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传：北军必胜，困境接连而至

荷兰、德国之行，给马克思一家带来了小小的喜悦，但在还清各方面的债务后，囊中立刻又空空如也了。才到6月，带回的钱就全用完了。更加不利的是，由于美国内战的爆发，马克思在1862年同他为之撰稿10年之久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了关系，其原因在于，该报立场倾向于与奴隶制的南方妥协，而马克思却毫不动摇地支持北方，以致报纸不愿发表马克思的文章了。这样一来，马克思的主要收入来源切断了，家庭顿时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

好在在这之前，他和维也纳的一家自由派报纸《新闻报》达成了一项协议，做该报的撰稿人，每篇文章付稿酬一英镑，每篇报道付稿酬10先令。这在当地已是属于高稿酬了，但对解决马克思一家的生计来说，也只能是聊胜于无。马克思给这家报纸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评论法国和英国的政局和社会问题的，更多的是评论美国内战的——美国内战，是这一时期国际问题中马克思关注的中心。他在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反复讨论南北方的战局进度和变化。一般说来，恩格斯以军事内行的眼光对双方的军队部署、实力对比、作战方法、战略和战役指挥分析得头头是道，在这些方面马克思自叹不如，但由于过分专注于军事方面，恩格斯在看到北军的混乱、涣散和指挥笨拙时，有时会得出北方已输掉这场战争的结论。这时候，马克思便更高明一些了。他从对北方经济实力和所代表的历史趋势出发，坚信北军必胜，不论他们暂时遇到怎样的挫折。美国内战还吸引了马克思全家的注意，那段时间大家谈的全是这件事。小女儿爱琳娜（当时大约是6岁）坚信，要是没有她的建议，北方就打不赢南方，因此她给美国总统林肯写了好几封长信。这些信必须经“摩尔”看过才能寄走，当然，他把信都“截留”下来了。许多年后，他把这些充满孩子气的信拿出来念，大家都哈哈大笑。

《新闻报》上刊登的马克思关于美国内战的文章

在这些艰难的岁月里，女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了。她们给自己的双亲带来了喜悦和欣慰。两个大点的女孩中学已经毕业，开始选修专科学校为非中学生开设的个别课程，还学习了绘画、唱歌，小女儿也到了上学的年龄。马克思夫人在1861年3月11日写给魏德迈夫人的信中，对她们的描述充满了做母亲的自豪：

燕妮5月1日就要满17岁了。她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姑娘，黑油油的浓发，明亮的温柔的黑眼睛，皮肤黑得像个克里奥洛，而又具有英国女性特有的爽朗的丰采。

……

劳拉去年9月满15岁了，比她的姐姐更漂亮，脸孔更端正，和她姐姐完全不同。她也像燕妮一样，身材苗条，举止文雅，但是更开朗，更潇洒，更坦率。她的脸的上半部可以说很漂亮，棕色的蓬松的卷发非常美丽，闪耀着欢乐光芒的可爱的淡绿色的眼睛又很迷人，额部高雅而漂亮。

……

姊妹俩都长得美如鲜花，但并不轻浮。我往往暗自惊奇，因为当年穿着轻盈纱裙的她们的母亲，也不如她们这样漂亮。

母亲讲述她们的学习：

她们在学校里时常获得一等奖。她们的英文能够运用自如，法文学得非常好，意大利文可以看懂但丁的作品，西班牙文也懂一些。只有德文怎么也学不好。虽然我时刻尽力和她们讲德语，她们总是不高兴学，在这方面，甚至我的威严和她们对我的尊敬也无济于事。燕妮具有特殊的绘画天才，她的铅笔素描就是我们房间最好的装饰品。劳拉对绘画很不用心，所以我们罚她，不让她再学了。然而她对钢琴却很专心，和姐姐合唱德文和英文歌曲非常动听。

她对小女儿爱琳娜的宠爱简直是无法掩饰了：

小孩子正是在我们可怜的亲爱的埃德加尔死去的时候生下来的。对于小弟弟的爱，对他的温存现在都转移给小妹妹了，大女孩们差不多是用母亲般的关怀来照顾她。天下简直没有比她更可爱、更像画一般美丽、更天真烂漫的小孩了。这个女孩子说话特别动听，也特别会讲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她从日夜不离的格林兄弟童话集里学来的。我们全家朗读童话读得头昏脑涨，但是只要在读《妖怪》或《青髯王》或《白雪公主》时读漏一个音节，我们就惹祸了。由于喜欢这些童话故事，小女孩除了听惯了的英语外，还学会了德语，而且说得非常清楚准确。小女孩简直是卡尔的宠儿，她的笑声和唠叨，为卡尔驱散了许多忧愁。^[9]

