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传：揭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当马克思与维利希、沙佩尔们作激烈斗争的同时，另一个凶猛的敌人——贫困，却让马克思疲于应付，苦不堪言。

从保留下来的信件看，马克思为了弄到一点生活费，几乎动用了所有的亲友关系。他给他们写信，请他们接济。他把自己家里还能找到的一点点值钱东西送进当铺，而燕妮还拖着怀孕的身子到荷兰去找他的姨父求助……

马克思甚至考虑过全家迁居美国。他慎重地请赴美的友人在纽约那里代为找一个立足点，特别是打听一下在那里办报前景如何。在当时，对于贫困交加的流亡者们来说，北美新大陆确实是一个有诱惑力的地方。结果这事没能成功。

恩格斯深知马克思的理论头脑对革命共产主义政党所具有的无比价值。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也为了保证马克思这个理论头脑有进行科学工作所必需的起码生活条件，恩格斯做出了一次决定性的选择：回到他深恶痛绝的“鬼商业”，到曼彻斯特他父亲与别人合开的公司去当职员，这是1850年11月15日前后的事。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尽自己所能接济马克思了。恩格斯在公司的年薪起初是200英镑，这笔钱用于一个人倒还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但他却源源不断地把钱寄给马克思一家，从一英镑直到后来上百镑的大额汇款。这“鬼商业”，恩格斯一干就是20年！

而马克思则留在伦敦，在家庭琐事纠缠和流亡者分歧的双重挤压下，奋力读书写作。他现在又开始写那部早在1844年就准备写的经济学巨著。他每天都到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去，除了读《经济学家》外，他广泛阅读了大量经济学著作，并写下摘要。仅在他1850年9月底之后读过的书里，我们就可以举出：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富拉顿的《论通货的调整》、托伦斯的《罗·皮尔爵士法案原理》、图克的《价格史》第三卷、雷登的《文化的比较统计学》、布莱克的《论调节交换过程的原理》、吉尔巴特的《银行论》《吉米尼书简》、加尔涅的《货币史》、西尼尔的三篇演讲……1851年，他继续在图书馆里加紧准备写作那一巨著。他起初准备在短期内干完这项工作，然后就转向别的研究。但没想到，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里那无穷无尽的藏书，遇上马克思那刨根问底的认真习惯，使得这项研究工作变得旷日持久，成了没有尽头的“苦差”。加上他还要经常与流亡者中的敌对派别做斗争，研究工作更是大受干扰。

恩格斯尽管深知马克思的研究态度，但有时也有些耐不住。他经常催促马克思尽快完成自己的著作，不要过分纠缠在细节里。对于总是用流言和党派斗争来搅扰马克思科学研究的人们，恩格斯简直是厌恶透了。有一次在给马克思的信中，他激愤地抱怨说：

其实，我们根本不曾有过任何党，那些我们至少在正式场合将其算作属于我们一党，我们同时又保有权利在私下称他们为不可救药的蠢材的人，连我们的理论的基本原理都不懂。难道像我们这种逃避官职像逃避鼠疫一样的人，适合于有一个“党”吗？

他甚至主张马克思脱离政治党争，将全部精力投入学术研究之中：“如果你用经济学加以答复，全体流亡者败类对你散布的一切流言飞语还能起什么作用呢？”^[17]

恩格斯的急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马克思之所以为马克思，正是因为他从不脱离政治斗争。不问政治、埋头象牙塔对他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不能接受恩格斯的劝告，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那个最艰难的时期，马克思的朋友越来越少了，被捕的、迁移北美的、在政治上有歧见而分手或疏远了的……1851年5月中旬，老友弗莱里格拉特由科隆迁居伦敦，使马克思非常高兴。弗莱里格拉特这位著名诗人拒绝了伦敦流亡者各派的争相拉拢，宣布他只拥护马克思以及他的支持者。老友的这种态度，当然使马克思深感欣慰。

然而令马克思感到遗憾的是，他的另一位忠实朋友约瑟夫·魏德迈由于生活极其困苦，移居美国去了。魏德迈到美国后，按照马克思的建议，从事出版业。他准备从1852年1月起出版《革命》周刊，邀请马克思和其他朋友们尽快寄去文章。

马克思立即放下手头的经济学研究，全力为魏德迈的刊物写稿，这样，一部题名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的著作诞生了，它是马克思历史学著作中的又一颗明珠。

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的侄子、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为他恢复帝制铺平了道路。这一事件令全欧洲震惊，有关的评论著作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大批冒了出来，“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恩格斯在34年后这样说。

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问世的。恩格斯评价说，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他的评价是公允的。

读这部著作，最初的一个印象就是它的语言辉煌无比，这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也是很突出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后来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语言就是箭和投枪，它的风格是用火烙，用刀杀……这部著作把塔西佗的严肃的愤怒、尤维纳利斯尖刻的讽刺和但丁的神圣的怒火综合在一起了。”^[19]这样的评价是很确当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随处可见妙语：庄重华美的格言，简练的警句，幽默的讽刺，引人入胜的叙述，愤怒的揭露，令人发出会心微笑的譬喻……全都绝妙地结合在一起了，它们忽而闪现出这一方面，忽而又闪现出另一方面，让人真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感。

路易·波拿巴（1808-1873）

如果深入进去，你又会感受到作者那无法驳倒的逻辑。就像透过地表把你引向地心，让你看到层层复杂的地球结构一样，作者把你从喧闹的事件参与者那里带进历史的深层结构，展示了社会政治运动的真正内在脉络。作者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完全是得益于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自己后来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与同一时期出现、不同作者论述同一问题的两部著作作了一个比较，指出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方法的独到之处：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只是对政变的发动者作了一些尖刻俏皮的痛骂，却没有意识到，当他把这个事变描写成一个人的暴力行为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巨人了；而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则相反，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给政变主人公作历史辩护，从而陷入了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常犯的错误。与他们不同，“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20]。(www.xing528.com)

