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传：追求学术成果，永不知足

为《纽约每日论坛报》以及临时为其他一些报纸（例如1855年为《新奥得报》）写稿，加上家事的纠缠、流亡者间的争论，都不能妨碍马克思以惊人的速度扩大自己的知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最厌恶的是“空谈家”，他不能允许自己对所研究的对象一知半解却信口开河。因此，无论是为他的构思宏大的经济学著作做准备，还是为报刊写时评，他都要研究有关的一切资料，这种研究又总是从一个问题推展到另一个问题，从一个领域扩大到另一个领域，永不知足。恩格斯有一次半开玩笑地说，马克思不把世界上的书读完，他是不会动手下笔的。

不列颠博物馆

自从定居伦敦后，不列颠博物馆^[7]图书馆就成了马克思每天必到的地方。可以说，马克思把大半生都交给了这里。

坐落在大罗素广场上的不列颠博物馆，是世界闻名的博物馆。1753年，英国政府根据国会的法令接收了汉斯·斯隆爵士遗留下来的私人藏书和文物，建立了这座博物馆。它在1759年正式开放，包括博物馆和图书馆两个基本部分。图书馆里面藏书宏富，从古代东方的罕见文书到近代各门科学的著作、杂志，无所不包。按照1842年英国的版权法规定，凡在英国出版的书报杂志，都必须送一份给这里收藏。它的藏书量逐年增加，因此在1857年又建成了一座更加宏伟的新阅览室。新阅览室设计先进，使用方便，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的舒适、简便。它是圆形的，这是为了使任何一位读者都不致离中心服务台太远并能坐在反光的座位上。所有桌子都彼此隔开，以使读者互不干扰。每张桌子均配有一支羽毛笔和一支钢笔。桌面和椅面都覆以皮革。周围的书架上放满各类参考书、工具书，供人使用。这里借书手续十分简单，服务相当周到，图书馆里的光线和温度也都非常适宜，真是一所供学习者用的最理想场所。

自从1850年6月马克思得到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证后，他的绝大多数著作就都跟这里联系在了一起。除了生病、天气恶劣和暂时离开伦敦外，马克思差不多每天从早9点到晚7点都在这里查资料，做摘要，写著作，晚上回家后又接着工作，经常通宵达旦。这种过度的脑力劳动在不知不觉中吞噬着他的健康。从19世纪50年代前期起，他先前那强壮的身体就开始出毛病了，后来更是时常闹病。头痛、肝病、多年的痔疮……使马克思大受其苦。医生一再警告他停止夜间工作并注意加强锻炼，不得已时，他也只有照办。但一当身体稍稍好转，夜间劳动又恢复了，一切依旧，直到再次病倒。深知他的工作习惯的李卜克内西在他去世多年后说，如果马克思能早下决心过一种正常的生活，那么他肯定会活到今天。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

除了1854年至1856年期间马克思忙着写报刊文章外，其余时间，他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一直是经济学。他深入透彻地钻研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从古希腊的色诺芬一直读到他的同时代人的著作；他研究了各个不同时期的经济史，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史；他还研究了农艺学，特别是农业化学。他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中工艺的应用、科学技术的发明等都有精深的了解。在他的笔记摘录中，他对几个世纪以来数学、物理学以及其他科学在生产中的运用，做了详细记录。对于货币与价格理论、流动资本的周转、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账簿计算等，他都下了极深的功夫。他还读了卷帙浩繁的官方报告，其中包括大量的工厂视察员报告——蓝皮书。这些蓝皮书是被英国议会中的议员们当作废纸卖掉，而马克思又从旧书商那里廉价买来的。(www.xing528.com)

给报刊写国际评论的同时，马克思也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除了先前就喜爱并谙熟的法国历史外，马克思又把目光投向英国、俄国、西班牙、巴尔干……他收集并分析了许多论著、回忆录、官方文件以及史诗、游记，对古代罗马、日耳曼、克尔特、斯拉夫的历史直至近代国际关系、外交史等，也都下了扎扎实实的功夫。19世纪50年代，他的视野扩大到东方和美洲，他把大部头的有关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书都读遍了，也读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关于印度、中亚、东南亚和中国的著作和记述。明白了这些，人们就不会对《资本论》中居然还有一处提到中国清代户部侍郎王茂荫感到奇怪了。

马克思在语言学方面有过人的造诣。李卜克内西说，马克思是运用自己的母语——德语的最卓越的大师和创造者之一。他瞧不起在学院里靠呆板教学法灌输出来的德语。他一方面竭力主张语言的简洁和正确，有时甚至达到咬文嚼字的程度，另一方面又非常注意语言的独创性。在他的著作中，许多严谨的概念都是用形象生动的譬喻和典故表达出来的。梅林认为，马克思对德语的出色运用，使他成为一位德国语言的大师，以致在把他的文字翻译成外文时不免要失去许多神韵。

马克思在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里常坐的位置

我们知道，还在青少年时代，马克思就已经掌握了拉丁语、古希腊语和法语。定居伦敦后，他的英语突飞猛进，很快就能用来写作了。从那时起，英、法、德三种文字就成了他表达思想的基本文字。正像李卜克内西所说，他用英文和法文写作就像真正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一样：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用的是典范的英文，《哲学的贫困》一书用的是典范的法文。

除此以外，马克思也能熟练地用意大利语进行阅读。在伦敦，他读了许多意大利语写成的著作，如但丁、马基雅维利、乔·布鲁诺等人的诗歌和论著。

1854年5月3日，马克思在信中告诉恩格斯，他正在“抽空学西班牙文”。他从卡德龙的《神奇的魔术家》开始，借助于辞典，读了许多有名的西班牙文著作，包括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仅仅不到五六个月后，马克思就能够轻松自如地研究大部头的西班牙文历史和政治专著了。以后，马克思又陆续自学并掌握了其他几门语言，至此，他已能够阅读欧洲的大多数文字。克里木战争期间，他甚至想学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但没能实现。他的记忆力惊人，又相当勤奋，所以学会一门语言对他而言并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