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传书摘要：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总结

1849年下半年，反动势力已经在欧洲大陆全面获胜，革命之火一处接一处被扑灭，虽然余烬还在零星地燃烧，但已日渐黯淡。反动势力残酷的报复开始了，革命者一批批被迫到英国来避难。

马克思在离开巴黎前夕给恩格斯的信中，催促他尽快来英国，这一方面是为了他的安全（“普鲁士人会枪毙你两次”——马克思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同恩格斯共同开展一项新的工作。马克思告诉恩格斯：“我在伦敦创办德文杂志肯定有希望。一部分钱已落实。”^[4]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是创办一种杂志来总结革命的经验，以便迎接他们认为很快会重新到来的新的革命。这份杂志应当叫作《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名称表明了它是先前《新莱茵报》的继续，而且它的发起人希望，虽然目前它只是月刊，但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便将其改为双周刊，甚至在可能时改为像英美周刊那样的大型周报；而只要情况允许回到德国，就立刻再把周报改为日报。按照这种办刊方针，马克思多方联络，筹措经费，同汉堡的印刷厂主克勒尔和代销出版商舒贝特签订了合同，并以出版负责人康·施拉姆的名义发出了召股启事，每股50法郎。

然而筹资的事十分艰难。各地的朋友们费尽心力，收效却微不足道。拉萨尔在杜塞尔多夫还没能征集到50个订户，魏德迈预订了100份在法兰克福推销，半年中才收回51盾。革命的失败、反动势力的镇压，使得革命宣传工作几乎开展不起来了。

但这份杂志毕竟没有胎死腹中。百般周折后，它的第一期于1850年3月6日在汉堡出版。这份杂志总共出版了6期，在1850年11月29日出了第5、6期合刊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生命终于悄然结束了。尽管在这期间马克思想尽一切办法来支撑它、维持它，但不利的形势使得它无力再延续下去了。

但就是在这6期评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从瑞士取道热那亚，于1849年11月10日前后来到伦敦）能够发表一系列重要的著作。

最主要的一组文章，是马克思写的关于法国革命的评论，它们刊登在评论的头三期上，1895年恩格斯出版这一著作单行本时，给它加上了总标题“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众多著作中得到公认的一部小型杰作。

现在读这一著作，首先感到的是其中对历史事件进程所作的出色的唯物史观分析。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的一些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确立了唯物史观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随后的大量政论文章中都贯彻了这些原理，但对刚刚过去的一个历史时期就运用这些原理勾画出其基本轮廓，《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却是第一次。

一般说来，在回顾以往的“长时段”历史时，发现其中对历史进程起制约作用的客观力量或许还不算太困难，但在总结当下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时，情况就困难得多了。那时人们要么迷惑在一大堆的主观意志、计划、冲突中，难于找到隐蔽在背后的客观线索，要么容易生硬套用一些概念、原理去剪裁事件，把唯物史观弄成一幅笨拙简单的“讽刺画”。后一种情况，我们在许多半瓶醋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见到的实在不少。对于这些人，我们首先应当请他们读读《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在这部著作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群群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贴了阶级标签的抽象符号；但正是从这些人的思想、情绪和活动中，马克思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背后掩藏着的阶级利益，这些利益的彼此冲突构成了一部丰富多彩但又有规律可循的法兰西1848年革命期间的政治斗争史。它是一幅精心构思但又不着痕迹的鲜明图画，而不是一张由公式连缀起来的机械图纸。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马克思首先从当时的经济条件——金融贵族统治时期的财政困难、国家负债、投机舞弊盛行、腐败堕落、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英国的工商业总危机等等出发论证了二月革命。然后，他用充满个性化的笔调描述了二月革命后各派政治斗争的生动历程。

