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传：德国资产阶级的客观地位和物质利益真相

当三月革命一周年临近的时候，人们愈来愈感到，德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表现太让人失望了。它身上并没有显示出早先英国、北美和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的那种青年人的勇敢豪迈，倒是像老头子那样孱弱无力，似乎总是害怕自己的胜利似的。

《新莱茵报》对资产阶级愈来愈不满意了，对它的评价也愈来愈不客气。《新莱茵报》现在开始让视线离开资产阶级，更多地注意工人阶级。

马克思写了一组文章（《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孟德斯鸠第五十六》《康普豪森》等）来分析由于资产阶级软弱无力而使封建反革命势力获胜的原因。马克思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事情归咎于某一个康普豪森、某一个汉泽曼身上，他们只不过是阶级的传声筒。真正的原因在于德国资产阶级的客观地位和物质利益。德国革命时的资产阶级与英法革命时的资产阶级不同。英法革命时，“资产阶级都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阶层，不是还没有与资产阶级的不同的任何单独的利益，就是还没有组成为一些独立发展的阶级或一个阶级的几个部分”^[16]。因而这时的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是勇猛的、毫无顾忌的、富于进取的，而1848年时的德国资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却是生不逢时的，它“发展得如此萎靡、畏缩、缓慢，以致当它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峙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相对峙的了”^[17]。由于这种原因，它“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代表旧社会的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而是“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它“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它“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它“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政权时的形象”。

马克思对德国资产阶级做了这样的分析后，认为德国三月革命是无法同1640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相比的，它的光芒只不过像一个早已消逝了的遥远星球所发出的光而已。

由于确信德国资产阶级已经完全不中用了，马克思把1849年局势发展的希望寄托到了工人阶级身上。他期盼着“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的起义”会引发全欧的战争，从而促成各大国的革命，带来柳暗花明的前景。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也是当时工人阶级组织中相当普遍的看法。1849年3月19日晚，由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举办了柏林街垒战一周年的纪念宴会。大厅挤得满满的，共有五六千人，外面还有好几千人在街上等机会进去。宴会上祝酒者们对工人和下层民众充满了希望，至于对资产阶级这个本来的革命主角，祝酒者根本就没有提到。《新莱茵报》报道了这次盛况。

马克思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分析是深刻的。这个阶级确实不堪重任，因而1848年革命只能以失败终结。后来，德国的统一和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任务是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方式，由镇压了革命但又不自觉地充当了“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容克去完成的，说到底是由经济发展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制力量完成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不喜欢这种方式，但他们后来还是承认了它的意义。至于1848年期间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期望，则为历史所证明是一种过高的期望。当时无论法国还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达到能够发动革命、建立“社会共和国”的程度。对此，恩格斯晚年也公开承认了。

这样，到1849年春，革命事实上已很难重振先前的声势了，反革命在维也纳和柏林已经取得了胜利，下一步，他们就要发起最后的反击，来彻底扑灭革命的余火。

科隆的形势显然也越来越紧了。一场阴谋正在酝酿中。科隆要塞司令向警察厅长提议，要把马克思作为“危险人物”驱逐出境，警察厅长虽然很希望这样做，但心有顾虑，担心只是由于报纸的危险倾向“而没有特别的外部原因”便驱逐马克思，会引起民主派的抗议。警察厅长去找行政区政府，行政区政府又去内务大臣曼托伊费尔那里寻求指示。曼托伊费尔同莱茵省省长艾希曼经过一轮商议后，表示说并不反对驱逐，但要由科隆政府自己去决定什么时候最适宜。这样，驱逐已定，科隆当局只需要寻找一个最好的时机和恰当的罪名了。

驻科隆当地的那些粗鲁军汉也开始找麻烦。3月1日和2日，第16步兵团第8连有两个军士气势汹汹地跑到马克思家来，要求说出是谁在《新莱茵报》2月28日号上写了揭露他们连长滥用职权的文章。这两个家伙向马克思威胁说，要是不把这个作者交出来，他们将“再也不能约束他们的人”，那时事情就可能严重了。他们正得意忘形时，突然瞥见马克思衣袋中似乎掖了一把手枪，于是相互使个眼色，知难而退了。

为了这件事，马克思致信当地卫戍司令，要求对事情进行调查，“并把这种奇特的蛮横要求给我解释清楚”。

3月15日，马克思又收到一封“第34步兵团士兵”的匿名恐吓信。

在阴影逐渐笼罩过来的这段时间里，马克思和《新莱茵报》反而加紧了宣传鼓动，现在他们的话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讲的，意图是促使工人阶级独立行动起来。从4月5日起，马克思开始在《新莱茵报》上连载《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这篇文章是他在1847年12月在布鲁塞尔给当地德国工人做的讲座，里面用最通俗的语言讲解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奥秘。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决定建议各分会根据这篇文章讨论“社会问题”，同时也号召德国各工人联合会讨论这篇文章。

4月14日，马克思、沙佩尔、安内克和威廉·沃尔弗发表了一项声明，退出各民主团体莱茵区域委员会，因为“各民主团体的现行组织成分过于庞杂，这势必将妨碍有利于事业的有效活动的开展”，“我们认为最好是建立一个由单一成分组成的工人联合会的更为严密的组织”^[18]。

