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告福格特叛国者，马克思传真相

意大利战争在流亡者中引起的一个事件，使得马克思大伤脑筋，不得不放下一切工作来全力对付它。这就是福格特事件。

卡尔·福格特，德国的一名自然科学家和政论家，1848年革命期间，他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翼议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后来成为日内瓦的地质学教授。此人鼓吹一种庸俗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他与马克思之间本来是没有任何交道可打的，但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他成了马克思的死敌。

1859年4月1日，福格特从日内瓦给弗莱里格拉特等伦敦流亡者写信，信中附有一份政治纲领，其基本精神是主张德意志联邦在即将发生的法意奥战争中保持中立。福格特请收信人按这一精神给日内瓦的一份周刊《新瑞士》写稿。弗莱里格拉特把这封信和“纲领”拿给马克思看，马克思给了个“政客空谈”的评语，但同时也“觉察到有些倾向于波拿巴”^[3]。到5月初，马克思读到了福格特的新作《欧洲现状研究》，这本著作使马克思确信，福格特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肯定有联系。

不久，又有了新的情况。

1859年5月9日晚，马克思参加了乌尔卡尔特就意大利战争问题召开的一个公开群众大会，并坐在主席台上。大会开始前，“有一位面色阴郁的人物”走到马克思跟前，此人是卡尔·布林德，来自南德，是与马克思有联系的一个政论家。他讲了几句开场白后，就向马克思保证说，福格特是路易·波拿巴的奸细，从法国政府那里领取宣传费用。布林德说自己手中握有福格特叛国活动的证据。

第二天，一家在伦敦新近发行的德文周刊《人民报》的编辑比斯康普，由李卜克内西带着来到马克思家，向他约稿。谈话中又说到了福格特。比斯康普同马克思一样，也认为福格特是受到了波拿巴收买，马克思就顺便向他们两人介绍了福格特的“纲领”，并把从布林德那里得到的消息也告诉了他们。不过，马克思补充说，南德人总是喜欢把事件渲染得有些过分。

卡尔·福格特（1817-1895）

到目前为止，关于福格特的事情还只是说说而已，但四天后，比斯康普没经马克思同意，就在《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根据马克思所转述的布林德的话，直截了当地称福格特为叛国者。比斯康普随即还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日内瓦的福格特。

福格特如果不作反应，那就无异于默认自己是叛国者。于是他出来答复了，这就是在俾尔《商业信使报》上的一封公开信《警告》。他在这封“信”里气愤地把对他的指控说成是诬陷，并把比斯康普的文章说成是受马克思的指使；他更把马克思称作阴谋集团的头目，“警告”工人们提防马克思。马克思对这封“信”并没在意，他劝说比斯康普把“信”在《人民报》上发表了。

不久，李卜克内西在《人民报》承印人霍林格尔那时发现了一份也叫《警告》的传单的校样，内容是揭露福格特的，署名“×”。排字工人证实，这传单是布林德送来的，校样上的修改字迹也是布林德的。李卜克内西就把它寄给了奥格斯堡《总汇报》。6月22日，该报发表了这份传单。

这时候，福格特向法庭起诉，控告《总汇报》对他进行诽谤。在这种情况下，《总汇报》需要由写传单人拿出能证明福格特被法国收买的证据来。可是，本该拿出证据的布林德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个临阵脱逃！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一再找他，他不是矢口否认他是传单作者，就是干脆不在家。当然，他不敢否认在乌尔卡尔特召集的大会上亲口对马克思说过的关于福格特的话，但他却不承认他跟那份传单有联系。这一套出尔反尔的做法让马克思很气恼：这简直是个言而无信的懦夫！

这样一来，马克思就处在了十分被动的地步。按说，诉讼的事跟他毫无关系，而只会给李卜克内西带来麻烦，但马克思既然面对着福格特的挑战，他就绝不会置之不理的。因此，尽管布林德的胆怯畏缩使事情极为不利，马克思还是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对福格特的这场战斗。他从排字工费格勒那里取到了书面声明，证实传单原稿确是出于布林德的手笔，又把这声明寄往奥格斯堡《总汇报》，以便把这个证据提交给法庭。马克思亲自在《总汇报》上写声明，宣布自己认为布林德是作者……由于在福格特事件中弗莱里格拉特的态度十分暧昧，在关键时刻竟宣布自己与此事无关，马克思和这位老朋友之间也出现了深深的裂痕，几乎达到绝交的地步。(www.xing528.com)

