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委员会中的多面手：马克思与工联争斗

总委员会^[5]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导机构，它的主席和总书记都是英国人，马克思是德国通讯书记，后来又担任了俄国通讯书记。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的老战友如普芬德、列斯纳、罗赫纳等也都参加了总委员会。各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们汇聚在一起，可谓是济济一堂。

总委员会的部分委员［上排从左至右分别为：欧仁·杜邦（1831-1881）、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825-1910）、海尔曼·荣克（1830-1901）、约翰·格奥尔格（1818-1889）；下排从左至右分别为：乔治·奥哲尔（1820-1877）、本杰明·鲁克拉夫特（1809-1897）、罗伯特·阿普尔加思（1834-1924）、考埃尔·威廉·弗雷德里克·斯特普尼（1820-1872）］

总委员会的工作很忙，日常事务不少，三天两头要开会，而除了总书记一职有微薄的工资外，别的人都是为了尽义务。但委员们都对自己的工作有很高的热情，没有人发出抱怨。马克思在总委员会里是最尽职的一个，他除了生病和偶尔外出，从不错过一次会议。他给大家分析形势，就各种事务出主意，调停各方面的关系，起草各种文件，并且一有机会就向他们解释复杂的理论问题。总委员会的几乎所有文件都是由马克思起草的，恩格斯在1878年说，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编写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就连许多琐事也都是由马克思干的，比如说填写会员证这样的枯燥工作。

开完会后，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常常走进一家小酒店，要上一杯啤酒，大家随便谈谈。人们很快就承认，马克思的学识和才华，任何人都是比不了的，他处理各种事务和矛盾的能力，也很让大家服气。于是不知不觉间，马克思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威信，成了总委员会的灵魂。当然，由此带来的是更重的担子，更繁忙的工作。

有一次，马克思慨叹说：我们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可我们自己的工作往往超过这个时间的两倍！这话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总委员会和其中的小委员会的会议，经常开到后半夜，而会后马克思还得挤时间写他的《资本论》，还得想法去弄钱养家，八小时对他怎么够用？

马克思的家也经常被当作总委员会的开会地点。于是在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的那幢寓所中，经常有操英语、德语、法语和其他各种语言的人来来往往，这里成了一个国际会议会场。

在日常交往中，马克思是个随便的、容易相处的人，在政治事务和理论问题上，他却是坚持原则的人。他不能不意识到，国际中流行的主要思潮，是有害于工人运动的。在法国和西班牙、比利时、瑞士等地，占统治地位的是蒲鲁东主义；在德国，拉萨尔主义有极大影响；而在英国，工联主义占压倒性优势。所有这些流派，马克思都不能同意，他尽可能地负起教师的职责，向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人物们讲解自己的学说。

1865年6月，马克思得到一个机会来讲讲他的经济学观点。当时，总委员会中的一个成员、“老欧文主义者”韦斯顿确信，工资率的普遍提高对于工人不会有任何好处，因此，工联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不但无用，而且有害。韦斯顿经常在《蜂房》报上写文章宣传这些观点，如果他的观点被接受，那就等于说，工人阶级的罢工以及其他一切经济斗争都不过是白费劲的胡闹。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在总委员会里起来与韦斯顿辩论了。他认为韦斯顿本人是“一个好老头子”，但这个人的主张是荒唐的。马克思经过一番准备，在总委员会的两次会议上作了报告，从他本人的经济学原理出发，驳倒了韦斯顿的观点，为工会的经济斗争的重要性和有益性作出了辩护。更重要的是，这篇报告通俗简捷地叙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它对于后来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起到了导读作用。这篇报告后来发表时，加的标题是《工资、价格和利润》，它再次表明，马克思不光能写艰深的大部头理论著作，也是一位搞“科普”作品的能手。

马克思不仅支持工人的罢工、工会活动等经济斗争，他也大力支持工人的政治斗争。这与蒲鲁东主义者是完全相反的。蒲鲁东主义从反对一切国家、反对政党、反对权力、主张无政府状态等论点出发，要求工人阶级拒绝政治斗争。这一套主张在法国等地方有不少信奉者，这些人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给马克思找了许多麻烦。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们在各种会议上同这些人进行争论，马克思还利用一切机会同他们谈话，尽力说服他们。1865年1月，马克思应德国的施韦泽的请求，写了一封论刚刚去世不久的蒲鲁东的长信。这是一篇出色的科学论文，它全面透彻地分析了蒲鲁东学说的历史和阶级背景，对蒲鲁东的主张作了论述，并且给蒲鲁东的功绩和错误做了一个全面的评价。马克思在国际中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是很见效果的，一批蒲鲁东学说的信奉者逐渐转到他这边来了，例如，他后来的二女婿保尔·拉法格，就是这样转变过来的。