两天后，工人联合会一致决定参加德意志各工人团体联合会，还决定派代表参加在莱比锡举行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在此之前，已定于5月6日在科隆先召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各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马克思参加了这次大会的筹备委员会。

可是工人组织已经没有时间实现联合了。5月份，在一场新的较量里，来自反动势力的决定性打击终于降临了。

在反反复复的讨论、斟酌、修改之后，法兰克福的全德国民议会总算在3月28日通过了一部帝国宪法。这部宪法规定了不少民主自由，却又把行政权授给皇帝为首的帝国政府；宪法对于封建租税和劳役也并未废除；宪法确实把民主自由写到了纸上，但并不知道怎么去实行它。

对于这个冠冕堂皇的玩意儿，各邦政府都不屑一顾地拒绝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推开了议会献给他的全德帝国皇冠，等于给了法兰克福那些虔诚的议员们一记耳光。

但不管怎样，这个宪法毕竟讲了一些人民的主权，所以各地的民主主义者们还是决定奋起保卫它。在封建势力的威胁面前，德累斯顿在5月3日首先爆发了起义，人民拿起武器，筑起街垒，当地军队也大部分转向人民一边。爱北斐特、杜塞尔多夫、佐林根、伊塞隆等地也纷纷举起义旗。一时之间，仿佛又一次革命运动揭幕了。

科隆市人心激动，纷传又要实行戒严了。种种迹象表明，政府在征集军队，准备大举镇压起义。各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召开了代表大会，决定支持帝国宪法。《新莱茵报》接连发表急如星火的文章，向工人们警告：“他们是否打算听任普鲁士的那些大人先生们给他们指定发动起义的日期？”^[19]

“普鲁士的大人先生们”动作确实很快。萨克森和普鲁士的军队以优势兵力同德累斯顿的起义者激战了六天，最后终于弹压了起义。

但是其他地方的起义也很让反动势力手忙脚乱了一阵子。当听到爱北斐特起义的消息时，恩格斯立即赶过去参加，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直接投入战斗。他带去了两箱子弹，并向当地起义者的安全委员会作了关于科隆局势的报告。他被委任负责修筑街垒，安装大炮。他高效率地组织起一支工兵部队，修建和改建了不少街垒，并且跟当地的武装工人们交上了好朋友，得到了他们的绝对信任。恩格斯靠着他的忠实、热情和精干，很受起义领导人的器重，卫戍司令每次召开军事会议总是邀请他参加。

四天过后，爱北斐特的资产者对恩格斯的到来害怕了，时刻担心他会突然率领工人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他们去找安全委员会，一致要求把这个危险的恩格斯赶走。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感到很难说出口，但主席赫希斯特最后还是向恩格斯表示了这层意思。

当地武装工人们闻讯后不答应了，他们要求恩格斯“留下来”！他们保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恩格斯却不愿因个人原因引起起义队伍中间的内讧，于是冷静地安抚了工人的激愤情绪，移交了工作，悄然离开了。

爱北斐特的起义很快失败了，其他地方的起义也一个接一个失败了。当局成立了特别军事法庭，凡敢于实行武装反抗的，按军法立即处决。普鲁士国王向入选法兰克福的普鲁士议员们发出敕令，宣告他们的委托书已经失效，并要求他们“绝不要再出席议会以后的各次会议”。(www.xing528.com)

全面的反攻开始了。

《新莱茵报》成了第一批报复对象。这次，当局鉴于上两次诉讼的失败，不想再到法庭上同《新莱茵报》较量了，心想干脆直接给该报纸定罪吧！于是他们给报纸总编马克思送去了下面的命令：

查最近几号《新莱茵报》愈益坚决地煽动居民蔑视现存政府，号召暴力革命和建立社会共和国。故该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博士应予被剥夺其外人待遇法，因它已遭彼粗暴之破坏，鉴于彼未被允准继续留居普鲁士国土，应令其于24小时之内离境。若彼对此项要求不服，应着即押送出境。

《新莱茵报》最后一号

其余的编辑也都受到各种迫害。有的跟马克思一样作为“外国人”被驱逐出境，有的受到法律追究，恩格斯就因参加过爱北斐特起义被控触犯刑法，当局发出了对他的通缉令。

《新莱茵报》这份一年来让反动势力狂怒不已的报纸，现在终于走到了自己的尽头。

但在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刷的最后一号上，人们读到的却是豪迈的语言，必胜的信心。

弗莱里格拉特的告别诗写道：

别了！只是并非永别！

他们消灭不了我们的精神，弟兄们！

当钟声一响，生命复临，我还要生气勃勃地回到你们身边！

当最后的王座倾覆，

当人民走上法庭，

喊出无情的声音：“你们有罪”，

那时候我还要重新回到你们身边。

我这个被放逐的叛乱者，

作为一个忠实于到处起义的人民的战友，

将在多瑙河畔和莱茵河边，

用言语和武器参加战斗！

马克思用利剑一样的语言给当局留下了这样的预告：

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20]

《新莱茵报》在向科隆工人告别时，提醒他们不要举行任何起义，因为目前反动派已做好一切准备，起义只会失败。《新莱茵报》的编辑们最后对工人们所给予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用感人肺腑的语言告别：

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21]