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倒福格特诽谤，拯救家人荣誉，马克思的家事

当马克思用笔向福格特发动反击时，疾病这个凶恶的敌人在背后狠狠扎来了一刀，这一次，首先刺中的是马克思夫人。

马克思现在全力投入写作《福格特先生》，很少有时间再给报纸写稿挣钱，燕妮身上的家务担子更重了。不仅如此，她对《福格特先生》一书的关心，一点不亚于她丈夫。因为，驳倒福格特的诽谤，是关系她全家荣誉的大事。在那些日子里，她心情焦急、激愤，不顾一切地抄写这部书稿，多少个夜晚都是在忧虑难眠中熬过的。

书稿总算抄完了。她松了一口气——也可能正是由于松了一口气，整个紧张的神经就立刻像绷紧的草绳一样拉断了。1860年11月21日，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说，自己的妻子躺在床上，病得很重。两天后他又写信向恩格斯报告了更可怕的消息：“我妻子患的是天花，而且非常厉害。”^[5]请来的医生诊断说，由于病人在这之前过于紧张，抵抗力下降，因而在什么地方受到了感染。

全家最惊恐的时刻到来了。三个女孩必须离家，与病人隔开。李卜克内西在自己那里给她们安排了住处。马克思和琳蘅留下照顾病人。当时的经过，马克思夫人自己后来有详细记述：

我的病越来越沉重，出现了可怕的天花的征候。我受了很多很多苦。脸上像火一样疼痛，整晚都失眠，体贴入微地照料着我的卡尔担忧万分，最后，我失去了一切感觉，但神智一直是清楚的。我躺在敞开的窗子的旁边，让十一月的寒风一直吹着。房里火炉很热，他们在我发热的嘴唇上放了冰，不时喂我几滴葡萄酒。我几乎不能吃东西，听觉愈来愈迟钝，后来眼睛也闭上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长眠的时刻已经来临！^[6]

马克思这个最富于自制力的人，他那坚强的神经现在也快要承受不住了。任何文章都写不下去了，他只好用演算数学来平静自己的内心。“说真的，此刻我感到自己也病了。”他在信里写道。

最危险的日子终于挨过去了。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一天天乐观起来：“我妻子现在脱离危险了”“我妻子的健康状况大有好转”“我妻子好多了”……到12月26日，马克思告诉恩格斯：“孩子们又在家了。”

马克思夫人对当时情景的回忆是感人的：

可怜的孩子们直到圣诞节才回到了她们深深怀念着的家里。第一次会面的情景是难以描绘的。这些小姑娘看到我非常激动，几乎忍不住要流下泪来。

全家都为噩梦过去、重新团圆而高兴，但马克思夫人这位高雅的妇女还是难免为自己的面部悲伤：

五个星期以前我和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还显得很体面，那时我还没有白头发，牙齿和身段还很好，人们都认为我保养得法，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觉得自己是一只怪兽，宁愿快放到动物园里去，也不愿在高加索人中间……^[7]

这场病过去了以后，燕妮还在一封信里写道：我的面部使我伤心了好久……可是这位妇女毕竟是意志坚强的，她说：但是现在，我已经能够确信，我又有了正常人的自然面孔……我还希望能经得起命运的一些别的考验呢！(www.xing528.com)

命运的折磨还远远没有结束。燕妮刚能起床，马克思立刻又病倒了。照顾妻子那些日子里的劳累、惊恐聚攒在一起，狠命地在他身上报复起来，他的慢性肝病转成了急性。仿佛这些还乱得不够，债主们现在又纷纷上门：前一段时间由于不能抽出时间给报刊写文章挣稿酬，马克思家再次债台高筑了。

由于这些原因，马克思在病情好转时，决定到荷兰扎耳特博默耳的姨父莱昂·菲利普斯那里去一趟，看看能不能从母亲未来分给自己的遗产份额中预支一些钱，因为这钱当时是由他姨父管理的。另外他还准备到柏林去一次，跟拉萨尔谈谈出版报纸的事。近来德国发生了一个多少值得注意的变化：普鲁士老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死了，即位的新国王威廉一世宣布了大赦。许多流亡者感到兴奋，想要告别流亡生活回国去。马克思对大赦本身嗤之以鼻，认为它是“1849年以来任何一个国家颁布的大赦令中最可鄙的”，但拉萨尔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出版一种宣传性的周报，马克思对这个计划还是有兴趣的。