由燕妮绘画的盘子

马克思夫妇和所有做父母的一样，想方设法让女儿们受的教育好一些，生活得体面一些，将来有美好的前程，至少不再像双亲一样整日为穷困犯愁。但是孩子大了麻烦多。正当她们到了花一样的年龄时，家庭的贫困就更显得可怕了。1862年是伦敦历史上辉煌荣耀的一年，它以规模空前的世界博览会迎接各国来的客人，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印象却是“博览会真是该死！”因为成群前来观光的客人涌来“麻烦”他，他的夫人不得不打起精神强装门面，而那些客人哪里知道，这好客的一家几乎已到了家无隔夜粮的地步！

燕妮和劳拉

正像俗语所说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时一家人又接二连三生病。大女儿燕妮患了一种非常讨厌而顽固的咳嗽症，身体眼看着垮了下去，小女儿爱琳娜也一天天消瘦下去，在1861年秋正要上小学时，出现了黄疸病的症状。马克思夫人由于整天忧心忡忡，也经常感到身体不舒服。孩子们因为没有衣服和鞋子（都进了当铺）而没法上学，她们也都意识到了自己双亲的痛苦艰难。懂事的大女儿开始想法分担双亲的负担，她背着他们去剧院找工作，想要靠登台演戏给家里挣些钱。这让马克思这位父亲心疼极了，他毫不怀疑，对家庭困境的忧虑是小燕妮生病的主要原因。恩格斯立即给这“可怜的孩子”寄来了有益于身体的波尔多酒、陈莱茵酒和雪莉酒。他还尽其可能不断寄钱来。但由于美国内战的影响，公司的业务很不好，恩格斯手头也时常拮据，他给马克思一家提供的帮助仍然是有限的。

马克思不得不考虑出去谋职的事了。他经过一些周折，联系到英国的一个铁路营业所。1862年9月10日，他在信中告诉恩格斯，明年初他可能到那里去工作。但这件事后来却失败了——该营业所因马克思字写得不好而没录用他。马克思在给新近结识的一位朋友、他的著作的崇拜者、汉诺威的医生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慨叹：“我不知道这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当然，可以肯定地说，对后人而言这是幸运：如果该铁路营业所多了一名写不好字的职员，英国铁路运营并不会变得更好些，但后人却毫无疑问要少读到马克思的许多著作。《资本论》是肯定不能按后来那样在1867年问世了，至于它能不能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完美样式问世，也是很难说的事。

在债务、疾病和家庭的其他不愉快琐事的缠绕中，迎来了1863年。1月7日，马克思收到了恩格斯的一封简短来信，诉说他刚刚经受的巨大不幸。与他同居10年的玛丽·白恩士，一位善良淳朴的爱尔兰女子，突然去世了。恩格斯向老友写道：“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以她的整个心灵爱着我的。”^[10]

马克思的复信对迫切需要安慰的恩格斯却显得十分冷淡。他只讲了几句对玛丽的死“极为意外、震惊”的话，就开始讲述自己家庭的困难了：学费、房租和“世上的一切”，把他逼得喘不过气来，如果弄不到较大的一笔钱，那么全部家业就连两个星期也维持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是完全不可能了”^[11]。

沉默了五天后，恩格斯的信才来了，字里行间压抑着对马克思的不满：

你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的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完全不可能早些给你回信。

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那就听便吧！^[12](www.xing528.com)

尽管如此，恩格斯仍然在信中为马克思想办法，提建议，并允诺在最近拼凑几十英镑寄去。看得出，他在尽力不让自己的情绪压倒理智。

马克思立刻意识到自己错了。他在随后的两封回信中老实承认，上次“给你写那封信是个大错，信一发出我就后悔了”^[13]。他以十分抱歉的口气为自己作了解释：这绝不是出于冷酷无情，而是由于被困境弄昏了头。他讲述了这种困境：小燕妮卧病在床，没有煤和食品；收到了肉商的拒付期票；房东打发来的评价员^[14]待在家里；再加上夫妇之间因这种困境引起的不快。马克思小心地为自己的妻子辩解说：“女人是一种奇妙的创造物，甚至那些才智卓绝的也是这样。那天早上，我的妻子为玛丽和你的损失哭得这样厉害，以致完全忘记了她自己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正是在那一天达到了顶点；到了晚上她又深信，除了我们以外，世上没有一个人会感到这样痛苦，如果他家里既没有评价员又没有孩子的话。”^[15]马克思的道歉使恩格斯平静了下来，他回信说：“对你的坦率，我表示感谢。你自己也明白，前次的来信给我造成了怎样的印象。同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这样久，她的死不能不使我深为悲恸。我感到，我仅余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我接到你的信时，她还没有下葬。应该告诉你，这封信在整整一个星期里始终在我的脑际盘旋，没法把它忘掉。不过不要紧，你最近的这封信已经把前一封信所留下的印象消除了，而且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再失去自己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16]