马克思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笔下，路易·波拿巴本人不过是一个野心家加无赖，一个对真正伟大的拿破仑的可笑模仿者，一个没有信念的流氓无产者的首领，一个拙劣戏剧的小丑。正是这样一个人，一手制造了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成了法国政治舞台上的“暴发户”。但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本人有什么过人的本领，而完全是因为过去法国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已经给路易·波拿巴铺好了道路。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在马克思看来，1848年革命与1789年法国革命的情形正好相反。1789年法国革命期间，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它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路线行进。而1848年革命则相反，是沿着下降路线行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背叛使无产阶级遭到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国抛弃了它这个麻烦的伙伴，去依靠秩序党的支持，但秩序党却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了，它还一直以为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有一天却忽然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并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21]

按马克思的分析，革命所以采取这种沿下降路线行进的方式，是由于资产阶级已不同于早期革命的、勇敢的资产阶级了。这时的资产阶级，由于面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已经意识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到处发出反对“社会主义”的声音，甚至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也指责为“社会主义”。这样，它就需要放弃政治权力，以便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的福利，“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地悬在它自己的头上”^[22]。

这种条件使得路易·波拿巴在与议会权力的斗争中一步步取得了胜利。

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成功，得力于他在各个阶级之间玩弄平衡术手腕。他讨好军队、收买警察、欺骗农民，同时巴黎无产阶级也不愿意举行起义来反对政变，因为它不愿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作战。结果，法国就接受了一个好像是超越各阶级之上的冒险家的个人专政。

虽然如此，马克思接着指出，波拿巴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小农由于其经济条件的限制而产生的消极心理。小农人数众多，生活条件相同，但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这样，法国的国民，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组成的那样。由于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能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而是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阳光雨露。

马克思指出，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对拿破仑第一的迷信，路易·波拿巴就是利用这种传统迷信夺得了政权。

但是，马克思强调说，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马克思认为，受到资本奴役的农民，已经不能像拿破仑第一时代那样从国家那里寻求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23]。马克思希望，法国农民一旦对路易·波拿巴失去信心，那时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将会建立起来，如果没有这一联盟的合唱，无产阶级“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一段对法国官僚国家机器的特征的著名描述和分析。马克思认为，这个庞大的官僚行政权力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过去的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马克思从历史发展中考察国家权力的演变，认为过去几年的革命先是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然后再把它推翻；现在它又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以便以后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行政权。马克思的意思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不断扩大膨胀的官僚主义国家终将成为过时的东西而被革命废除。马克思对官僚主义机构是深恶痛绝的，1871年他又提出了革命后用巴黎公社式的政府取代过去的官僚机器治理社会的思想。1917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这种思想表示了赞赏。但与马克思的这种设想相反，后来的苏联却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官僚主义政治体制。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杰作，却是在极端困难的境遇中写作和出版的。家中没有钱，甚至达到由于上衣送进了当铺，马克思已不能出门的“痛快的地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自嘲）；更不妙的是，马克思生了病，多天不能起床。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勉力支撑着写出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足以使他欣慰的是，恩格斯及时的接济和书信给他以很大帮助。事实上，恩格斯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也提供了自己的思想。从1851年12月13日他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提出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些基本观点，马克思在书中则大大发挥了这些观点。

1852年1月1日，马克思写信告诉魏德迈，他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章寄出了。此后，下面各章便接二连三寄往纽约。到3月25日，马克思告诉魏德迈，全部手稿都已寄出。

但正在这时候，魏德迈那里却遇到了困难。由于缺少印刷费，魏德迈无法出版这本书。他把这个不利的消息写信告诉了马克思，这对马克思一家无异于雪上加霜：马克思一岁的小女儿弗兰契斯卡在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后，病死了，全家都处于痛苦中。马克思把这个不幸用一句话告诉了恩格斯（1852年4月14日的信），他的夫人则在后来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凄惨景象：

可怜的孩子与死亡搏斗了三天，受了许多痛苦。失去生命的小躯体停放在后面的小房间里。我们都搬到前面房间，晚上我们睡在地板上，三个活着的孩子同我们睡在一起，我们都为停放在邻室的冰冷而苍白的小天使痛苦。这个可爱的孩子在我们生活上最穷困的时期死去了。我们的德国朋友这时候无力帮助我们。当时经常来我们家的厄内斯特·琼斯曾答应帮助我们，但连他也没有办法。那时躲在我家里、让卡尔修改瑟美列的文稿的匈牙利上校班迪亚，答应暂时给予帮助，但他也是无能为力。当时我迷惘地跑到一个住在附近、常来拜访我们的法国流亡者那里，求他接济我们。他立刻极友善而同情地给了我两英镑，这样才把我的可怜孩子现在安然躺睡的小棺材的钱付清。小女孩出世时没有摇篮，死后也好久得不到最后安息的一席之地。当我们看到她被送进坟墓时，我们是多么伤心啊！^[24]

正当一切希望都似乎已经破灭（马克思语）的时候，峰回路转，出现了一线光明。魏德迈来信说，他意外地遇到了一位来自法兰克福的缝纫工人，这位工人把自己的全部积蓄40美元都交给了魏德迈供其使用。这样，书的出版困难解决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于1852年5月在纽约问世，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共印了1000册。但是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它当时都不畅销。当然，在那个反动势力肆虐的时期，这一结果并不出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