德国的工人运动始终是马克思最为关心的。当时德国的情况是这样的：拉萨尔已经去世，工人运动正在形成规模，但还受到拉萨尔的宣传的有力影响。在国际成立时，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没有加入国际，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德国法律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有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当时支撑着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是拉萨尔派人物约·巴·冯·施韦泽。此人虽坚持拉萨尔的政策，但一再表示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好和敬佩。马克思决定与该报保持联系，尽力影响德国工人运动，同时，还通过在德国的李卜克内西等人，在内部与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扩大马克思学说的影响。施韦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第2号和第3号上刊登了国际的成立宣言。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对施韦泽怀有戒心。他们认为，施韦泽所坚持的政策是极其有害的，这种政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是“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即在政府庇护支持之下反对自由资产阶级，搞专制国家扶助下的“社会主义”，从政府那里得到普选权、结社权、国家对工人合作社的扶持以及其他恩惠。为了这种政策以及其他相关的一些问题，马克思和施韦泽的分歧愈来愈大，终于达到决裂的地步。1865年3月，马克思发布了一篇正式声明：他与恩格斯不再做《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撰稿人。

此后，马克思放弃了与拉萨尔派的联系，但仍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保持密切关心，并通过种种途径，争取使德国工人运动加入到国际中来。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居然把“收买”的念头打到马克思头上来了。1865年10月8日，马克思收到他几年前结识的一个德国文人洛塔尔·布赫尔的一封信。这个布赫尔当时曾同拉萨尔一起到伦敦拜访过马克思，现在，他已经是普鲁士政府《国家通报》的编辑了。他在给马克思的信里说：(www.xing528.com)

咱们先谈正事吧！《国家通报》需要关于金融市场（不言而喻，也有商品市场，因为两者是分不开的）动态的每月概述。他们问我能否推荐一个人，我回答说，没有人比您更适合做这件事了。后来他们就请我写信给您，文章的篇幅由您自行决定……至于内容，不言而喻，您只依照您的学术信念去写，但是鉴于读者的范围是houte finance（金融贵族），而不是编辑部，所以来稿应写得只有行家才能明了内在含义，避免争论。

布赫尔劝说马克思归顺政府：“进步在死亡之前，还会多次蜕皮；所以，谁要是一生中还想在国家范围内有所成就，就必须与政府靠拢。”

这个布赫尔显然是“他们”即俾斯麦们的说客。马克思对这类企图感到可笑，他在与恩格斯商量后，回绝了布赫尔。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不久，就遇到亚伯拉罕·林肯再度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件令世人瞩目的大事。欧洲工人阶级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是坚决支持北方民主派反对南部奴隶主的斗争的，而林肯是民主派的领袖和象征。因此，他的再次当选使欧洲工人阶级感到喜悦和振奋。

总委员会决定向林肯发一封公开贺信，这个任务又交给了马克思。马克思对这件事感到为难，因为他觉得应该把信写得有真实内容，“至少要同民主派的庸俗词句有所区别”。尽管这件工作并不容易，但马克思还是做得很成功，他写的贺信热情洋溢地赞颂了林肯的功绩，同时又明明白白地表明写信人是完全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

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

贺信表示：

只要作为北部的真正政治力量的工人竟容许奴隶制玷污自己的共和国，只要他们在那些不问是否同意就被买卖的黑人面前夸耀白人工人享有自己出卖自己和自己选择主人的高贵特权，那他们就既不能取得真正的劳动自由，也不能支援他们欧洲兄弟的解放斗争；不过，这种进步道路上的障碍现在已被内战的血浪扫荡干净了。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贺信认为：

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亚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前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6]

林肯（1809-1865）

可见，这封信贯彻的完全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和社会主义观：只有在完成资产阶级的社会变革和获得民主后，才能开始社会主义的真正斗争。林肯这位政治家中的俊杰，不囿于阶级偏见的伟大民主主义者，很清楚地看出了这封信与其他一般贺信的区别，因此他的答复是热情而有实质内容的，完全不同于他对一般贺信的应酬式回答。这使国际工人协会感到自豪，而伦敦的资产阶级各组织和新闻界心里却有点酸溜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