上表示了对《资本论》作者的感谢。国际工人协会1868年9月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根据德国代表的提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各国工人都来研究《资本论》这部划时代的巨著。19世纪70年代以后，不少社会主义运动理论家撰文或者写书介绍《资本论》，在使这部著作通俗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资本论》成了社会主义者吸取理论营养的源泉，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的圣经”。
从各国官方的立场来说，《资本论》的革命观点当然是很让人恼火的。但这部书不幸又是用极严谨的科学论证方式写成的，麻烦就麻烦在这里！不好对它查禁，除非你完全撕掉脸皮，不要面子。但这对欧洲各国政府来说，都还是有顾虑的。即使是在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时期，警方也还是认为不宜查禁《资本论》。1878年10月17日的一份警察局文件是这样讲的：(www.xing528.com)
尽管这一印刷品（指《资本论》——引者）可以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或者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书籍，但这种旨在推翻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意图在书中并不明显。
因此找不到理由查禁该书。
这样，《资本论》便得以一版再版，以合法的形式广为流传。
1871年，第一版已经全部售完。出版商通知马克思，准备出第二版。马克思为这个新的版本花费了很大精力，用去了一年半时间，把原书6章改成了7篇25章，并做了大量修改，增加了许多注释，使书读起来大为流畅明晰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采纳了恩格斯等友人的意见。第二版起初分9册出版，然后又装订成一巨册出版。
马克思对《资本论》译成英文出版抱很大希望，但最早的外文译本却是俄文。1868年10月初，马克思收到俄国民粹主义者丹尼尔逊的来信，告知他《资本论》将要译为俄文的计划，并希望他寄去一张照片供译本用。这对马克思来说有些意外，他说这是“命运的捉弄：二十五年以来我不仅用德语而且用法语和英语不断地同俄国人进行斗争，他们却始终是我的‘恩人’”[18]。但马克思仍然回信同意译成俄文并寄去了照片。
俄译本于1872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在通过沙皇检查委员会的检查时，该委员会的评语是：“尽管作者就其观点来说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而且全书具有十分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然而，鉴于该书的论述绝非所有人都能接受和理解，作者的论证方法又处处具有严谨的数学科学形式，委员会认为不能对该著作提出司法上的追究。”这似乎表明，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在为沙皇充当思想看守的同时，还是保留了一点对学术的尊敬。这个俄译本马克思认为“很出色”，初版3000册很快售完，译者后来也成为马克思的好朋友。
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44-1918），《资本论》第一至三卷的俄文译者
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1845-1918），《资本论》第一卷的俄文译者之一
《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本，圣彼得堡1872年版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译本
由恩格斯作序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译本，伦敦1887年版
1872年2月，法国一个出版商莫里斯·拉沙特尔和马克思签订了出版《资本论》法文版的合同。法译本的译者是约瑟夫·鲁瓦。此人精通德、法两种文字，曾出色地译出了费尔巴哈的著作，因此马克思对他是信任的。鲁瓦的工作很认真，想尽最大可能准确地转达《资本论》的原意，但这使得他过于拘束，译得太“板”，马克思实在觉得不满意。于是原作者不得不自己也参加到翻译工作里来，有时整页整页地改写鲁瓦的译文。这是件苦差，让马克思觉得还不如自己亲自来翻译轻松些。但这样出来的译本，便具有了很高的价值。马克思在法文版跋中认为法译本“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19]。他甚至认为其他文字的译本，都可以法文版为依据。法文版是以44个分册在1872-1875年间陆续出版的。
在英国这个滋养了《资本论》的国度，这部巨著的传播却不尽如人意。英译本出得很晚，直到1887年才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朋友赛米尔·穆尔和爱德华·艾威林翻译出版，而这时马克思已经去世四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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