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250万人聚集的地方，世界最大的城市，世界经济的中心。
各式各样的建筑在这里交错绵延，其中，有数以百计、耸入云端的高塔，有沉静庄严的宫殿，有喧闹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有大片大片简陋无比的贫民区。一边的壮丽豪华与另一边的赤贫凄凉形成尖锐对比，无怪乎许多初到此地的人们要发出“两个国家”的慨叹。
伦敦又是一个被各种工厂包围着的城市。印刷业、机器制造业和火柴、肥皂、服装等消费品工业在这里都很发达。厚厚的烟尘笼罩在城市上空，使伦敦得到一个“雾都”的恶名，废水流入泰晤士河，让居民们大受其苦。
在方兴未艾的工业化浪潮裹挟之下，伦敦的建筑和街区滚雪球一般向四周扩张，今日还是草木丛生的荒野，几年后就变成了人烟稠密的街道。这种惊人的发展速度，让许多“老伦敦”们也眼花缭乱。
城市发展迅速，公共卫生、住宅设施和城市交通却没跟上。于是，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伦敦“像一块肮脏的海绵，一个满布污水池和水井的蜂窝，水源供应来自于作为污水排除口的河流，疫病跟贫民窟结下了不解之缘，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接连不断地流行的霍乱”。下层民众，尤其是工人，拥挤在狭小低矮的小房子里，几个家庭、几对夫妇共用一个房间，成年子女与父母同居一室的情况并不罕见。个人的隐私和尊严在这样的条件下成了奢侈品，粗野和道德沦落却已司空见惯。
总之，伦敦集中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切特征，它既是工业革命的一首颂歌，又是工业化躯体上生长出的一个肿瘤。
19世纪50年代的伦敦
尽管马克思在这以前已两次来过伦敦，但那毕竟都是匆匆而过，走马观花。当他现在又来到此地时，一切仍然让他感到陌生。他的英语阅读已经没有问题，但会话和写作能力还有不足。英国人沉默、淡漠的性格也使马克思很不适应。应当说，马克思终生都没有真正融入英国社会，他始终都不太喜欢这个国度保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习惯。
但是，这个国度毕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最发达、政治民主发展最充分的地方。它为全世界各色各样的政治流亡者提供了一处相对安全的避难所，他们在这里能够相当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言论，而不必担心受到迫害。这对马克思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马克思再没有遇到先前在普鲁士、布鲁塞尔和巴黎的那种刁难和驱逐。同时，英国给马克思提供了观察、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最好的“实验室”。从这点来说，大陆上的反动势力把马克思赶到英伦岛上，对他反倒成了一件幸事。正是英国、正是伦敦使马克思成为了举世闻名的那个马克思。然而，为此他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个人生活的代价！
这种代价，马克思从一登上伦敦的土地就感觉到了。囊中空空的他寄居在小旅馆里，生了病，而怀孕的燕妮和三个孩子以及海伦·德穆特还留在巴黎，等待他筹集来英国的路费。卧病在床、心烦意乱的马克思在1849年9月5日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叙述了他的困境：
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必需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1](www.xing528.com)
马克思费尽力气，才筹到了这笔宝贵的钱，让燕妮一行在三个星期之后来了伦敦。关于这段经历，燕妮·马克思后来追忆道：
我到达伦敦时，是他去接我的，当时我又病又累，还带着三个疲惫不堪的孩子，他把我安置在莱斯特广场一个裁缝家的供膳宿的小房子里。[2]
这样的环境毕竟是不适合孕妇的。马克思一家很快又搬到了切尔西区安德森街4号较宽敞的房子里。在好几年的紧张、担惊受怕后，全家人本应多少要享受一下平静的生活了。11月5日是英国传统的“火药阴谋”纪念日，因为在1605年的这一天，盖伊·福克斯等暗杀者曾策划炸毁议会大厦，炸死议员和国王。就在这个满街喧闹、孩子们戴着奇形怪状的面具骑着假驴子到处跑的日子里，燕妮生下了第四个孩子格维多，“为了纪念伟大的暗杀者，我们把刚出世的小孩叫作小福克斯”——燕妮后来写道。这是一个生活异常窘困的时期，连可以典当的东西都没有了，而房租和一日三餐却是耽误不得的。马克思不得不把精力零星地耗在到处借钱赊账以维持生计的可怕折磨里。由于请不起奶妈，燕妮尽管胸背皆痛，仍决定自己给孩子哺乳。这位母亲在一封给友人的信里写道：“……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疼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
切尔西区安德森街4号
在度过了烦恼的几个月后，麻烦又降临了。一天，房东来了，要马克思一家支付房租5英镑，因为尽管他们向二房东付了房租，房东本人却没收到这笔钱。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时刻，燕妮给我们留下了对当时场景的描述：
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我们的朋友施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把出卖了的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车——您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当时天气已晚，太阳已经落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当我们卖掉了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1号德国旅馆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付5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下来了。
但厄运似乎远没有尽头。因为东拼西凑也交不齐每星期的房租，有一天旅馆老板拒绝开早饭，于是马克思一家只好另找住处。他们住进了索荷区第恩街64号一个犹太花边商的两间简陋的小房里，在那里忍受了几个月的折磨后，他们的小格维多死了。“这个不幸的孩子成了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马克思在一封信里痛心地说。
在这样的沉重负担下，马克思和他的妻子都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在马克思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对于自己家庭的恶劣处境极为烦恼，但他总能重新振作起来，以乐观豁达的心情去迎接困难。他的通信中时时流露出的特有的幽默，表现了这个伟大人物的宽广心胸。至于燕妮，她要比丈夫承受更多更大的家庭苦难，她的书信文字中描述的那数不尽的遭遇，让后人读了不能不感到心灵上的巨大震颤。但燕妮的坚定和忠诚却更加感人肺腑。她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同丈夫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她表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绝不是孤独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3]
索荷区第恩街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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