两位朋友之间的唯一一次不和，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在这个几乎走投无路的时期，马克思下决心走一步对家庭生活来说是相当残酷的险棋：向债主们宣告破产，把家具给房东抵偿拖欠已久的房租，给两个大女儿找到当家庭教师的工作，把琳蘅打发到别的家庭去，他自己同妻子和小女儿搬到西蒂区的专为贫民修建的模范公寓。这个办法“尽管有使人极不愉快的一面”，但却是摆脱目前局面、重新恢复自尊心的“唯一出路”。这是个办法，但话说回来，这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要是真的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一个虽然艰辛但还完满的家就七零八落了。又是恩格斯这位挚友伸出了手，他做出“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弄了一张100英镑的期票寄给马克思。正当家庭充满阴郁气氛的时候，收到这笔“如此巨大而意想不到的援助”，孩子们的脸上绽开了欢乐的笑容。马克思的心中百感交集，对老友的深深感激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靠着这笔钱，以及稍后由另一位正在经商的旧友德朗克在恩格斯名下开的250英镑期票，马克思总算度过了1863年的困难。他加快速度写作他的经济学研究著作。从1859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后，几年过去了。《福格特先生》的写作使他中断自己的研究达一年之久，当他重又回到经济学领域时，发现自己面对的问题更多了，一系列课题都需要做更深入更细致的探索。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写满了23个笔记本，达到200个印张。在写作过程中，他产生了一个新的计划：不再把自己的经济学著作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而是使用《资本论》这个新的标题，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的轮廓，眼看着愈来愈明朗了。

1863年12月2日，马克思接到他母亲去世的电报，他立即准备动身去特里尔。这时候，除了陈年老病如眼疾、肝病之类外，他在前不久又添上了一样让他此后多年痛苦不堪的新病——痈。现在，他背上的伤口还在化脓，只好带上两大瓶药和恩格斯寄来的10英镑路费，匆匆上路了。

在特里尔，马克思得到母亲留给他的不大的一笔遗产，然后就到荷兰他姨父那里去了。在那里，他背上的痈和疖子发作起来，只好住下治疗。这“真正基督教式的阴险的疾病”简直像毒蘑菇一样，从胸部、腿上和其他各个部位接连冒出来，使他疼痛难忍，站不能站，坐不能坐，连躺着也难受。好在有医生的精心护理，有姨父“这个非常出色的老头”和“那位长着一对厉害的黑眼睛的、可爱而伶俐的表妹”南尼达的殷勤照顾，马克思在这里过得倒也愉快。他直到1864年2月下旬才动身回伦敦。

这笔不大的遗产起了不小的作用。马克思一家摆脱了债务和当铺之类讨厌的纠缠，并且还能找到一所宽敞、舒适、光线充足的新房子，就是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马克思夫人和孩子们都为迁入新居而兴奋。

此后又有两件事，使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发生了较大改善。穷困虽不免还偶尔来袭击一下，但总的说来，比起先前让人欲哭无泪的处境，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1864年的马克思夫人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一件事是威廉·沃尔弗留给马克思的遗产。

对马克思来说，沃尔弗是恩格斯之外最好的朋友，他从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以教书为业。1864年5月1日，恩格斯写信通知马克思：沃尔弗病重。马克思立即奔往曼彻斯特，老朋友这时已气息奄奄，昏迷不醒。病人病情迅速恶化，直至全身衰竭，并于5月9日去世，终年55岁。马克思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沉痛地说：

我们为数不多的朋友和战友中的一个，就这样离开我们去了。他是一个最完美的人。^[17]

这位为人淳朴、工作勤勉的老友，在长期单身生活中，靠着俭省居然积攒起一笔1300英镑的财产。按照遗嘱，除了各种必付的费用，主要部分赠给了马克思，总数达824英镑。这笔钱在往后几年里对马克思减轻后顾之忧，写完《资本论》第一卷，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件事是恩格斯的经济状况大有好转。1864年9月，恩格斯成为他所在的恩格斯——欧门公司的合伙人之一。这样，他就能够给马克思一家提供更多更稳定的援助了。从这时起到1869年退出商业活动，他共寄给马克思一家1862英镑，这在当时是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有趣的是，在那个痈病侵身、医生不允许从事紧张脑力劳动的时期，马克思这位批判资本主义的大思想家，竟走进交易所“玩”起了股票！所用股本，是恩格斯刚刚寄来的威廉·沃尔弗所赠遗产中的200多英镑。不久后，他兴致勃勃地告诉荷兰的姨父，自己做起投机生意来了：

一部分是做美国国家有息证券的投机，但主要是做英国股票投机……我用这个办法赚了四百多英镑……搞这种事情占去时间不多，而且只要稍微冒一点风险就可以从自己的对手那里把钱夺过来。^[18]

显然是为胜利所鼓舞，马克思想要再接再厉。1864年7月4日，他写信给恩格斯，请他把应得沃尔弗遗产中的剩余部分“了结”并寄过来，因为：

假如我在最近十天内有钱的话，我就可以在这里的交易所赚许多钱，现在在伦敦又到了可以靠机智和少量的资金赚钱的时候了。^[19]

这样看来，交易所的小试锋芒还是成功的。但马克思并没有让这种“投机生意”影响他的“思辨”（有趣的是，在几种欧洲文字中，这两种意思是用同一个词表示的），写作《资本论》始终是他的“正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