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传：观察英国‘世界工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

定居伦敦后，马克思有机会更加切近地观察英国这个“世界工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了。在他19世纪50年代写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评论英国问题的。

我们前面说过，在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中，最初的是由恩格斯以马克思的名义写的，那是分多次连载的、论德国1848年期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文章。在这之后，马克思从1852年8月6日起亲自给该报写稿。他是从评论英国选举中的党派之争开始的。从分析托利党和辉格党的各自立场及彼此间的异同起，马克思陆续对宪章派、自由派也都作了分析；他还时常就议会辩论、内阁政策、政局变化、财政问题、贸易自由、商业繁荣、国债、预算、金融等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文章除了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外，还有许多在英国的报刊上进行了转载，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马克思认为，英国传统政治中主要的两大党——托利党和辉格党，实质上一个代表着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另一个代表着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利益。托利党人是地租的狂热拥护者，对英国旧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恋恋不舍，他们力求保持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而注定要覆灭的制度和政治权力。辉格党人则向资产阶级作一切已被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证明是必然的和急迫的让步。当托利党彻底垮台的时候，辉格党也就失去其历史地位了。

对于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即自由贸易派，马克思称他们为“现代英国社会的正式代表者”。领导这个党派的是英国资产阶级中最积极最坚决的部分——工厂主。他们力求使资产阶级取得不受任何限制、不加任何掩饰的统治，以便资本能够畅行无阻地运动。他们的最终要求必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马克思分析说，这些资产者只是力求实现议会改革，却决不会进行革命。因为，如果说贵族是他们垂死的对手，那么工人阶级却是他们新生的敌人，因此他们宁愿同垂死的对手勾结，也不愿用实在的、并非表面的让步去助长日益成长的、掌握着未来的敌人。但是，马克思仍然相信，资产阶级将在历史必然性的推动下不可避免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把旧英国即过去的英国彻底破坏，成为政权的唯一执掌者。那时工人阶级同资本的斗争就会全面展开，就会走到社会革命这一步。

马克思把宪章派称为“不列颠工人阶级的具有政治积极性的部分”^[8]。他们为之斗争的目标是普选权，但是“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无产阶级在英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9]。(www.xing528.com)

既然给宪章派运动以如此之高的评价，那么在实践中，马克思便自然地对宪章派给予了全力支持。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宪章派中革命派的两个重要领袖乔治·朱利安·哈尼、厄内斯特·琼斯是老朋友了。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宪章派19世纪50年代的活动，不断地给他们的报刊写文章。马克思不光给琼斯的《人民报》写文章不要报酬，而且还跟他一起整天到处奔走为报纸筹集资金。而哈尼，在马克思定居伦敦后就成了他家的不拘礼节的常客。1850年11月，哈尼在他出版的《红色共和党人》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并加按语称这是历来世界上最革命的文件。这也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

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相处中，也有不少不愉快的争吵。正当马克思、恩格斯与维利希等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哈尼却站到了维利希一边。哈尼同维利希他们一起参加会议，一起举行各种活动，这自然让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是生气，于是他们对哈尼的态度也是不客气的。但是，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磕磕绊绊，最终也还是朋友。当他们都已步入老年的时候，哈尼又成为恩格斯的挚友之一。至于琼斯，随着宪章运动在19世纪50年代的日渐衰落，他本人也开始与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接近，热心于同他们一起建立各种协会和委员会。这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批评非常尖锐，1859年甚至一度和他断交。因为在他们看来，琼斯通过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妥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宪章派的革命精神。马克思甚至预言，琼斯“将毁灭自己并搞垮宪章派”^[10]。然而到60年代初，他们的友谊又恢复了。1869年琼斯去世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深感痛心。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宪章派领袖间的聚散离合，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与英国工人运动的关系。在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有着很大的规模，但由于现实的与传统的种种原因，这个岛国始终对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保持着距离。工人中间存在着强大的改良主义情绪，以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对这里工人中的普遍萎靡状况持尖锐批评态度。但他们仍然非常重视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因为在他们看来，英国毕竟具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充足的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