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传：驳斥欧洲政治极端说法，揭示英国与俄国外交政策的默契

欧洲国际关系和外交问题，是那些年马克思关心的中心问题之一。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许多文章都是论述这类问题的。

当时欧洲政治中的主要事件，都没有脱出他的视野。例如普奥之间对德意志领导权的争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对外政策及其与雄心勃勃的普鲁士之间的矛盾，巴尔干和近东地区的国际冲突，俄国这个东欧大帝国的扩张野心、英国政府狡猾的对外政策手腕等，都在他那支尖刻机智的笔下得到了分析。由于马克思的政局分析是以深厚广博的历史研究为基础的，所以它们不同于一般的肤浅时评，而是具有很强的历史感。

从1853年10月起，马克思写了一组抨击英国政坛老手帕麦斯顿（先后当过外交大臣、内务大臣、首相）的文章。它们被《纽约每日论坛报》作为社论陆续发表了大部分，同时又由宪章派的《人民报》全部发表。这些文章引起了极大反响。

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简练地分析了帕麦斯顿长期以来所推行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刻画出一个玩弄手腕、圆滑狡诈、惯于挑拨离间、制造纠纷，假装同情人民独立但实际上从来都热衷于出卖别人的英国政客形象。为了写这些文章，马克思细心地分析了半个世纪的英国蓝皮书、议会报告、外交报告，还有大量的国际条约和外交文件汇编、评论集以及报刊材料。结果他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帕麦斯顿数十年以前就把自己出卖给俄国了”^[11]。这种说法看来是有些极端过火了，但却揭示出一个事实：英国外交政策长期以来确实同俄国外交政策存在着某种默契，之所以如此，自然是由英国统治阶级的私利所决定的。

有趣的是，由于马克思写了这组文章，他意外地与戴维·乌尔卡尔特这个有名的英国外交家有了往来。乌尔卡尔特是帕麦斯顿外交政策的一贯反对者，在他看来，帕麦斯顿是被俄国收买的奸细，他主张英国应当支持土耳其，全力来反对俄国。反对俄国——他和马克思的共同点就在这里，但也仅仅只有这一个共同点，因为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他们两人都是截然对立的。乌尔卡尔特是反社会主义革命的，而马克思却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说自己是一个革命者。(www.xing528.com)

他们两人的会见是在1854年2月初。乌尔卡尔特在这之前已经读到了马克思论帕麦斯顿的文章，大加赞赏，因此一会面他便恭维马克思说，那些文章写得就像出自他所热爱的“土耳其人”之手。马克思眼中的这位外交家却“是一个十足的偏执狂”。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承认他在揭露以帕麦斯顿为代表的英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功绩，因而马克思认为可以和这个“主观上无疑是反动分子”的人在唯一的共同点上合作。后来乌尔卡尔特那一派把马克思论帕麦斯顿的政论文出了单行本，大量印行，他们的刊物也发表了马克思的一些文章。

全力号召反对沙皇俄国，甚至主张打一场对沙俄的战争，这是《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19世纪50年代，他们继续坚持这一立场。正因此，对于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他们持一种欢迎的态度，这在他们对克里木战争的评论文章中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他们认为，这毕竟是资本主义民族对落后反动的农奴制民族的作战；英、法战胜俄国，将能削弱这个国际反动势力的最大堡垒在西方的影响。但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战争进程时又认为，英、法一方并不愿意完全打垮沙皇制度，因为它们需要保留沙俄这个欧洲革命的死敌。它们对俄作战时战场是摆在俄国边沿，目的正在于不致使这场战争转变成人民起来反对沙皇专制的战争。

也就在同一时期，为了进一步揭露英国对沙皇俄国的纵容、依赖和“奴颜婢膝”，马克思计划写一本小册子。他在1856年2月研究了许多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几十年的历史文件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俄国那时就是在英国支持下成长为一个大国的。根据这些分析，马克思写成了一组题为“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的历史论文，发表在乌尔卡尔特派的《自由新闻》上。它们以异常尖锐的厌恶态度描述了沙俄怎样由一个内陆国家抢占出海口，扩大版图，变成威胁西欧进步的大帝国，而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各大国又起了怎样的作用——顺便说一下，过去的苏联学术界对马克思揭露沙皇俄国扩张的文章是不大喜欢的，因而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为马克思写的传记，常常设法对这些文章转弯抹角地进行批评贬损，例如说马克思掌握的资料不全面、马克思的评论过于尖刻、马克思受到了“对俄国不怀好意”的西欧史学家的影响等。当苏联官方把先前沙俄统治者的“业绩”视为自己的光荣“传统”时，这样的做法是不难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