马克思是1861年2月28日动身去荷兰的。他的姨父是一位富有的商人，对外甥的著述活动很引以为荣。他大约是亲戚中与马克思关系最密切的一个，马克思也常以感激的心情谈起这个“很不错的老头”。这次荷兰之行是成功的，马克思从姨父那里“挤”出了160英镑，从而能够偿还大部分债务。对于姨父家的好几个子女，马克思也都与之建立起了良好关系，特别是他的表妹南尼达，成了马克思的无拘无束的朋友，马克思离开姨父家后，还有几封逗趣的信是给这位“小迷人精”的。

马克思离开荷兰，进入一别十余年的德国，于3月17日上午7时到达柏林。拉萨尔热情接待了马克思。他现在由于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打官司成功而名声大振，又出版了几本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声誉金钱两丰收，生活过得十分奢侈。马克思在柏林见到了一些知名人物，参加了一些有趣的和无趣的活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这位有名的“老太婆”，给马克思的印象是“希腊雕像”，“胸部还很优美，但是头部却因岁月的变迁而受到残酷的‘剥蚀’”^[8]。在拉萨尔为马克思回国设的午宴上，马克思见到了这样一些名人：1848年时的反动人物普富尔将军，此人现已82岁，早已失宠，“被宫廷视为雅各宾党人和无神论者等等”（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说）；“战事画家”布莱布特罗伊；宫廷顾问、有名的普鲁士历史编纂家费尔斯特等等。马克思被安排坐在伯爵夫人和作家柳德米拉·阿辛格小姐之间，“这位对我热情洋溢的小姐，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丑陋的人物……”马克思在信里描述说。

马克思的姨父莱昂·菲利普斯（1794-1866）

安东尼达·菲利普斯（南尼达）（约1837-1885），莱昂·菲利普斯的女儿，马克思的表妹

拉萨尔把马克思带去看了一场芭蕾舞演出，所在的包厢居然紧挨着国王的包厢。马克思带点嘲弄地把这次经历告诉了几位朋友。似乎芭蕾舞给他的印象倒在其次，因为他觉得它“枯燥得要命”。柏林街上和剧院里到处可见的穿军服的人也给马克思留下了恶劣的感觉。

在柏林，马克思曾设法恢复普鲁士国籍。如果真能办起一份报纸，那么恢复国籍还是很有必要的。马克思夫人和女儿们都对重返德国不感兴趣，尤其是热爱莎士比亚的女孩子们觉得离开英国简直是“可怕的”，马克思夫人则承认，“亲爱的祖国”“甚至在我心中最偏僻的角落也找不到丝毫依恋之情”。拉萨尔极其热心地为马克思张罗此事。在拉萨尔家里，马克思给柏林警察总监策德利茨送去了一份申请书，但此事终因当局觉得这个革命家太危险而未能成功。

办报纸的事也没能和拉萨尔谈妥。拉萨尔能筹到大笔的钱，他的目标是办一份大报，提出的条件是同马克思一起担任总编辑。马克思问道：“恩格斯呢？”“行啊，三个人如果不算多，恩格斯也可以担任总编辑，不过你们两个人的表决权不能比我一个人的大，否则我每次都将是少数。”这样的条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能接受的。马克思当然没有忽视拉萨尔的才能，但他一直对拉萨尔夸夸其谈、爱好虚荣、到处炫耀以及同宫廷贵族、地位显赫者的可疑联系感到厌恶，认为此人只适合于“在有严格纪律的条件下当一名编辑，不然他只会给我们丢脸”。

马克思还拜访了一些老朋友。他的“一大乐事”是跟大学时期的朋友弗里德里希·科本单独喝了两次酒，这位老友丝毫没有改变，只是发胖了。科本把自己著的两卷的《佛陀》赠给了马克思。马克思在科隆看望了1848年革命时的老朋友施奈德第二和克莱因博士，拜访了丹尼尔斯夫人（即科隆共产党人案中主要受害者的未亡人），对于她丈夫因监狱生活而过早去世，马克思曾痛惜不已。科隆案件的另一个被告毕尔格尔斯，现在已经是民族联盟盟员，马克思就没有去看“这个蠢家伙”。

离开科隆后，马克思回了一趟故乡特里尔，见到了自己已届暮年的母亲。母子当年虽曾有过激烈争执，而且母亲一直也不理解儿子的事业，但这次相聚还是高兴的。母亲主动地把儿子以前开给她并已由她支付的几张借据当场销毁了。这也表明母子之间的不快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