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传，新革命即将爆发

在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同时，马克思在实际事务上也花费了大量精力。革命失败后，各色各样的政治流亡者汇集到伦敦来。像往常一样，刚刚经历了挫折的人们很难接受残酷的现实，他们继续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中，用种种空话来打发无聊的生活，虚无和空想笼罩着他们的情绪。他们大都生活潦倒，朝不保夕，不少人开始自暴自弃，无所事事，靠泡酒馆过活，有的人偷窃、嫖妓、打架。

帮助和救济这些人成了一件大事。尽管马克思自己的生活也处在困难中，但他仍热忱地承担起救济流亡者的工作。

1849年9月18日，马克思参加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全体大会，会上选出了“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当选为委员的有：安东·菲斯特尔、卡尔·马克思、卡尔·布林德、亨利希·鲍威尔、卡尔·普芬德。

委员会发出的呼吁书号召人们共同来帮助贫困的流亡者：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址

朋友们和兄弟们，我们请求你们尽力而为。如果你们希望那化为灰烬的和被束缚的自由重新得到恢复，如果你们同情你们的先进的优秀战士所受的苦难，那么用不着我们特别劝说，你们就会响应我们的号召。

呼吁书还宣布，委员会将每月向全体大会提出公开的报告，同时把报告简要地在德国报纸上发表；为了避免一切谣言，委员会决定今后任何委员都不能从委员会的出纳处领取任何补助金，如果某个委员将来必须申请补助，他就不能同时再做委员。

委员会勤奋工作，尽职尽责，但收入有限。从1849年12月3日委员会的报告看，自9月22日至11月18日，委员会共收入36英镑12先令5¹/₂便士，发放给流亡者和用于印刷费及捐款簿费的支出为26英镑3先令1/₂便士。这样微小的款项用于众多贫困者，实在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流亡者中的争吵和政治分歧也必然波及救济工作。11月，在德意志工人协会全体会议上，该委员会改组成新的委员会，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决定今后主要救济社会民主主义者，但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也不拒绝救济其他党派的流亡者。

这个新的委员会的委员有：卡尔·马克思、奥古斯特·维利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亨利希·鲍威尔、卡尔·普芬德。马克思在委员会中担任了主席。

委员会的负担很重，工作很忙碌。由于从瑞士和法国不断有人被驱逐出境，伦敦的政治流亡者人数大增。委员会每天都会收到流亡者的申请，他们需要衣物，需要起码的饭钱，所有这些都要靠委员会那微薄的募款。委员会不得不把本身的开支尽量压缩，挤出每一个便士用到申请人身上，同时还开办了宿舍和饭厅，为无家可归的流亡者提供一个暂时的避难所。这一切的一切，给马克思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与此同时，他还要为自己家里的日常生活头疼！

在那段最艰苦的岁月里，马克思家中也成了自己同志的救济所。许多人忍饥挨饿，晚上露宿街头，甚至连生病也没钱治。对于这些人，除了让他们住到家里，同他们分享最后一块面包，马克思还能做什么呢？好在马克思夫人尽管自己也贫病加身，却总是以友爱的精神欢迎这些朋友，使他们得到难忘的温暖。

另一件更重要的工作便是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www.xing528.com)

革命时期，同盟的组织事实上已不存在了，盟员们都在各地参加运动。当反动势力得胜后，除了被捕的和牺牲的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纷纷逃往英国。这使得同盟有可能在组织上恢复起来。到1850年，先前的骨干盟员差不多都已集中到伦敦来了，此外还有一些新人补充了进来。当时聚集在马克思周围的有恩格斯、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这些老成员，还有新生力量——前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军官奥古斯特·维利希，他是恩格斯介绍来的，还有商人康拉德·施拉姆、教师威廉·皮佩尔、画家卡尔·普芬德，以及年轻的威廉·李卜克内西，等等。通过皮佩尔，哥丁根的律师约翰内斯·米凯尔从1850年2月起与马克思建立了通信联系，表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后来他也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马克思这时认为，新的革命即将爆发，因此迫切需要重建各地同盟间的联系，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又一场风暴。为了这个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写了一份《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这份告同盟书确信：“革命已经迫近，而这次革命不管将来是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引起的，还是由神圣同盟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引起的，都会加速这种发展。”^[9]

告同盟书认为，德国自由资产者在1848年革命中扮演过的叛徒角色，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将会由民主的小资产者来扮演。小资产阶级根本不愿实现整个社会的彻底变革，而只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改革得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告同盟书指出，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很强大有力的，它不但包括了城市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居民、小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跟着它走的还有农民和尚未得到城市中独立的无产阶级支持的农村无产阶级。这个派别一旦实现了自己的温和要求，就会力争尽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10]。

从这样一种对小资产阶级的认识出发，告同盟书为工人规定的任务是：不应再度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勇敢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精神来争取胜利。工人应当在革命胜利后逼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开始就埋下覆灭的根苗，以便使他们的统治在以后很容易被无产阶级的统治排挤掉。工人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就应针对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那个想要独自从共同的胜利中渔利的党”^[11]表示不信任的态度。工人应当拥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和组织，应当到处提出工人的候选人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候选人相并列，并且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工人候选人当选，甚至在工人候选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也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估计自己的力量，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本党的观点……工人应当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地触动现存的各方面的社会制度，破坏现存社会的正常发展，使他们自己丧失威信，并尽量把生产力、交通工具、工厂、铁路等由国家集中掌握……告同盟书的结尾处再次重申，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这份告同盟书与《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作者创作时怀着同样的情绪。他们耳中回响着刚刚过去的战斗号角，胸中燃烧着继续战斗的火焰，因而“不断革命”成为他们这时唯一可能提出的战斗号召。这种号召也反映着当时大部分革命者的共同情绪。当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特使亨利希·鲍威尔带着这份文件回到德国时，他成功地完成了使命，在许多地方都恢复了先前的组织，建立了联系。被革命失败所严重破坏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现在在德国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然而应当说，告同盟书与《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有着同样的弱点：高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程度，对革命的可能性做了不切实际的预测。今天我们应当根据这种背景去评价“不断革命”的思想，对其错误要有清晰的认识。

在同一背景下，1850年4月中旬，在伦敦产生了一个“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它由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恩格斯、维利希）、宪章派（乔·朱利安·哈尼）、布朗基派（茹·维迪尔·亚当）三个组织联合而成。协会宣布自己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办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协会会章共有6款。6份会章由所有创立人签字后，统一由马克思保存。

但是事实的发展却越来越不符合人们的愿望。在欧洲大陆各国，到1850年夏天，革命的前景似乎日渐黯淡了。经济并没有出现全面危机，倒是出现了新的复兴兆头。这些事实显然动摇了马克思先前的预测，他感到需要坐下来，认真研究和分析新近的经济材料。

1850年6月，马克思设法弄到了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的阅览证。他不顾救助流亡者工作中的种种麻烦、纠纷和自己家中的困难，开始勤奋地读书。他认真研究了近10年来的经济史，读了许多期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对时局的一种新的判断逐渐在他脑中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