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工人协会的势力眼看着越来越大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的工人组织连续不断地加入国际,它们举行的罢工、请愿和争取政治改革的斗争,都得到伦敦总委员会及时而有力的支持。这个好像是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的国际工人组织,现在也开始让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揪心了。它们的报刊很注意国际的活动,政府的警察、密探对国际明察暗访,希望能搞到些国际“阴谋”的线索。人们竟然相信,伦敦的国际总委员会拥有几百万的巨资,向各国支部秘密下达指示,命令它们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制造事端,给“社会”找麻烦。国际成了想象中一个专干密谋破坏的庞然大物。
马克思认为这类谣传很有趣,也很可笑。后来他讽刺说,既然所有危害事件都是国际阴谋干的,那么,荡平西印度的台风没有被说成是国际用魔法召来的,这倒是令人感到奇怪的!
转眼间国际成立一周年到了。按照章程,1865年应该在比利时召开协会全体代表大会。但马克思确信,这时召开大会为时过早,各国工人运动远不成熟,思想远不统一;他尤其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代表大会,很可能被西欧大陆上的蒲鲁东主义者占去上风。他在和恩格斯通信商量后,打算说服人们推迟大会的召开,而先在伦敦召集一次代表会议。他费了很大的劲,才做到了这一点。
伦敦代表会议于1865年9月25日到29日召开。除总委员会的代表外,出席会议的还有法国、瑞士、德国、比利时等国的代表。马克思在会议上见到了一些多年的老朋友和新近才知道的年轻人。其中像约翰·菲利普·贝克尔、德·巴普等人,都是马克思的支持者,而来自法国的瓦尔兰虽然是个蒲鲁东主义者,但具有本能的革命意识和过人的工作能力,他后来在巴黎公社期间成为殉难的英雄。
这次会议的财务状况讨论表明,国际第一年的总收入只有微不足道的33英镑。会议现在决定为宣传和代表大会筹集150英镑,这个数字分配给各国——英国80英镑,法国40英镑,德国、比利时和瑞士各10英镑。国际用这笔微薄的费用,办了多少事情!各国来的代表们都报告了他们那里协会的进展情况和所发挥的作用。总起来看,国际工人协会在西欧各地都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和信任,组织在扩大,影响在增长,成就十分显著。会议决定在下一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尽管这次代表会议上有一些议题受到蒲鲁东主义的影响,但总的说来,马克思还是对会议感到满意的。
国际工人协会看来也给马克思家里带来了变化。
随着国际影响的扩大,马克思家中愈来愈多地出现各国社会主义者们。来自法国的沙尔·龙格、保尔·拉法格等人在1865年后都成了马克思家的常客。这两个年轻人都是热忱的社会主义信奉者,但又都是蒲鲁东主义者。起初,马克思还和他们有争论,过了不久,他们便开始追随马克思的思想,再不久,他们竟然追求起马克思的女儿们来了。
1866年8月7日,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说:“从昨天起,劳拉同我的那个学医的克里奥洛人拉法格先生半订婚了。她对他的态度像对其他人一样,但是由于克里奥洛人固有的那种过分的感情,由于有些担心这个青年人(25岁)自杀等等,由于劳拉有些喜欢他但始终保持冷静(他是一个漂亮的、有知识的、精力充沛的小伙子,而且是一个出色的体操家),这一切使得事情多少带有半妥协的性质了。起初这个青年对我有些依恋,但是很快就把自己的依恋从老头子移到女儿身上。”[7]
这样说来,拉法格对劳拉的追求,有些“死乞白赖”的味道,甚至连“自杀”的要挟都用上了。但不管怎样,他成功了。
劳拉·马克思(1845-1911)
保尔·拉法格(1842-1911)
确实,保尔·拉法格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他是巴黎的医科大学学生,由于搞社会主义活动而被大学开除,于是就来伦敦继续学习。他是个混血儿,皮肤黝黑,相貌英俊,聪明热情,为人真诚。但正像马克思夫妇两人都看出的,他过于娇生惯养,性格脆弱,热情过分以至往往成了冲动。这些,跟温柔娴静、有贵族气派的劳拉恰好形成对照。但是,相反相成,他们成了一对儿。
马克思这位思想上极为激进的革命家,在家庭、婚姻这些私事上倒有不少十分传统的戒条。例如,他要求自己未来的女婿在谋生事业上“成功”,有良好的“经济状况”。他直言不讳地向拉法格要求:“您这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不能期望我像理想主义者那样对待我女儿的未来。”可以这样理解:饱尝过革命家颠沛流离之苦的马克思实在是“穷怕了”,不愿让女儿重走她母亲的老路。因此在自己女儿的婚事上,马克思这位“理想主义者”却表现出普通“中产阶级”的讲求实际的气质来。
马克思也不喜欢拉法格那种法国大学生式的、热血沸腾过于直露的求爱方式。正是在这时候,他说出了那句后来常被人引用的话:在我看来,真正的爱情是表现在恋人对他的偶像采取含蓄、谦恭甚至羞涩的态度,而绝不是表现在随意流露热情和过早的亲昵。他毫不客气地要求拉法格同劳拉“保持一段距离来谈爱情”。
不用说,所有这些,都是出于一位父亲对自己女儿的至爱,他要保护她们,对她们的现在和今后负责。这大概也就是马克思所喜欢说的“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吧。(www.xing528.com)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公事”。
1866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了。这是一次各国工人运动的大检阅和大聚会,参加的人很多,讨论的议题十分广泛。马克思本人没有参加这次大会,因为他正在忙于写作《资本论》的最后部分,而这件工作,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比他参加所有任何代表大会都大,是丝毫耽误不得的。
马克思没参加大会,但不等于他放手不管。事实上,他为这次大会耽误了不少时间。他详细考虑了出席大会者可能出现的辩论,起草了大量有关文件,提出了对工人状况进行统计调查的大纲,提出了八小时工作日的奋斗目标,他还与将要出席大会的总委员会代表商谈了许多有关事宜,等等。在日内瓦大会召开期间,他在伦敦关注着大会情况。结果大会开得很成功,马克思提出的许多主张被接受和贯彻,新的总委员会选出来了,原先的成员全都连任。经过这次大会,国际更加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国际性力量,成了工人阶级的国际“政府”。
现在,在马克思的周围,团结了一批他的拥护者。这里面有伦敦的埃卡留斯、列斯纳、普芬德、罗赫纳等人,有德国的贝克尔、库格曼、狄慈根、李卜克内西,有法国的拉法格、比利时的德·巴普……马克思在国际总委员会中的突出作用和他对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支持,也使英国工联领袖们对他深怀崇敬,尽管他们在马克思看来经常采取改良主义政策,但工联毕竟是国际中马克思所倚重的主要支柱。
在国际前进的凯歌声中,一部伟大的著作问世了,这就是《资本论》第一卷。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3页。
[3] 同上,第60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页。
[5] 起初叫中央委员会,1866年9月以后改称总委员会。本书为了简便起见一律称总委员会。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49-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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