二月革命“是一个漂亮的革命，是一个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在共同反对王权时，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因此，二月革命能够以“博爱”为自己的口号。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的临时政府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但这些阶级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工人在二月革命中争取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他们的要求却越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这样，就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做斗争。马克思回顾了1848年2月到6月之间的一系列事件，叙述了资产阶级怎样一步步地把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一切中等社会阶层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怎样把工人的代表逐出临时政府，赶到专门常设委员会中去“探求点金石”，怎样逼得巴黎无产阶级别无选择，只有发动起义。这些已注定了无产阶级要失败。(www.xing528.com)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写道，六月起义的失败使无产阶级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夸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了，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5]

接着，马克思描写了六月起义失败后法国各阶级间的斗争。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与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矛盾怎样迅速尖锐起来，它们怎样围绕制宪工作展开角逐，复杂的形势又怎样把“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推上总统宝座——所有这些政治斗争背后的客观线索，在马克思笔下都被一一理清了。他以细致的分析证明，曾参加过反对巴黎无产者的农民在共和国中接连遭遇失望，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资产者的盘剥使他们沦落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1849年6月13日事件后，也成了被镇压的对象。马克思通过历史考察得到这样的结论：农民、小资产者、社会的一般中等阶层逐渐站到了无产阶级阵营，逐渐跟正式共和国处于公开敌对地位，从而被共和国当作敌人来对待。马克思相信，这使得无产阶级和它们将为反对资产阶级而结成“普遍联合”，无产阶级将站在革命联盟的领导地位。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了后来非常有名的“不断革命”的口号：

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一切的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6]

要了解这个口号，就应当先了解作者当时的政治认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在1848年革命刚刚失败的时候，马克思作为离开战场不久的士兵，以满腔战斗激情写下的。他和恩格斯当时都相信，革命将在短期内再度崛起，这种急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心情下，他们两人当时对欧洲革命即将发生的经济条件的估计是过于乐观了。他们在写于1850年三四月间的一篇“国际述评”中就认为，一场“双重危机”即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正在向英国逼近，“英国的双重危机，由于大陆即将同时发生动荡而变得更迅猛、更广泛和更危险，大陆的革命，则由于英国危机对世界市场的冲击而将会具有比以往更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7]。联系到刚刚失败的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恶劣表现，他们确信未来的革命将是由无产阶级推动的、由民主革命不断向前迈进、一直达到彻底的共产主义革命的连续过程，就毫不奇怪了。这种战略设想在逻辑上固然是无懈可击的，但证之以事实却是有不小偏差的，其偏差就在于，它是以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及其矛盾的尖锐性的过高估计为基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们不犯错误，而在于他们总能从切实的实际分析中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在下面很快就要讲到，仅仅在几个月后，他们就根据最新的经济材料，放弃了近期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想法。45年后即1895年，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问世之际回顾了他们两人以及其他许多人当时的急躁想法后承认，他们当时都是不对的，因为历史已经表明，那时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状况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今天应当根据上述事实来认识马克思1850年“不断革命”的思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问题，而是盲目地、抽象地到处搬用“不断革命”，结果就会导致不问实际条件一味制造“革命”的“左”的错误。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前三期还刊登了恩格斯的长文《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与《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相比，恩格斯这篇文章的笔调是轻松诙谐的，这不仅是由于恩格斯的文笔天生幽默，更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由小资产阶级扮演主角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持讽刺嘲弄态度。恩格斯在评论第5、6期合刊上发表的《德国农民战争》一文，则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景式地展现了德国宗教改革时期闵采尔所领导的农民起义。这篇文章虽是讲历史的，但也是对现实有感而发。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评论上写了许多时论和书评。时论包括对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评述，对各国时局的分析；书评则涉猎甚广，从评论著名历史学家基佐的《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到评价日拉丹的《社会主义和捐税》等等。

威廉·沃尔弗、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等马克思的老朋友也都被他发动起来为评论写稿。埃卡留斯是一名裁缝，他写的一篇关于伦敦缝纫业的文章，把小手工业企业在大工业的发展下的日趋没落看作是历史的进步，并认为正是大工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创造了现实条件。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使马克思很高兴，他和恩格斯一起为这篇文章写了按语中，对其评价极高：“无产阶级在街垒里和战场上赢得胜利之前，就以一系列智力上的胜利宣告自己统治的来临。”^[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