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写的文章，有不少是评论西方列强与东方落后国家的关系的。它们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土耳其、伊朗、印度、阿富汗、中国、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它们虽然都是依政局发展而不时为报刊写的“时评”，但其中仍贯穿着马克思对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以及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问题的一般看法。
我们知道，19世纪中后期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向东方加快扩张的时期。争夺巴尔干、瓜分“奥斯曼遗产”、深入中东、进一步加强对印度的控制、接二连三地发动对华战争以砸开中国封闭的门户……都在这一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列强不只是依仗先进的技术所生产出的商品，他们更依仗手中先进的武器，去实现血与火的军事征服。
马克思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在东方的野蛮殖民主义政策，持一种强烈的道德上的谴责。对于一位革命者来说，这是必然的：他正在为了争取自己人民的自由而不懈战斗，对于自己的敌人在另一个地方的罪行，又怎么能不表示出深深的愤恨！马克思在论及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时这样写道：
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2]
因此，马克思无论是在讲到英印当局对印度民族大起义的镇压时（这方面的文章在1857-1858年时特别多），还是在评述西方列强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笔下都充满着对东方民族的同情和对西方殖民者的嫌恶。
例如，马克思称1856年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为“极端不义的战争”，他谴责说：“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13]
正当欧洲报刊上响起一片对印度起义者的“暴力行为”的诅咒时，马克思却力图在文章中“让大家明白，印度的英国统治者，绝不像他们想在世人面前装扮的那样，是印度人民的非常温和的和无可责难的恩人”[14]。他用丰富的材料叙述了英国统治者对当地人民一贯的残暴冷酷、专横无礼和对人民习俗、信仰的轻侮，通过这些事实他证明，即使起义者真的有英国报刊上所说的那些“暴行”，那也完全是事出有因的。
马克思不仅对殖民地人民反对外来压迫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他甚至对这些斗争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当中国发生太平天国起义时，他提出一个“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5]这是希望落后国家的农民起义能够造成连锁反应把西方的革命发动起来。当然，今天看来这种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当时无论中国的农民还是欧洲的无产者，都远不具备造成马克思所希望的那种局面的能力。马克思的这个“大胆预言”显然是过于大胆了。
然而，马克思的这些文章，最重要的还不在于他对列强的殖民政策和当地人民的反抗表示了态度，而在于他从近代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中对东方落后民族的未来前途提出了看法。
按照马克思的意见，东方民族之所以在近代以来抵挡不住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而沦为被剥夺宰割的对象，首先有其自身的内在原因。关于这种原因，马克思在1853年6月与恩格斯有过一番通信讨论。
1853年6月2日，马克思根据弗朗斯瓦·贝尔尼埃（法国医生、旅行家和作家）的《大莫卧儿等国游记》，向恩格斯说明：“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在于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16]
10天后，恩格斯复信，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并就东方各民族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原因，作了详细的分析。这些分析，马克思随后在论述印度社会的文章中便充分地加以利用了。(www.xing528.com)
6月14日，马克思又写信给恩格斯，提出：“亚洲这一部分的停滞性质（尽管有政治表面上的各种无效果的运动），完全可以用下面两种相互促进的情况来解释：（1）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事情；（2）除了这个政府之外，整个国家（几个较大的城市不算在内）分为许多村社，它们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自己成为一个小天地。”他对这种中央专制政府与封闭孤立的村社的相互作用作了一番详细阐述后，写道：“我认为，很难想象亚洲的专制制度和停滞状态有比这更坚实的基础。”[17]
根据这些通信中的内容，马克思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一再说明，东方社会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闭关自守的小农业、手工业与至高无上的中央专制政权之间的结合，使得社会结构具有任何政治动乱都无法打破的稳固性，从而缺少独立走向更高的社会形态的能力。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印度是这一类型的社会的最好例子：
“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曾经造就无数训练有素的纺工和织工的手织机和手纺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18]
对于中国这个东亚的“天朝大国”，马克思的了解还不像对印度的了解那样多，而且他在中国并没有发现在印度传统社会中起那样重大作用的村社。但他看到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特征与印度是相同的，那就是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与高高在上的中央专制并存，这阻碍了中国与外界的积极交往，以致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都充满盲从驯顺、封闭苟安而又盲目自大的心理。马克思多次对东方民族的这种心理不客气地加以评论。例如关于印度，他指出，在这里“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的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9]。他还描写过中国人的“不顾时势安于现状”。
这种封闭停滞的社会一旦遇上用近代工业装备起来的西方殖民者，就不可避免地要打败仗。所以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20]
在这里，便接触到了一个对我们东方民族来说十分敏感的问题：怎样看待西方资本主义在东方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马克思的回答完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也就是说，他是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不是从抽象的道德情感出发去看待问题的。固然，他承认并称赞落后民族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他深切同情那些地区的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和不幸，他愤怒地谴责西方侵略者的残暴和卑劣，但所有这些都不能妨碍他看出，站在停滞落后的农业文明基础上反对近代大工业文明是注定无望的。他同时也深刻地看到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斗争中道德与历史必然性的错位：“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剧。”[21]
在评价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时，马克思认为，英国给印度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它使印度失掉了自己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并且使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但是，英国同时却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尽管这场革命的制造者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英国不管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因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22]。通过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不自觉地为实现历史的进步、人类的自由创造物质前提，原是资产阶级的任务，也不可能指望它做更多的事情。
在那些面对历史的客观性只会发出悲叹的浪漫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大概很像是在为西方殖民主义作辩护和唱赞歌。但有这种观念的人只表明他们自己的肤浅而已。对于精通辩证法的马克思来说，一方面历史的现实进步是无可阻挡的，任何抱怨悲泣都没有意义，另一方面任何现实又总是“暂时的”，所以马克思完全可以在承认现实必然性的同时又不致落入为它的暂时形式作“辩护”的可悲地步，而是用发展的眼光关注于它的未来，它的自我否定。立足于这种角度，马克思看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未来结果，将会是印度“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的“复兴”。这将会通过两种途径达到：一种是英国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另一种是印度人自己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总之，在马克思看来，通过这两种方式，印度人民将会收到英国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
这些论述代表了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对东方社会问题所持的一般观点。在如今我们这个盛行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世界，这些观点已经被不少人看作是过时的“欧洲中心论”了。但如果人们不是悬浮在从“文化”到“文化”的虚空，而是扎扎实实立足于纷扰“庸俗”然而现实的物质世界，那就不难看到，历史正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方式实现自身的进步的。道德评判毕竟不能代替客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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