福格特进一步扩大攻势，又写出一本小册子，题为《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在这个小册子里，马克思被写成一个敲诈团伙的头目，这个团伙专门向当年留在国内的革命者们敲竹杠，如果他们不把钱送到指定地点，该团伙就向政府揭发他们过去的活动。这一切纯属谎言，但在国内收到了很大效果，因为人们是不愿意去了解核实真实情况的；加上一些报刊如《国民报》之类在一旁推波助澜，于是德国掀起了一阵诬蔑诽谤马克思和他身边的亲密朋友的浪潮。

这一次卑劣的攻势针对的完全不是马克思的信念，而是他的名誉和人格，这使马克思更感愤怒。而且这种攻击伤害的不仅仅是他和他的战友，更严重的是伤害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马克思曾想尽力不让燕妮知道这件事，但那怎么可能呢？而当燕妮一旦了解福格特的无耻谎言之后，她的反应比马克思更为强烈。她决不能听任宵小们把她丈夫和她全家描写成靠敲诈过活的骗子，她全力支持丈夫起来用真相反击福格特。

马克思准备采取两条途径与福格特战斗，一条是就《国民报》的诽谤向法庭起诉，另一条是从文字上对福格特予以驳斥。

马克思经过一番努力，在排字工人们那里弄到了证词，证实揭露福格特的传单的作者确实是布林德，在这种情况下，布林德如果真被弄到法庭上，便很可能要因刑事责任而被捕。但马克思为了布林德的家庭而不愿意让他走到这一步，结果是，布林德的一个叫作卡尔·沙伊伯勒的密友出来发表声明，自称是传单的真正作者。尽管这明摆着是冒名顶替，但马克思毕竟可以满意了。但马克思向奥格斯堡地方法庭起诉《国民报》这件事，却由于“罪证不足”而未被受理。真实的理由当然不是“罪证不足”，而是在于，在德国的各级司法机关眼里，马克思本来就是个大逆不道的人物，《国民报》给马克思泼上了种种污水对他们来说是很开心的。

此路既已不通，马克思就只能用著作来回击福格特了。

写这样一部著作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马克思不得不放下手头的经济学研究，广泛收集资料，研究文件和有关材料，同欧洲和美洲的朋友与熟人们保持密切通信联系。这件工作占去了他整整一年时间。

对于马克思如此坚决地来完成这项工作，不少朋友是不大理解的，认为他是在为一件不值得的事情耗费精力，多少有些得不偿失。就连恩格斯一开始也觉得，目前最重要的是先发表马克思的科学著作，如果做到了这一点，福格特的叫嚣就起不了多大作用了。^[4]但他很快就改变了态度，全力支持马克思反击福格特。马克思在1860年二三月间到曼彻斯特去，同恩格斯详细商量、制订了这部著作的写作计划。

在写作中，这部著作的篇幅一再扩大，最后成了厚厚的一本书。1860年，它以单行本在伦敦出版，书名是《福格特先生》。

这本书在福格特的恶意中伤面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以来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光荣历史作了辩护，同时以对大量资料的分析对比来证实福格特对路易·波拿巴的卖身投靠。马克思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书中的论述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福格特对波拿巴的政治口号一贯亦步亦趋、鹦鹉学舌。由于马克思学识渊博，文学修养深厚，他在整个论述中穿插了大量的历史譬喻、文学名句，使得全书读来少有枯燥之感。一般说来，马克思并不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他那丰富的文学知识，但《福格特先生》是一个例外。

当马克思写《福格特先生》时，他已经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日内瓦的福格特和巴黎的波拿巴之间的那根秘密联络线。到波拿巴的第二帝国垮台后，马克思的揭露完全被证实了：从路易·波拿巴的机密费中人们发现了1859年8月的收条，写明福格特领取了4万法郎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